吉普赛人的智慧与未来

吉普赛智慧的明天

近百年来,吉普赛人的生活环境并没有实质性的转变。虽然人权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像吉普赛人这样没有家园、没有土地、浪迹全球的特殊民族的问题却普遍被忽略和遗忘了。吉普赛人和其他民族的文化距离也越拉越远。

作为一个充满生活渴望的民族,吉普赛人绝不会甘愿为时代和社会所抛弃。战后,随着吉普赛人民族意识和自主意识日益觉醒,他们开始有组织地为改变和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呐喊、抗争、奋斗。一些有识之士也为此大声疾呼,比如,瑞典议员丹尼尔·维克鲁德在斯特拉斯堡社会与保健问题委员会上曾说:“吉普赛人经常遭受歧视,这个事实使他们在许多方面的处境更加恶化了。这完全不符合欧洲人权会议的基本思想和联合国通过的人权宣言的精神。这种相当明显的、应当受到谴责的歧视,阻碍了吉普赛人的发展,因此,采取必要的措施来结束这种歧视是当务之急。”^[1]

吉普赛人在近现代所遭受的迫害是空前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吉普赛人与犹太人一样遭到了德国法西斯的血腥屠杀。据统计,惨遭纳粹毒手的吉普赛人至少在50万以上。战后,虽然吉普赛人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但是,种族偏见仍然残存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在法国,1969年1月3日,政府颁布了一项法令,吉普赛人外出必须携带“通行证”,以便警察当局随时进行检查。法国政府没有对任何民族集团的国内迁徙作出具体限制,唯独对吉普赛人制定了一系列歧视性限制。该法令第7条规定,流浪的吉普赛人归属于哪个行政区管理,应由地方行政长官决定,而不是由他们自己作主。英国也针对吉普赛人的流浪习俗在1959年作出规定:“凡未经法律许可或宽宥而在公路上宿营者便是犯法。”1974年3月,法国赫尔德市发生了一幕丑闻,报界大肆张扬。在该市议会所在地发现了一个有10个孩子的吉普赛家庭,市长亲自签署命令,“为社会治安负责”,政府派人用推土机将这家简陋的木屋推倒,放火烧毁,然后命令主人将全部牲畜和家禽杀掉,并将全家逐出该地。各国政府法令的着眼点是迫使吉普赛人放弃流浪习俗,归化本国民族。这对长期过着游荡生活的吉普赛人来说,显然是难以忍受的。难怪吉普赛人传教士马克西莫斯把生活在东欧国家的吉普赛人比作笼子里的小鸟。(www.xing528.com)

近几年,吉普赛人的母国印度的政府开始对他们的命运表示关注。1974年6月,印度议会发言人G·S·迪隆说:“欧洲吉普赛人来源于印度的旁遮普。”印度前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也多次表达了同情和关切。然而,吉普赛人毕竟已经离乡多年,他们的乡土观念是极其淡薄的,加上印度政府其实对吉普赛人的生活现状是鞭长莫及的,因此,要赢得民族的自尊和自强,还得靠吉普赛人自己。

从60年代起,一些欧洲国家相继成立了吉普赛人自己的组织。东欧的罗姆人社会和文化协会已初具规模。1965年,罗姆人国际委员会正式成立,法国、英国、芬兰、希腊、原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等国的协会都是这个国际委员会的成员。1967年5月15日,由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的莱里达省吉普赛人文化协会组织的吉普赛人世界代表大会召开,来自前苏联、墨西哥、法国、原联邦德国、南斯拉夫、英国、印度、委内瑞拉、瑞士、瑞典、匈牙利、葡萄牙、意大利和西班牙14个国家的50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代表们就“国际社会中的吉普赛人”、“吉普赛人与宗教的关系”、“吉普赛人的传统文化”、“吉普赛协会目前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讨论。1971年4月,第一届罗姆人代表大会于伦敦召开,大会强调要“缔造一个符合我们生活方式和信仰的未来”,并专门成立了一个审查战争罪行的委员会,向原联邦德国提出赔偿二战损失的要求,但最终遭到拒绝。1978年4月又在日内瓦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会期4天,出席代表包括欧美、印度、巴基斯坦等27国的100多位代表。1981年5月17日,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德国的格廷根举行,来自32个国家的大约300名吉普赛人代表提出了一个重大决议,要求建立一个吉普赛人的世界统一组织。前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勃兰特祝贺这次大会的召开。

对吉普赛民族而言,内在的凝聚力也许是与外在的压力成正比的,外在的压迫愈是强大,吉普赛群体愈是团结,愈是具有无畏的抗争精神。数百年的种族迫害无法从世界上抹去吉普赛的名字,反而使他们在磨难中日益坚强和团结起来。吉普赛人不再是单枪匹马地与恶势力对抗,不再是忍气吞声地妥协和默认,而是以组织的形式去争取民族的主权。1980年6月,芬兰的“罗姆文化中心”召开大会,制定了《罗姆政治文化纲领草案》,呼吁各国政府和各界人士倾听吉普赛人的声音,让现在靠人工呼吸维持的吉普赛文化复兴起来,以完整和独立的形象步入人类文化的广阔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