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教育在吉普赛人中的生存之道

田野教育

规范化的教育在昔日的吉普赛人中间是不存在的。吉普赛人借助音乐、民间文学等形式传递着民族文化的血脉。然而,随着岁月的变迁,吉普赛文化经受着现代文明的剧烈冲击,为了保存和复兴民族文化,他们主动借鉴外族经验,教育兴邦,外族的教育模式配合吉普赛人的文化精髓,如今已在各国出现。

由于罗姆语曾一度是一种口语,因此,判定吉普赛人的文盲比率,往往是依据他们对所在国语言的识字程度而定的。数十年前的统计资料告诉我们,绝大多数吉普赛人是文盲,几乎全部成年吉普赛人都不识字。1964年匈牙利官方统计,该国的吉普赛人文盲比率为30%。时至今日,住在原联邦德国境内的数万成年吉普赛人,还有35%的人是文盲,80%的人未完成小学课程。

吉普赛人的高文盲率与多方面的因素有关。首先,吉普赛人的生活方式流动性极强,不适合于固定的规范化、系统化教育。其次,吉普赛人历来拥有一套自成一体、自圆其说的教育观点,不信任外族的教育。在他们看来,学生在学校用午餐、几个孩子一起上厕所、男女孩子在游戏中手拉手、开设生理卫生课等都是违反“麦里姆”戒律的。吉普赛人主张“田野教育”,认为生活本身就是一所学校,生存技能通过实践来获得,而抽象的人生哲理则通过民间故事、音乐等形式来传达。他们曾固执地认为,接受外族教育,学习别国文字,就是接受异族的同化和兼并。因此,拒绝教育、拒绝教化曾是吉普赛人自我保护的手段。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外族的歧视和迫害。由于种族偏见根深蒂固,校方和学生家长的排斥态度构成了吉普赛孩子求学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开除这些学生的事情屡见不鲜。1969年,匈牙利曾有一位乡村小学负责人,拒绝接受吉普赛儿童入学,其理由是这些孩子太脏,会把疾病带给其他儿童。大部分吉普赛儿童只读完低年级,越到高年级,人数就越少。在捷克和斯洛伐克,每6名吉普赛儿童中只有1名完成高年级的学业,上中学的连1%都不到。在南斯拉夫,上中学的比例也只达到2%。在塞尔维亚地区,每60个吉普赛孩子中最多只有1个上中学,目前吉普赛大学生不过百人,从事医生、律师、工程师等脑力劳动的吉普赛人也只有二、三百人。(www.xing528.com)

外族愈是压迫,吉普赛人愈是拒斥教育,他们的文化程度和生活条件愈是难以改善。这已经形成了一个可怕的“马太效应”。然而,近几十年来,工业文明猛烈冲击着吉普赛传统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在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吉普赛人生存状况的落伍是惊人的。要生存下去,就必须适应这种变革,投身到社会的大循环中去。一种开放和创新的教育观念在吉普赛人中间酝酿、成熟。

一些国家的吉普赛人主动走进当地学校,接受教育,并且逐渐凭文化教育程度和智慧跻身社会生活。在接受外族教育模式的同时,他们绝不放弃本民族的语言。书面的罗姆语成为许多吉普赛学童的必修课。在匈牙利,已有几所学校尝试性地开展罗姆语课堂教学,布达佩斯大学有个专家小组从事罗姆语的研究。但是,书面罗姆语的普及仍遇到巨大阻力,主要是外族的不重视,比如,尽管马其顿共和国出版了一本罗姆语语法,但吉普赛学生不能在课堂上使用它。

巨大的阻力只能更强烈地激发起这个弱小民族的觉醒意识,吉普赛人的受教育程度和范围正在逐步递增,罗姆语的普及程度也正在有组织、有计划地增长。在南斯拉夫,多年以前,吉普赛人曾上街游行示威,反对“茨冈”这个称呼。现在,大众传播媒体中的“茨冈”一词已被“罗姆”替代,这一改变实质是确定罗姆语的社会地位。在尼什和特托沃,电台定期用罗姆语广播,在贝尔格莱德,一本罗姆语的杂志也公开出版。在前苏联,莫斯科罗姆剧院的团长乔·康蒂是苏联作协会员,1970年他出版了一本诗集,这是战后苏联出版的第一本罗姆语书。

前苏联吉普赛作家拉科·切伦科夫曾说:“现在苏联很难遇到吉普赛文盲,战前却不然,有些集团,如聚集在比萨拉比亚的吉普赛人没有人识字。今天吉普赛人的年轻一代经过8年或10年教育,在城镇里几乎无法从文化程度上区别吉普赛人和其他民族的人。但是他们并没有丢掉自己的语言和民族意识。”这番话虽然不免有些夸张成份,但基本是有根据的。有位中国的音乐工作者曾在印度参观了一所吉普赛孤儿学校。这是一所包括学习文化、技术及生活等一切设施的中等规模的寄宿学校。学生全是失去父母或双亲缺一的吉普赛儿童,年龄从四、五岁到十七八岁,根据年龄分班,食宿均由学校供给。到了18岁,如果他们能够生活自理,并有一定的文化和技能,就让他们到社会上去闯荡自立。学校由3人组成的管理委员会负责,梅农夫人是委员会主席。学校聘请了教授文化、技术及管理生活的各类教师,经费由管委会向社会募捐。目睹这一切,这位中国的音乐工作者颇为感慨,如今的吉普赛人已经远不是印度影片《大篷车》里那些苦难的游民。吉普赛人正在一个全新的社会和时代里,塑造一个全新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