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姆语：多元融合的语言智慧

罗姆语:宽容的智慧

罗姆语是一种充满矛盾的语言。它是全世界吉普赛人的共同语言,数百年来,吉普赛人顽强地维护和延续着古老的语言传统,以此捍卫和整合着民族文化的生机。同时,它又是一种不统一的语言,世界各地的罗姆语都融合了当地的语言智慧,呈现出五彩缤纷的地域特色,体现出吉普赛人在语言方面的宽容气度和智慧。

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以语言为线索,揭开了吉普赛人的身世之谜。吉普赛人的语言属于印欧语系的新印度语,与印度西北地区的达尔汀库方言相近。罗姆语的不少词根和语法形式都是从梵语中演化出来的,比如,各地罗姆方言的元音和辅音体系与古印度梵语存在着密切的对应关系。语言是文化的精髓,也是护卫民族生命的坚硬盔甲。一个语言沦丧的民族,无需多久就会被异族完全同化。运用一种语言说话,其实意味着运用一种特定的思维方式来观察、思考和解决问题。因此,永不放弃传统语言,也就是坚定地捍卫民族的独立性和完整性,这正是吉普赛人的智慧。另一方面,语言也是凝聚和整合民族的一只看不见的手,世界各地的吉普赛人会受所在国文化的影响,生活方式千差万别,但是,语言的相似性和互通性使他们结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芬兰的“罗姆文化中心”主席尤尔耶·戴赫德莱认为,语言是吉普赛文化发展的先决条件。从争取保持这个少数民族丰富的文化观点来看,讲授和发展吉普赛人的语言是“文化中心”的最重要的任务。吉普赛语言学家尤·科依维斯托指出:“就像没有船长便没有轮船一样,没有吉普赛人的语言便没有吉普赛人。”

吉普赛人走遍千山万水,生活在形形色色的语言环境中,语言表达方式势必受到各民族的影响。吉普赛人的智慧在于并不死抱着传统不放,而是大胆而广泛地吸收各民族的语言智慧,并且转化为自己独特的财富,显示了一种兼容并蓄的胸怀。按照语言学家密克罗斯基的分析,现代罗姆语除了印度语的出身外,还存在着13种不同的语源:希腊语、罗马尼亚语、匈牙利语、捷克和斯洛伐克语、德语、波兰语、俄语、芬兰语、北欧日耳曼语、意大利语、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语、威尔士语、西班牙语。事实上,罗姆语所综合的异族语言成份还远不止这些,如亚美尼亚语、波斯语、埃及语、土耳其语、法语、英语等,都曾滋养和影响过罗姆语。现代罗姆语中的众多外来词汇正是这种文化交流的见证,比如,罗姆语中的骨头、马蹄铁、钉子、道路这些词都来源于希腊语,“敌人”(doshman)一词源于波斯语doshman,“商店”(bolta)一词源于罗马尼亚语boltǎ,“罪恶”(bino)一词源于匈牙利语bün,还有像“声音”(glas)、“池塘”(rebniko)、“陵墓”(grob)、“足够”(dosta)、“但是”(ale)等词都来源于斯洛伐克语。这些外来词汇和表达方式极大地丰富了吉普赛人的语言宝库,同时也使罗姆语处于永恒的变革和进化之中,不致于因老化而僵死。

由于受所在国语言的潜在影响,罗姆语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地域特色的方言,每一种方言都与所在国的语言存在着契合之处。这就出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比如,德国南部山区的农民已经能够听懂半德语化的德国罗姆方言,但这里的吉普赛人与他们生活在西班牙安达露西亚的同胞却无法交流,原因是两地的罗姆语都已变味了,方言之间难以沟通。由此可见,吉普赛人的语言任其自由发展,呈现出丰富多彩的个性侧面,这也折射出吉普赛人勇于适应环境、变革自我的精神。

罗姆语是一个松散的统一体。尽管各地方言不尽相同,但是,相互间的共同语源和契合仍随处可见。例如,在任何地方的罗姆语方言中,都能找到诸如“巴尼”(水)、“芒罗”(面包)、“玛斯”(肉)、“隆”(盐)等这样一些共同的词汇。正是这些词汇使各地吉普赛方言表现出亲缘关系。

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一方面,外族的语言环境影响着罗姆语的生长,另一方面,吉普赛人的语言智慧也向外输出,为外族所用。例如,法国19世纪作家欧仁·苏的小说《巴黎的秘密》中,盗贼把刀子叫作“旭冷”(chourin),这是从罗姆语“托利”(tohouri)演变过来的,法国江洋大盗维杜克把马叫做“格莱斯”,也是从罗姆语gras、gre、graste、gris转化而来的。由于吉普赛人多生活于社会底层,因此,罗姆语对民间秘密语、行话影响甚大。(www.xing528.com)

吉普赛人除了讲罗姆语之外,一般都能讲所在国语言,有的甚至能讲多国语言。罗姆语成为吉普赛团体的土语,在处理涉外事物时,他们都用所在国语言。外族的歧视更强化了这种趋势,一位居住于耶路撒冷的吉普赛铁匠如是说:“我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讲吉普赛语,因为阿拉伯人会拿我取笑,所以我只能在家里讲。”吉普赛人的语言接受能力极强,熟练地使用两三国语言是他们生存的前提条件。双语或者多语的表达能力对吉普赛人的思维方式具有重大意义。一种语言的娴熟运用,意味着一个全新视野的拓展。语言为我们打开了智慧的窗口,接受和消化一种新鲜的语言,另一个未知世界的智慧浪花便向我们扑面涌来。

意大利学者G·卡尔切拉特罗在《每日》周刊上撰文指出:“吉普赛人的文化,经过不同的迁移,变成再生的、混合的和被同化了的文化,它的传播仅仅是依靠口语。它是一种不统一的语言,而可以说纯粹是无数的土语夹杂着他们所在各国的官方语言的混合物。”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罗姆语一直是作为口语而传播的。这是一种没有书写字母的语言,完全凭借口头传授和表达,就好像吉普赛人的弗拉门戈舞和器乐演奏,从来就不存在印刷的乐谱,而纯粹是即兴的表演。

由于吉普赛人特定的生活方式,文字的创立和教育的普及具有相当大的难度。这是罗姆语一直难以文字化和规范化的客观限制。然而,主观因素的作用仍是巨大的。在外族的强大压迫和渗透下,吉普赛人始终把罗姆语当作抵御文化殖民侵略的盾牌,当作保存秘密的独特交流方式。当吉普赛人中间始终存在着这样一种秘密语,外族的同化策略便无计可施了,因为外族无法介入吉普赛人的传播网络。

进入20世纪,吉普赛人的语言发展迈进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尤其是近几十年来,随着社会环境的良性发展,普及教育成为可能,但是与此同时,一个危机也出现了,传统的罗姆语正在萎缩,许多土语已变得异常贫乏,特别是有些隐语已经消失,而年轻人则对所在国的官方语言日益感兴趣,对罗姆语表现出淡漠的态度。因此,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创立吉普赛文字成为现实的需要和必要。二战以后,书面罗姆语逐渐在吉普赛人中间出现。一些西欧国家也陆续出版了不少罗姆语的诗集和民间故事集。

1980年6月,芬兰的“罗姆文化中心”在基乌鲁维西召开吉普赛人代表大会,近200名来自芬兰及北欧其他国家的代表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在广泛讨论的基础上,通过了《罗姆政治文化纲领草案》。草案要求,凡是有吉普赛人居住的各国政府部门都必须采取具体措施,使吉普赛人的语言和文化能够保留下来。会议同时决定在芬兰建立一个吉普赛民族研究所。《纲领草案》还提出要编写一部罗姆语词典,并对语法和教学问题进行研究,把罗姆语这一吉普赛人的伟大智慧通过文字的形式保存和固定下来,并以此作为振兴吉普赛文化的重要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