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普赛社会中的女性智慧和社会作用

女性智慧与“女权主义”

女性在吉普赛社会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和支配作用。在无尽的漂泊生涯里,吉普赛妇女用辛勤的汗水和无可争辩的智慧换取了男性世界的尊重和理解,以至于今天某些吉普赛部落还残存着“从妻居”母权制遗痕。族内平等、男女平等,使吉普赛部族走向繁盛,而这种残存古老习俗在现世生活中的运用本身也体现出吉普赛人的智慧。

今天的吉普赛家庭是世俗意义上的父系制家庭。在外族的眼里,成年吉普赛男子是一家之主,说一不二,全盘处理一切涉外活动,而妇女则在家料理家务,生儿育女,抚养后代。“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似乎足以涵盖吉普赛人的日常生活状态。但事实并非如此。正如许多有关吉普赛人生活的纪实报告所描述的那样,吉普赛妇女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她们身上没有外族妇女在传统的男子中心主义社会所表现出的依附性。在关键的场合,她们所拥有的权威和影响甚至能决定一个吉普赛群体的命运。

吉普赛妇女在社会生活中的巨大影响力并非源于丈夫的恩典和宽容,并非父权夫权阴影下顽强反抗的精神硕果,而是一种深层的价值观,一种历经长期苦难生活洗礼而达成的价值契约。这一现实存在虽然无可避免地带有母系社会的遗痕,但更多的则是在生活磨砺中确立起来的女性的尊严和威信。吉普赛民族是充满浪漫情趣的,但又是现实的,他们不像外族那样拥有维持生计的完善的社会机制,不像定居者那样拥有稳定的生产手段和生活来源,他们每天面对的始终是最原始最基本的生存问题。谁能成功地应付衣食住行的困境,谁能勇敢地挑起部族生活的重担,谁就在吉普赛集体中拥有无可争辩的发言权和立足之地。一个吉普赛人的社会价值是以生存能力为衡量标准的。吉普赛妇女不愧为生活中的能者和强者。正如她们自己所言:“神没有赐给我们工作场所,但为了养活孩子,我们只有凭自己的双手和能说会道的口才。”

除了打铁等重体力活之外,吉普赛妇女几乎参与了所有繁芜的谋生手段。她们机警乖巧,巧舌如簧,擅长替人占卜吉凶,尽管有许多人明知道这是些蛊惑人心的骗人把戏,但是她们的魅力和智谋却始终吸引着众多单纯而好奇的人们,吸引着那些明了事理的人们一次次心甘情愿地坐在折光四射的水晶球前,倾听她们娓娓动听的叙说。吉普赛人的歌舞艺术久负盛名,历史上曾有不少吉普赛艺人技艺超群,出入宫闱,深受青睐,当然更多的则是沿街卖艺,毫无疑问,这些街头艺术家大多是由妇女唱主角的。直至今日,当旅游业蓬勃兴起,西班牙格拉纳达地区的众多民间吉普赛歌舞团也多为女子乐队。同时,吉普赛妇女的社会作用是与家庭手工业的延续密切相关的,技巧型的家庭手工业历来是吉普赛妇女的强项。由于家庭手工业在吉普赛社会生产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因而妇女自然也就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决策力量。在产销一体的吉普赛家庭,妇女往往掌管着家庭的经济命脉。男子在家生产形形色色的手工制品,而妇女则直接进入市场,负责推销,尽最大可能使资金迅速回笼。在以市场为导向的吉普赛经济生活中,处于销售环节的吉普赛妇女不仅需要拥有别具一格的营销能力,而且必须能敏锐捕捉市场信息,反馈供求态势,进而影响产品结构的调整。妇女还精心调配着家庭的日常生活开支。为了增加家庭收益,她们一面安顿子女,一面四处奔波,用汗水和智慧换取每一份应得的利益。为了维持家庭的长远生计,她们精打细算,开源节流,让每一分钱发挥最大的效益。当家庭开支面临窘境,走投无路时,她们还必须担负起街头行乞的任务,男人们是不愿意在这种尴尬的场合抛头露面的,而吉普赛妇女则无所顾忌,坦然率直。新加坡作家尤今曾在游记中记述在秘鲁、东欧等地路遇吉普赛妇女理直气壮地乞讨的情状。对于这些吉普赛妇女而言,她们并不是不知道羞耻二字,她们同样渴望体面而优裕的生活,但是,当现代社会生产方式与她们古老的经济活动发生矛盾,当主流文化的定居生活方式与她们的流浪习俗产生冲突,吉普赛人的世界成为被现代文明遗忘的角落,吉普赛妇女被迫放弃延续已久的生活模式,走上繁华的街市,牺牲“面子”,换回生存的依靠。在她们的心中,种族的生存和发展是第一位的,个人的利益居其次,在种族的繁荣面前,一切个人的付出都是合理的。这正是吉普赛妇女的可贵之处。

在吉普赛家族中,男女的地位应该说是平等的。妇女主动承担了生活的重荷,积极投身到社会经济运转之中,经济生活的平等决定了观念的平等。“女权主义”实质是男性中心主义社会的特有现象,是对男性集权和性别歧视的一种逆反。随着吉普赛人与外界交往的扩大和加深,外族父系社会的生活模式也深刻影响着吉普赛人的行为方式,男子的社会作用似乎远远大于女子,但是,父系社会绝不等于男性中心主义社会,吉普赛妇女的权力和权利是得到充分尊重和肯定的。正是由于这种生存的平等,才使吉普赛民族走向繁荣;也正是由于这种心灵的平等,才使吉普赛家庭保持和谐和完美。(www.xing528.com)

吉普赛人的“女权”曾在婚姻、财产继承等家庭生活问题上具有相当显著的表现。19世纪,当英国神父乔治·保罗(George Borrow)寻访吉普赛部落时,他发现吉普赛男子婚后大多从妻居。这一习俗今天仍有相当市场。在与外族男子的联姻问题上,吉普赛人坚决主张外族男子不仅要完全遵从吉普赛人的生活方式和信仰,而且必须入赘吉普赛部落。这当然是维护吉普赛人群体稳固凝聚的一种措施,但也折射出传统母权制的一缕微光。

“从妻居”这一文化现象在乔治·保罗的笔下曾有极其细致的描述。保罗与一位名叫杰斯帕·派特林格罗的吉普赛头领非常熟识。这位有趣的派特林格罗先生身世复杂,他同另一位名叫约翰·切尔库特的吉普赛头领共同领导着一个庞大而紧密的吉普赛群体。他们曾长期浪迹于英国的东安格利一带,从事贩马等营生,知名度甚高。派特林格罗有4个姐妹:蕊妮、伊丽莎白、丽蒂和普罗登斯。切尔库特有4个女儿:尤妮恩、卡罗琳、佛罗伦斯和淑瑞。当这8个女孩结婚时,她们并没有离开娘家,而是“守株待兔”,每回都是英俊的吉普赛小伙子加入她们的部落,与她们一起生活,共同旅行,派特林格罗和切尔库特的吉普赛部族是非常典型的母权制社会体。

无独有偶,当时在东安格利郡还有一支吉普赛部落在四处流浪。这支部落同派特林格罗的部落存在着密切的血缘关系,它的老祖宗安伯罗斯·史密斯是派特林格罗的伯父。史密斯同密蕊丽·杜帕成婚,生下了5个聪明伶俐的千金:奥纳、菲米、瑞歇尔、摩尔和艾撒丽。他们还育有3个儿子。最后,3个儿子爱上了其他部落的女子,远走他乡,重组家庭,而5个女儿却先后将诚实能干的夫婿招进家门。安伯罗斯·史密斯后来年事渐高,老眼昏花,不理政事,奥纳的丈夫弗兰克·史密斯和菲米的丈夫桑普森·罗宾逊开始登台执政,但乔治·保罗仍发现,真正的掌权者其实是“垂帘听政”的密蕊丽·杜帕。母权制的威力是深入吉普赛社会肌体的。

“从妻居”的例子在吉普赛历史上是极其多见的。菲茨杰拉德也曾提到当时住在威尔士的一对吉普赛夫妇。他们育有2个儿子和8个女儿。同上述情形一样,无一例外,2个儿子为了爱情,不远万里“远嫁”异地,而8个女儿却纷纷“娶”来了如意郎君。8个小家庭生儿育女,老夫妇子孙满堂,享尽天伦之乐。菲茨杰拉德还分析英国南部乡村的吉普赛流浪群体,这些孤立的部落同其他地域的吉普赛人联系甚少,并且与当地人频繁通婚,但是,母权制的婚姻规则仍然在幕后导演着人间的一幕幕欢乐颂歌。吉普赛妇女的权威地位通过这一独特的婚姻方式体现出来,而这种联姻又强化了妇女的社会作用。当然,这种外来人视作奇风异俗的生活方式本身就是吉普赛妇女顽强谋生、开创幸福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