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移民：逃往雅典娜的光明曙光

逃往雅典娜的“印度人”

在暗夜四合的中世纪,给蒙昧的欧洲人带来一线黎明曙光的是激动人心的地理大发现。然而,环球航海的英雄们却不曾知道,此时此刻他们正演示着一种历史的幽默。他们远航的动机是去寻找传说中的“黄金之国”——印度,是去寻找智慧的印度人,而真正的印度人已经抵达欧洲,这就是吉普赛人。

对多姆人的考证揭开了吉普赛人悬而未决的身世之谜。早在公元4世纪之前,多姆族就已经作为一个独立的族类居住在印度,最早生活在德干高原,以后逐渐向北方迁移,直至旁遮普邦一带。可是,这群印度先民又是在何时,怀着何种动机,悄悄离开这片生息繁衍的热土的呢?对这两个“W”(WHEN与WHAT)的追溯再一次激起学者们探寻吉普赛智慧的热情。语言学家比姆斯(Beames)和密克罗斯克(Miklosich)分析,各地的吉普赛方言是现代雅利安语的变形,而现代雅利安语又是在公元1000年左右逐渐演变形成的,因此吉普赛人离开印度的时间应该不会早于公元9至10世纪。大多数学者也赞同他们的判断。

让我们随着时光倒流1000年,看看当时的印度舞台正上演着怎样一幕壮烈的史剧。有一种说法是肯定的,即吉普赛人离乡背井是出于某种不幸而被迫造成的。本世纪70年代末,意大利萨莱尔诺大学教育系教授保罗·阿波罗曾征集并出版了一本《契莱恩塔内民歌选》,其中收录了众多吉普赛民歌,一些作品把这种不幸漂流描绘成“像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一样严重”,至于原因究竟是何等天灾人祸,则众说纷纭。

有一种典型的说法认为吉普赛人的大规模迁徙是由于阿拉伯人的入侵造成的。根据中世纪阿拉伯和印度的历史记载,阿拉伯人曾于公元7世纪末叶将势力范围扩张到印度河流域,并征服了北印度地区。但是他们在这一领地却采取了怀柔政策,只设立了总督区和征收人头税,并没有使北印度多姆人陷于蹂躏的火坑。这以后二三百年的光阴里,庞大的阿拉伯帝国开始土崩瓦解,走向衰败。10世纪,当突厥人异军突起,阿拉伯人只能困守巴格达及两河流域,而对于遥远的印度河流域则鞭长莫及。因此,所谓吉普赛人的流亡是10世纪阿拉伯人入侵印度所造成的说法是缺乏历史根据的。

还有一种代表性的说法则把矛头指向蒙古人的入侵。至今一些权威工具书还支持这个结论。史料记载,1398年,蒙古军事首领铁木尔曾率领12万骑兵由中亚杀入印度西北部,铁蹄所到之处,生灵涂炭,大批土著居民四处逃散。但是,这一时间与语言学家的科学分析不相吻合,因此不能把蒙古人的入侵作为吉普赛人早期大规模迁徙的直接原因。

比较可信的说法是,吉普赛人的迁徙是突厥人入侵的产物。公元10世纪中叶,长期遭受奴役的阿富汗突厥人抓住阿拉伯帝国分裂的机会,一举摆脱阿拉伯人的控制,建立了独立的伽色尼王朝。这个崇尚血腥武力的突厥人王朝迅速接管了阿拉伯人的大片势力范围,领土东南直抵印度西北部。战争的阴魂数十年徘徊在这片饱经沧桑的土地之上,一柄灾难的达摩克利斯剑高悬在多姆族的头顶。公元1001年至1027年的短短26年间,伽色尼王朝的君主马茂德曾17次举兵进犯北印度,烧杀劫掠。据载,仅苏姆那特大屠城就滥杀无辜5万多,掠走财富多达3万驮。北印度沦为人间地狱,多姆人纷纷远走避难。这是中世纪印度多姆族的第一次集团性移民。12世纪,高尔王朝取代伽色尼王朝,在随后长达300年的强权统治中,北印度又遭受了无数次的血洗,赤手空拳的多姆人只能任人宰割,流亡逐渐成为求生的手段和习惯。可以基本断定,这一时期出走的多姆族才是今日罗姆人真正的先祖,因为他们身上携带着吉普赛人的身世密码——现代雅利安语的残痕与碎片。^[6](www.xing528.com)

英国学者桑普逊在威尼斯的吉普赛方言中发现了430个波斯语及波斯至威尼斯之间的其他各种语言的词汇;在亚美尼亚的吉普赛方言中也存在着众多波斯语的词汇。这些语言的活化石显示,吉普赛人离开印度之后,曾在波斯地区逗留了相当长的时间,并与波斯人杂居交往。智慧的魅力是无穷的,桑普逊为探求吉普赛的智慧之源耗尽了生命中最美丽的光阴。在行将走向生命尽头的时候,他终于断言,流浪的吉普赛人在波斯兵分两路继续漂泊,其中一支,他称之为“本吉普赛人”(Ben Gypsies),向南进入叙利亚,成为今天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波斯湾和高加索地区吉普赛人的祖先;另一支,他称之为“封吉普赛人”(Phen Gypsies),定居于亚美尼亚,然后向西穿越拜占庭时代的希腊。

吉普赛人跨越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高原,亚洲的绵绵群山渐渐消失在地平线的尽头,前途未卜的欧洲之旅开始了。前方第一站就是欧洲文明的发祥地希腊。奥地利语言学家密克罗斯基发现一个重要规律,几乎所有的欧洲吉普赛方言都含有近百个中世纪的希腊语词汇。这就足以说明在公元1100年前后,吉普赛人曾生活在希腊。正是由于这一经历,不少国家都称吉普赛人为希腊人,就连1512年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制定的宪法,也直呼他们希腊人。至14世纪初,吉普赛人已零星散布于地中海沿岸的巴尔干半岛及伯罗奔尼撒半岛。

1322年,两名朝圣的弗朗西斯科教会修士在希腊的克里特岛,意外地发现了穴居的吉普赛人。几乎与此同时,吉普赛人出现在意大利的科孚岛上,凯瑟琳女皇允许科孚宗主政权接纳这些沿袭希腊礼仪的外来人口为臣民。14世纪末,这些吉普赛人在岛上逐渐形成了一块独立的封地,这一吉普赛封地在各领主的庇护下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吉普赛人在科孚岛的长期居留,也说明意大利人早就与他们有所往来了,因为该岛在1401年至1797年间属威尼斯管辖,而威尼斯人本来就是一个热衷航海的民族。

另外还有一些史料同样可以证实,无孔不入的吉普赛人此时已大规模地渗透巴尔干半岛。1378至1395年间,半岛南部诺普林地区的威尼斯总督,曾对当地被称为茨冈人的吉普赛人宣布,他们可以继续享受前任总督给予他们的特权。与科孚岛的吉普赛封地一样,这里也曾出现过“吉普赛城堡”(Gyphtokastron)。直至15世纪末,德国旅行家还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摩顿地区,发现肤色黝黑、衣衫褴褛的吉普赛人和他们居住的陋屋。

曾经点燃人类文明圣火的希腊此刻体验着一种不断弥漫开来的文化冲击力,一个来自东方的智慧民族,势力如此之小,影响却如此之大,以至于14世纪的拜占庭作家梅耶律斯(Mayaris)毫不夸张地把吉普赛人标定为希腊的七大民族之一。这是一次静悄悄的文化碰撞。吉普赛人在频繁的人际传播中确立着自身的品牌,同时也从希腊人身上获取了欧洲文明的基本操作规程,为跻身“欧洲市场”打下良好的心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