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普赛人语言来自印度次大陆的证据探究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吉普赛人的智慧究竟来自何方?

数百年的历史宛如滚滚的风尘,掠过吉普赛人迤逦前行的大篷车队,遮挡了世人■望的视线。五花八门的记载、传闻和猜度都期望揭开这个未知的世界,然而却在不知不觉之中交杂成一种令人困顿的氛围,给这个奇异的民族平添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难道吉普赛人的身世就永远消逝在历史的混沌之中吗?各国学者苦苦探寻着。

1763年的一个平常的日子对于吉普赛人来说却是不同寻常的,研究神学的匈牙利学生斯忒芬·瓦累在小城雷登偶然结识了三位来自印度马拉巴的学生。在闲谈中,瓦累惊奇地发现,他们的语言与匈牙利吉普赛人的语言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立刻整理了一张包含1000个马拉巴语单词的词汇表,读给当地的吉普赛人听,结果发现他们居然能译出中间的大部分。

一道曙光霎时打亮了吉普赛人身后云烟氤氲的历史风景。这一重大发现激起德国学者克利斯多夫·鲁迪格、莫利兹·格雷尔曼和英国学者雅各布·布赖恩的浓厚兴趣,他们三人都是著名的语言学家。在随后的十多年里,他们各自对吉普赛方言和古印度语进行了细致的比较研究,几乎同时作出结论,欧洲吉普赛人的语言来自印度次大陆,从而使瓦累的发现广为人知。

这一结论得到了众多学者的首肯。欧洲各国的语言学家,如穆勒(M¨uller)、亚历山大·帕斯帕蒂(Alexander Paspati)、密克罗斯克(Miklosich)、威斯罗基(Weislocki)、冯·梭瓦(von Sowa)、考波尼基(Kopernicki)等人,不断提出强有力的论据。1844年,德国学者弗利德里克·波特(Friedrich Pott)陆续出版了两卷本的巨制《欧亚吉普赛语》,不久,英国梵语学者约翰·比姆斯(John Beames)也出版了三卷本的著作《印度现代雅利安语比较语法》,系统地论述了吉普赛方言与梵文、印地语的同构性。英国学者桑普逊(Sampson)采用方言学野外调查的实证方法,全面整理了威尼斯城的吉普赛人方言,对其中含有的外来语词汇进行统计,发现意大利语词汇36个,英语词汇150个,来自波斯至威尼斯之间地区的各种语言词汇共有430个,而源于印地语的词汇竟多达518个,从而推断印度语是吉普赛语孕育的母胎。(www.xing528.com)

研究表明,各地吉普赛方言的元音和辅音体系显然都源于印度梵语,发音和拼写规则也大体类似。比如,数字的读写就显示了这种相似关系:1(yek)、2(dui)、3(trin)、4(shtár)、5(pantch)、6(shōv)、7(efta)、8(okhto)、9(enia)、10(desh)。又如,吉普赛语“饥饿”(bokh)一词源于印地语的bhúkh,“头发”(bāl)一词源于梵文bala,“行走”的过去分词gelo源于孟加拉语的goelo,“血液”(rat)一词源于印度北方土语ratta,其他一些词汇像“水”(pāni)、“黑色”(kalo)、“刀”(churi)、“女王”(rāni)、“鼻子”(nak)等都同样可以找到对应的印度语源。不仅词汇相通,而且两者的语法也非常接近。吉普赛语的直接叙述规则源于梵文的主格和宾格规则,间接叙述规则源于所有格规则,并且可以按照各种句法要求,像印地语和孟加拉语一样地添加多种后缀。另外,吉普赛语的动词系统同样拥有三种人称、单复数、五种时态(现在时、未完成过去时、完成时、过去完成时、将来时)和三种语态。例如,“走,看看谁在敲门”这个语句,吉普赛语表述为“Já,dik kon chalavéla o vadár”,印度斯坦语表述为“Já,dekh kon chaláya dvár ko”,尽管两者存在一些不同之处,但相互间的亲缘关系是显而易见的。

语言学家的缜密操作和丰硕成果触动了人类学家敏感的神经。他们从体质人类学的角度罗列了一系列说服力极强的论据。他们发现,吉普赛人的褐色肌肤、黑色的大眼睛、棕黑色的头发,以及头型、血液等指标都非常接近于印度人种。吉普赛人和土生土长的印度人在外形上确实极其相像,只是因为吉普赛人初抵欧洲大陆时,迪亚斯、麦哲伦等人尚未开始环球航行,欧洲人还没有见过真正的印度人,因此无法将两者联系起来。直到17、18世纪,欧洲人开始远征印度,进行殖民侵略,才恍然发现,德干高原上的古老民族与故土流浪的吉普赛人竟然酷似孪生兄弟。英国学者休·米勒(Hugh Miller)在目击报告中如此描述:这些吉普赛人“长着较小的印度种头颅,但前额相当饱满”,“妇女们蹲坐在篝火前,两肘支着膝盖,双手托着腮帮子,整个姿势显示出一种异国气度,令我联想起奇异的埃及和印度雕塑”。^[2]

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的理性利剑拨开了笼罩在吉普赛民族之上的层层迷雾,遥远的历史像古老的化石逐渐暴露在灿烂的阳光之中。一种大胆而坚定的推论走向前台:吉普赛人来自印度。

奥地利语言学家弗朗兹·冯·密克罗斯克(Franz von Miklosich)通过方言考证,提出吉普赛人的故乡位于印度北部的印度库什平原,英国学者沃纳(Woolner)则认为是在印度中部。伦敦大学东方研究院院长、著名的梵语学家拉尔夫·特纳(Ralph L1Turner)在1927年出版的《印度-雅利安罗姆人区域》一书中提出了吉普赛人双重故乡的可能性。诸如此类的推测不胜枚举,但却无法形成统一的权威结论。事实上,语言学家成功地开启了吉普赛历史的奥秘之门,但却在这里误入歧途。语言是永恒演变的,今天的我们已经无从了解数百年前印度某一具体地点的居民所使用的生动方言,那么又何从确定吉普赛人精确的诞生地呢?况且,如果我们假定当年生活在印度高原的吉普赛人就已经具有四处流浪、四海为家的习俗了,事实上语言学的某些结论已暗示了这一点,那么,这种苦心揣测不就是徒劳的吗?

然而,无论如何,语言学家的功绩是不可动摇的,因为他们捕捉了吉普赛文化的根本点——语言。吉普赛人流浪世界数百年,分布如此宽阔而零碎,然而,他们仍然能以一个民族的形象出现,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于他们拥有一种内在统一的语言——罗姆语。因此,抓住这一切入点,纷乱的历史便开始得以清晰的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