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远勿近”：奥斯曼帝国官僚的超脱眼光与执行力

宁远勿近,方为良缘

在伊斯兰的历史上,奥斯曼帝国强大的军事力量曾称雄世界达4世纪之久。这支力量的核心是“近卫军团”。该军团曾以忠诚、能干及勇敢善战而令其敌人闻风丧胆。但这支帝国精锐部队的将士,却并非出自奥图曼族,而全来自一批经过严格训练的奴隶,他们便是“奴官制”的产物。所谓“奴官制”,是指这样一种人才选拔制度:即通过“人贡制”,帝国从欧洲征服地优秀少年中挑选出来一批人,作为进贡给苏丹的“战利品”,这些作为奴隶的少年年龄都在10～15岁上下,来到帝国本土后都被安排在亚德里安诺堡、伊斯坦布尔的新旧皇宫等四个侍从少年院中抚养成人。他们受到严格的训练与第一流的教育,经过长期系统培养后,各就其个人的才能、气质分配职位。在帝国扩张的过程中,这些出生于外乡、被切断亲缘社会关系,而成长于苏丹宫学的“奴隶”,就变成了苏丹的侍卫、总管、各级中央和地方的政府官员,还包括位置相当于首相的“大总管”,以及各级军队将士。事实上,帝国的大多数的首相都是从这个学校训练出来的,整个苏丹政府基本上就是由择优选拔的“奴隶”构成。于是,伊斯兰文化构筑了民间社会,而“奴官制”提供了国家机器。当时,“奴官制”中外族少年奴隶的远大前程甚至引起土耳其人的羡慕,他们曾不时地设法把自己的儿子偷偷混入那些少年中。到17世纪末,这种迫使亲情分离的征集少年的活动才逐渐废止,“奴官制”也就逐渐名存实亡了。但是,这一举世无双的从奴隶中选拔国家中、高级官员的做法,给奥斯曼帝国的历史留下了深深的影响。对于帝国的统治者来讲,这种做法的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且不说这些经过挑选的欧洲少年在生理与智能方面的优势,仅就他们都受到良好的伊斯兰教育以及没有亲缘裙带关系这二点而言,已使他们优于从本国选拔的官员。这些人在精神上,是带有使命感的“信仰的圣战者”;在宗教上,他们皈依了伊斯兰教,认同伊斯兰的理想;在身份上,他们是苏丹精心培训、优渥豢养的卫兵,这个组合的性质使他们同时受社会、宗教和国家三方面的影响。由此造成了他们与众不同的忠诚与勇敢。“宁远勿近,方为良缘”,没有亲缘裙带关系,不受狭隘部落与宗教观念的影响,使这些人在自己的职位上,能以较常人超脱的眼光看待人和事,能无所顾忌地执行最高统治者、封建国家的头领苏丹的政令,使封建官僚统治常有的“中层梗阻”现象相对减少。所以,在实行“奴官制”的最初几百年里,它的确对巩固奥斯曼帝国起到了有效的作用。尽管在日后的沧桑变化中,它逐渐蜕变、失真,“近卫军团”也因居功自傲而阻挡帝国进一步改革的步伐,最后终于在“吉祥事变”中,被苏丹本人收拾得干干净净。但“奴官制”,作为一种大规模地从被征服民族的“奴隶”中选拔人才担任政府官员和军队将领的做法,在历史上也是惹人注目的。

并不是任何文化都能容纳“奴官制”,都能产生“奴官制”的,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特有的气质与执政掌权的智谋催发了它。

巧用、善用被征服民族的智慧是阿拉伯历代执政者的一条基本掌权谋略。源于沙漠游牧民族的阿拉伯人,当他们随着伊斯兰教圣战的胜利而征服了肥沃的中东新月地区、波斯与埃及之后,阿拉伯人不仅是占有了一些地理上的区域,而且是占有了全世界最古老的文明的发源地。但无论在艺术、建筑术、哲学、医学、科学、文学、政体等方面,原来的阿拉伯人都没有多少可以教给别人的,他们更多地是跟别人学习。无论在大马士革、耶路撒冷、亚力山大港还是泰西封、埃德萨等城市里,阿拉伯人被那些建筑家、工艺家、宝石匠和机械制造者的作品所惊呆、所折服,它再一次证实了先知的话:“阿拉伯人胜过外族人的只有虔诚的信仰。”^[1]以后或许是羡慕,或许是为了自身的享用,阿拉伯的哈里发乃至一般的阿拉伯穆斯林开始了消化、采用和复制这些被征服地民族的文化遗产。这个过程,部分是因当初阿拉伯人文化水平低下所局限,它一开始就是以“智力引进”的形式出现的:当倭马亚王朝在以武力建立了一个强大的阿拉伯帝国之后,他们从帝国各方招聘大批艺术家和建筑师,给以优厚的待遇,对当时的都城大马士革从事复兴和重建。从荒凉的帐幕中走来的阿拉伯人,决心利用“引进的智力”,建筑一些如巍峨的基督教堂和宫殿同样引人注目的皇宫、清真寺和军营,以表示伊斯兰教和阿拉伯帝国的形象和气魄。当时,阿拉伯人拜引进的叙利亚人、科普特人和波斯人的艺术家为师,在建筑上开创了一代新姿。以后这种智力的引用很快从“硬件”发展到“软件”,倭马亚王朝各部门的组织多方仿效拜占庭,大马士革的皇宫管理、警察局、近卫军的设置等等也俨如君士坦丁城的规模。不顾当时国内一部分人的公然反对,王朝甚至任命了几位被征服地区的释奴,担任公职,理由是他们比一般阿拉伯人有才华。比如任用了肯德的释奴莱贾·本·海依沃,还任命释奴欧默尔·本·阿布杜·阿齐兹为古拉山谷的长官。到了阿拔斯王朝时期,哈里发曼苏尔更是气度恢宏,他从叙利亚、埃及、伊朗、摩苏尔、库法、巴士拉等地引进大批技术工人,每天出工5000人,花费1800万第纳尔(金币),建成了世界名城巴格达。在曼苏尔时代,这位阿拉伯的哈里发使任用释奴成为一项基本原则,他甚至使他们的地位高于阿拉伯人。

由于按伊斯兰阿拉伯人的规矩,对战败国的平民一般不降为奴隶,降为奴隶者仅限于参战的官兵与他们的家属,以及当地本来就是奴隶的人。所以,一般说来,许多释奴都出身贵族,他们的文化都高于征服者。任用释奴,除政治斗争的原因之外,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需要“引进智力”与利用他们的文化知识,为巩固帝国服务。在阿拔斯王朝的鼎盛时期,哈里发哈伦·拉希德连宰相都委任非阿拉伯的智囊,他任用了善于施政,颇有文才的叶海亚为宰相,结果完全依据波斯萨珊王朝的统治经验,迎来了“哈伦·拉希德盛世”。后来,哈伦以超人的远见,重视吸收波斯、印度、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精华,为不久后麦蒙时代的百年翻译运动和文化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引进智力、人才”的国策对阿拉伯帝国各方面的发展贡献显著,这才为麦蒙时代在智慧宫中罗致各方文人学者,给以优厚待遇,由其自由探究各种学问,并用阿拉伯语重新整理与表达出来的宏伟事业提供了社会文化心理条件。10～13世纪,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之所以能迎来大放异彩的400年,完全与这种巧用、善用、广用外族人才的“智力引进”政策有关。

就历史渊源而言,阿拉伯帝国哈里发们这种治国韬略,与伊斯兰教主张人人平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管阿拉伯人还是释奴都是一样的基本教义一脉相承。伊斯兰教兴起时,号召打破狭隘的部落思想与宗族观念,提倡人类平等。《古兰经》中说:“在安拉面前,你们中最尊贵的是你们中最敬畏安拉者。”^[2]圣训中也说:“信士皆兄弟,他们的血统是相同的,他们中最低的人可以主持他们的盟约,他们一致的对外。”^②这些经典,都强调了人们在信仰一致基础上的地位平等。尤其是穆罕默德在感人的辞朝演说中,有这样一段话:“众人们!安拉已消灭了蒙昧时代以祖先相夸耀的习气;你们都是亚当的后裔;亚当是由泥土造成的;所以阿拉伯人并不比别人高贵。只有清廉有德者,才算高贵的。”又说:“凡为宗族而愤怒,为宣传宗族,或为扶助宗族而参加迷罔者的战争,因而战死者,则其死也,如死在蒙昧时代。”^③这可以说已接近了“人生而平等”的思想。

这些教诲作为精神条件,还推动了阿拉伯人与外族人甚至释奴在肉体上的结合。阿拉伯人自古以来就相信远缘结婚比近亲结婚好,有首阿拉伯诗这样写道:(www.xing528.com)

近亲结婚体必弱,异族联姻壮又强。

近亲婚配愁不尽,生子瘦弱病久长。

伊斯兰教诞生后,教义中关于“你们都是亚当后裔”的思想,使阿拉伯穆斯林与异族乃至女释奴的婚姻打开了方便之门,当然,这样做必须有个前提,即这些女子必须首先皈依伊斯兰教。在伊斯兰帝国向外扩张中造成的多民族的接触以及胜利后实行的奴隶和释奴制度,以及急欲在被征服地区增加人口的欲望,使一个个伊斯兰家庭特别是哈里发、王公贵族以及有钱人的家庭都变成了不同民族的混合体。当时,一个最普通的阿拉伯穆斯林,通过战争,也能分到至少10个“奴隶”战利品,而主人与女奴的结合,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一般女奴一旦为主人生了孩子,孩子归主人,女奴被称为“孩子的妈妈”,已不准将她任意买卖,待主人死后,女奴便成为自由人。于是,“混血”现象,在当时极为普遍。如果考察一下那时代的文学家与学者的身世及他们祖先所属的种族,就会发现他们中许多人的父母都是混血儿,还会发现呼罗珊地区的混血儿,乃至所有非阿拉伯人居住地的混血儿都以勇敢著称。据著名的阿拉伯历史文献《珍奇的串珠》记载:“本来,麦地那城的大多数居民都憎恶着女奴,但自从涌现出了阿里·本·侯赛因、卡塞姆·本·穆罕默德和萨利姆·本·阿布杜拉等人,在伊斯兰法学和信仰的虔诚方面超过了麦地那人之后,麦地那人便开始蓄妾了。”这三人是波斯王朝的三位公主,被俘为奴后,与阿拉伯当朝显贵结合所生的后代。这种混血儿,一直波及到王室。阿拔斯王朝的好几任哈里发,其母亲都是女奴出身。多民族的帝国就像一个容器,各种物质在里面熔化,发生了化学变化。这种血缘的融合,不仅产生了在遗传特征上吸收父母优点的新一代混血儿,并且造成了心理上精神上的前所未有的阿拉伯人与异族人的融合。阿拉伯人在这一点上,与以色列的犹太人是极为不同的。当查希兹在他的《书信集》中谈到当时的基督教徒在外表和智力方面都胜过犹太人时,说:“以色列人只好与以色列人通婚,外族人不能和他们掺和,再优秀的种族也不能改变他们的血统。”^[3]血缘的混合所必然引起的精神的融合,这使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产生了创制与容纳“奴官制”一类为富国强兵、巩固政权而不惜工本援引外部智力的治国之策。自然,斗争还是有的,自倭马亚王朝开始,阿拉伯人与释奴等外来势力的斗争一直没有间断过,一些带有强烈阿拉伯情绪的贵族乃至平民仍看不起释奴,称阿拉伯人与女奴生的孩子为“杂种”,有些文人骚客也写诗吟文讥讽释奴,而释奴也以他们昔日的光荣与发达的文明反唇相稽阿拉伯人。以致阿拉伯人用谋略对付释奴,释奴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其结果是哈里发不得不对大臣们严加惩治,以致有人这样说:“圣裔宰相身皆死,异族仇人反为臣。”但是,各种正、负相反的力量抵消之后,“引进外智”仍是阿拉伯人执政掌权的基本谋略之一。

在政治这块荆棘丛生的领域里,为了避免在本民族宗族派系的内讧中引火烧身,“引进外智”、利用异族臣民组成行政管理力量或后宫近侍,也是阿拉伯人的基本掌权智谋,在此,相信远缘结婚的古制似乎已积淀成一种心理定势,用阿拉伯人的谚语说,即是:“宁远勿近,方为良缘”。

在阿拉伯的史学名著《先知与帝王历史》中,塔巴里曾这样写道:当外国人骑着快马,手持弓箭,在麦蒙面前驰骋时,“一个沙姆人多次晋见麦蒙,对他说:穆民的领袖啊!像对待呼罗珊的波斯人一样对待沙姆的阿拉伯人吧!麦蒙说:沙姆兄弟,你的要求太过分了。只要我的国库里还有一个迪尔汗,我就不允许盖斯人离开军队。至于也门人,我不喜欢他们,他们也不喜欢我;至于古达阿族,其领袖们都是苏福扬的追随者,无时无刻不盼着苏福扬家族东山再起;还有勒比尔族,当真主从木达尔人中选出其先知时,他们就对真主心怀不满了。……。忘掉真主对你的所作所为吧!”^[4]麦蒙的这番话,道出了阿拉伯统治者之所以任用异族释奴、仆役担任公职,委以重任的本意——即基于一种回避宗族派系内耗的政治智谋。哈里发曼苏尔曾有一名棕色皮肤的仆人,十分能干。一天,曼苏尔对他说:“你是什么种族的人?”答曰:“阿拉伯人,穆民的领袖!”又问:“哪个部族的阿拉伯人”?答曰:“哈兰族人。我在也门被俘,被施以腐刑,从此为奴。曾服侍过倭马亚人,后转到宫中伺候您。”曼苏尔说:“你真是个好孩子!但我宫中不允许阿拉伯人伺候内眷。走吧,真主原谅你,到您愿意去的地方去吧。”^[5]为何阿拉伯人的后宫反而不用阿拉伯人呢?其用意也与防奸有关。实际上,罗致贤才与防止奸才在手法和途径上甚为相同。在中国韩非子所总结的奸臣为奸的八种手段之中,“同床”,即买通君王所宠幸的女人;“在旁”即买通君王近侍;“父兄”即讨好君王家族成员,都与后宫有关。由此,也可想见曼苏尔不让阿拉伯人服侍内眷的苦衷了。

自马基雅弗利开创了近代政治学之后,政治谋略便进入了科研殿堂。一般说来,“通过心灵感化使人为我所用”,“用人所长,择能而使”,“利用身份地位之高下差别,巧妙利用他人智慧为自己智慧”,以及“屈尊下士,通过形式上降低自己身份来抬高人才身份的征服人才”等用人之术,是历代中外统治者所惯用的驭臣之道,阿拉伯的哈里发,从“引进外智”、重用释奴到“奴官制”的推行,将上述诸点精妙地融为一体了。尤其对狭隘部落思想和宗族观念顽固的阿拉伯传统社会,“宁远勿近,方为良缘”不仅是婚姻原则,更是政治智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