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黄金酬文化智慧，阿拉伯的智力引进政策

用与书本等重的黄金作稿酬

阿拉伯智慧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文化交融、整合、积淀的过程。其间叙利亚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土耳其人、柏柏尔人等等,都曾起过积极的作用。其中阿拉伯的成分占压倒的优势,因此自然可简便地称之为阿拉伯的智慧。而阿拉伯人,在公元7世纪时,其在文化科学方面还处在十分落后的境地,文盲遍地,用文字记载的典籍也很少,当时主要的文化成就仅是那些口头留传下来的诗歌和文学性的传说,这些东西既原始又零星。可到公元850年左右,仅过了100多年,大多数的希腊古籍,如数学、医学和哲学都被译成了阿拉伯文。自公元750年到900年的近200年间,阿拉伯的穆斯林成为希腊古典学术思想的继承人。这种智力进步的实现和维持,完全得益于阿拉伯人的一种民族心态——即对古代学问的文明嗜好以及对被征服地区人民的风俗习惯和文化知识采取“拿来主义”的智力引进的策略。

阿拉伯人本来住在无垠的沙漠里,映入眼帘的,无非是如火如焚的骄阳,闪烁的群星,悠悠的明月,狂舞的风沙。如此的生存环境铸成了阿拉伯人豪爽而粗犷,质朴而简单的行事处世方式。当阿拉伯人统治波斯后,特别是阿拔斯王期前期(公元750～844年),开始从半岛大量移民到波斯。走出大漠的阿拉伯人,立即被异民族的先进灿烂的文化所吸引所折服。加之自8世纪中叶阿拔斯王朝建立之后,阿拉伯人的军事扩张基本停止,帝国的局势日渐安定。此时,为了“坐江山”的需要,阿拔斯王朝的统治阶级也迫切希望吸取先进文化,希望把波斯、印度、希腊、罗马……的古代学术遗产,译为阿拉伯语,以满足帝国各方面的需要。历时百年的翻译运动就此逐成声势。翻译科学和哲学著作的过程从曼苏尔统治时开始,到曼苏尔的曾孙麦蒙时代达到高潮。在这位第七代哈里发麦蒙的提倡、鼓励和支持之下,穆斯林学者,以及阿拔斯王朝统治下的非穆斯林学者竞相前往君士坦丁堡、塞浦路斯等地,搜集古籍。麦蒙本人与拜占庭皇帝之间,亦有密切的联系。麦蒙曾写信给拜占庭皇帝,要求允许巴格达派代表团到君士坦丁堡去搜求古籍,并请求协助。麦蒙的要求得到允许后,他派遣了哈查吉·本·玛它尔和伊本·巴图力格前往那里。与此同时,麦蒙在巴格达建立了一座综合性的学术机构,称之为“智慧宫”。智慧宫中的图书馆、研究院和翻译馆,是继被焚毁了的“亚力山大图书馆”之后最大的学术场所。从君士坦丁堡和塞浦路斯搜求到的古籍,都被运到巴格达,收藏在智慧宫中。于是,那时的巴格达就成为汇集古典文化遗产的汪洋大海。据说当时的大学者约翰·本·马西卫也到过君士坦丁堡。麦蒙还命沙克尔的三个儿子:穆罕默德、艾哈迈德和侯赛因等将希腊古典名著翻译为阿拉伯文。接着,麦蒙又派出以大翻译家侯奈因率领的另一代表团到君士坦丁堡求书,此行带回大批稀世珍本,到手后便立即着手翻译。

这一智力的引进过程得到麦蒙的全力支持。麦蒙在哈里发职务的光圈上增加了意义深远的智力奉献这种极为稀有的特征。据说,有件事情曾促使麦蒙这样做:据伊本·奈丁在《目录大全》中记载,亚里士多德曾假托一个“身份煊赫”的须发皆白的老人形象出现在他面前,容光焕发,和蔼可亲,走到麦蒙床沿坐下。麦蒙肃然起敬地问道:“你是何人?”那人答:“我是亚里士多德。”俩人随之进行了一场关于神的性质的对话。这次短暂的会晤增加了麦蒙对希腊哲学和科学的兴趣。虽然,这可能是附会之说,但“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麦蒙迷恋希腊哲学,熟读亚里士多德的书,对亚里士多德产生的崇敬之心,在梦中有所反映,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令史学家及后人感叹不已的是,哈里发麦蒙给予他的首席翻译大师侯奈因、本·易司哈格翻译的报酬,是与译出书本同等重量的黄金。这酬金之昂贵到后来几乎使国库都无力支付。侯奈因并不是穆斯林而是基督教徒,但他精通希腊语、波斯语、古叙利亚语,尤其擅长将希腊语译为古叙利亚语和阿拉伯语。重酬之下,侯奈因不负厚望。由于他的翻译,古希腊名医伽林及伽林学派的39篇论文都被译成阿拉伯文,使伽林的一些重要著作得以流传下来。不仅如此,他还译了亚里士多德的《范畴论》、《物理学》,柏拉图的《共和国》、《提摩斯》和《法律篇》,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的《格言》,狄奥赖德的《药材》,托勒密的《四重》,甚至包括希腊文的《圣经·旧约全书》。与此同时,侯奈因以极其严谨、认真的态度,用充满智慧和想象力的思维,创造出了一批新的阿拉伯语汇,并将那些找不到对应词的外来语阿拉伯化,从而把阿拉伯语从一般宗教用语和日常用语,变成为学术和教育的语言。仅这一变化,对阿拉伯科学文化发展的影响,就难以估量。所有的这些成就,人们不能不承认是哈里发麦蒙的智力引进政策——“用与书本等重的黄金作稿酬”所产生的效应。显然,对哈里发麦蒙,以现代眼光看,至少有三方面是出类拔萃的,一是其对知识和智慧价值的见识。用与书本等重的黄金支付翻译的稿酬,表明他对知识价值极其尊重:知识像黄金一样贵重,知识就是黄金。当然,在麦蒙的时代,用黄金支付稿酬并不罕见,罕见的是他支付的是与书本等重的黄金。尽管那时阿拉伯人已从中国学会了造纸术,但一本柏拉图的《共和国》在今天的造纸水平下至少也有一公斤重。用一公斤的黄金支付一本书译稿的稿酬,那每页纸的含金量该值多少?这闪闪金光映现出的是以麦蒙为代表的先进阿拉伯人对外邦先进文化的渴慕以及对像侯奈因这样杰出人才的敬重。知识在他们眼中的价值是既胜于物质财富,又超越了宗教差别。因为侯奈因并不是穆斯林,而是基督教中一个派别聂斯脱利派即景教的教徒。当时麦蒙气度恢宏,广求各方人才,不问宗教信仰,也不管什么民族,只要有真才实学,都被罗致到巴格达。二是其对知识生产特点的见识。知识生产不同于物质生产,一般说来,只有在物质生活满足了人们基本的生存需要之后,人们才有余暇从事知识与学问的研究。麦蒙给侯奈因的劳动如此优厚的报酬,就是让侯奈因能安下心来潜心学问。在那个时代,哈里发的重赏,既使翻译家的生活优裕安适,又提高了他的威望与社会地位,结果,侯奈因不仅自己译作甚丰而且还指导别人翻译了大批希腊典籍,还不辞辛劳,到伊拉克、沙姆、埃及和罗马等地收集图书珍本,在一批受到与侯奈因同样优厚待遇的文人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中世纪的智慧宫,终于成为汇集世界古典文化遗产的宝库。从哈里发麦蒙的做法可以想见,精明的阿拉伯人是断然不会赞成“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短视的庸见的。事实上,阿拔斯王朝从开国元勋起,都程度不同地对知识生产取重酬厚偿政策。麦蒙的前辈,名垂史册的伟人哈里发曼苏尔和哈伦·拉希德,都以此闻名。麦蒙的做法自然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为知识生产者们创造的社会环境,终于使他在位时的巴格达成为阿拉伯世界学术文化的中心。各地穆斯林学者互相访问、互相学习、互相答辩、互相交流,蔚然成风,展现了一派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三是其对利用外域知识的见识。阿拔斯王朝时期,阿拉伯帝国幅员辽阔,帝国内多宗族、多宗教的多元的社会生活急需综合治理。整个帝国的财政收入需要精细的计算,庞大的国家机器的有效运转也必须建立在科学管理的基础上。这一切对刚从游牧生活向文明城市生活过渡的阿拉伯人来说,是颇为生疏的。尤其随着帝国的建立,阿拉伯人接触到了叙利亚文化、希腊罗马文化、波斯文化和印度文化,本民族与先进民族在文化发展上的鲜明差距也强烈震撼着阿拉伯人。高明的阿拉伯人对此断然采取了“智力引进”的明智之举。翻译外国典籍,就是其第一步。在倭马亚王朝时代,阿拉伯人已开始重视把外国学术著作译成阿拉伯文的工作了。哈里发麦蒙对译稿的优厚报酬自然大大推动了翻译工作的进程,而译成阿拉伯文的希腊文化典籍,被阿拉伯人拿来学习、掌握利用之后,一下子缩短了其与先进民族的差距。经过百年翻译运动,到阿拔斯王朝后期,仅短短的几百年,阿拉伯的学术文化就已基本成熟。阿拉伯已经有了很丰富的大辞典,文章修辞已创造出优美的风格,哲学产生了新的体系,涌现了不少著名的哲学家。同时,还产生了伊本·奈丁的阿拉伯文学史《书目》。这本文史辞典式的著作,为阿拉伯学术创造了一个新时代。百科全书及专科字典也已问世,各种学科如宗教学(经注学、圣训学、教义学、教法学),人文科学(语言、历史、地理、哲学),自然科学(医学、化学、数学、天文学、动物学、植物学)都日益繁荣。

这些由智力引进策略所结出的硕果,使阿拉伯人超越了他们的部落存在的狭窄区域,而且几乎强制性地将他们推入当时的文明阶段,外邦异族的一件件令人眼花缭乱的科学和文化珍品大大开启了阿拉伯人的心智,使其智力的发展打破了一般自然进程而跃迁到较高的发展阶段。以艾哈迈德·爱敏的观点,由于各民族生活在不同的自然环境里,“自然环境”也许会加速或延缓一个民族的智力生活的发展。但无论如何,各民族思想发展的趋向只有一个。不同的环境也许会给各民族的智力生活染上一些特殊的色彩,但底色是一样的。各民族智力发展的过程,如同人的一生一样,要经历童年、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这几个阶段,正如每个人的肤色、习俗、气质和品德各异,但每个人都必经这几个阶段。德雷珀在《欧洲智力发展史》中,把各民族的智力发展分成五个时期:

一、轻信和迷信时期;

二、怀疑和探索时期;

三、信仰时期;

四、理智时期;

五、衰老时期。

这五个时期依次衔接。蒙昧时代的阿拉伯人显然处于轻信、迷信的时期。伊斯兰教产生前不久,许多人已进入了怀疑和探索的时期,而到了阿拔斯王朝的麦蒙时代,人们看到了另一番景象,由于上述种种翻译成果以及辞典的问世,人们开始用理智和逻辑来传播自己的宗教。学者们解释问题时,都使用理性分析和逻辑语言。《古兰经》注、圣训注以及法律的制定都受到了这种思维的影响。宗教学如此,自然科学更如此。如医学、数学和天文学完全依靠实验,依靠分析和逻辑上的论证。这种种表现都证明了在麦蒙时代阿拉伯人智力的上升。

想象力和表达力的上升表现在文学上。如伊斯兰以前阿拉伯人歌咏两个情人的诗,有这样的句子:

共乘驼轿,情语绵绵;(www.xing528.com)

驼鞍有情,左右款摆。

在阿拔斯时代,情诗的意境则大不相同了:

小眠之后,黑夜将我俩聚在一起,

一颗心紧贴着另一颗心,

我俩共度春宵。

如将杯酒浇注我俩紧贴的心间,

也不会漏下一滴到地上。

……

抽象思维能力的上升不仅表现在数学上——阿拉伯人引进了印度数字,并将其传入西方,尤其是对“零”的认识,使数字的概括能力大为提高——而且还表现在其他学科上。许多法学家在引证一节《古兰经》或一段圣训时,既要看其转述或引证的正确性,又运用逻辑推理支持自己的论点,驳斥论敌的责难。阿拔斯时代的语法学也如此。当时,为了弄清楚一个问题,既听游牧人的传述,又依靠思维的论证。

诚然,这一由智力引进所引发的民族智力水平的跃迁,一开始并没有预见到如此深刻的结果,而只是从极为实际的目的出发的。曼苏尔患有胃病,所以他就特别注重医学的发展以及医学书籍的翻译,而麦蒙迷恋古希腊哲学,从而对每一本新的哲学译著都先睹为快,由此有意无意地推进了哲学著作的翻译工作。除此之外,苏格拉底、梭伦、赫尔马斯、毕达哥拉斯以及类似名人所作的道德格言集,也是最早被译成阿拉伯语的文选之列。因为这种伦理学的和宗教的作品,部分作为社会精品的内容,部分作为道德教诲的素材而受到哈里发们以及权势显赫的贵族们的青睐。但所有这一切所组成的合力,却造成了声势浩大的“百年翻译运动”的动源。

人类社会一切知识和成就的发生,都要以智力与体力为基础。这就好比人们吃苹果,知苹果可以吃,就是智力,尔后举手抓住苹果而吃之,要靠体力。二者结合在一起,才能把苹果吃掉。如果知道苹果可吃,而不能举手摘它,是有智力而无体力;如果能举手去摘苹果,但不知苹果可吃,是有体力而无智力,这两者缺一,都不能吃到苹果。如是,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他有没有苹果可吃的智力,就成为他能否吃到苹果的先决条件,而苹果的美味和营养,又是人们健康生存的佳美滋补。对于游牧出身的阿拉伯人来说,强健的体魄已是他们已具有的东西。当他们从沙漠走向城市,成为阿拉伯半岛的统治者时,无论从统治者个人还是从整个民族而言,如果不发展智力,那么就不可能获得人类文明的金苹果,而没有人类文明的金苹果,阿拉伯人也难以成为帝国真正的统治者。这是一种基于生存意识的求知渴望。

经过持续二百年的翻译运动,阿拉伯人借助于其他民族关于“苹果”的知识,终于得到了人类文明的金苹果。他们从对希腊典籍的翻译中学会了逻辑学,给阿拉伯学术打上了逻辑学的烙印。在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类推法,被广泛运用于教法研究、语法研究、哲学研究之中。由于受希腊哲学的影响,阿拉伯-伊斯兰帝国涌现出一批百科全书型的哲学家,形成了阿拉伯亚里士多德学派,为促进中世纪哲学和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从波斯典籍的翻译中,学会了统治方式;他们仿效波斯萨珊王朝的管理体制,设立大臣、宰相职位,建立起一套有效的统治体制,使庞大的帝国机器能有效运转;他们从印度典籍的翻译中,学到了数学与数字的知识,还在印度数学的基础上,发明了“代数学”,他们在这方面的成就使人们至今把印度数字称为“阿拉伯数字”。在充满生存竞争的世界里,阿拉伯人终于以“用与书本等重的黄金作稿酬”式的慷慨为代价,成为当时文明世界的强者。勒本在所著《阿拉伯文化》一书中写道:“直到15世纪,欧洲学者没有一个不受阿拉伯学术影响的。”“他们或师承阿拉伯人,或翻译阿拉伯文典籍。阿拉伯人的著作,特别是科学著作,被欧洲各大学广泛采用,达500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