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迹胜于血迹：学者与殉教者的高贵之争

学者的墨迹比殉教者的血迹更加高贵

尊重学者,至今仍是阿拉伯世界普遍的社会风尚。除《古兰经》之外,同样也能受到全社会普遍尊重的是教师这一职业。阿拉伯教师在国内待遇之高,使不少发达国家都为之瞠目结舌。与此相关,在那里鼓励人们求知求学问的俗语民谚也很多,譬如:“聪明才智优于好的出身”,“应去追求真才实学,不要过于看重出身贵贱”,“获得知识优于聚敛财物”,“没有文化,就像一个人不着衣服,没有脸面一样”。这些内容,都反映出知识学问在阿拉伯社会中的价值地位。一个源自游牧部落的民族,何以能有如此价值取向呢?

这个信念的渊源,来自穆罕默德。在阿拉伯世界,他的话语和思想具有无可估量的感召力。穆圣不同于世界上多数的宗教改革者,他不但不反对科学,而且还鼓励对知识的追求。在传播伊斯兰教的过程中,他昭示了阿拉伯人一个重要思想:“学者的墨迹比殉教者的血迹更加高贵”。

从历史上看,学者在穆罕默德时代具有如此崇高的地位,是与当时阿拉伯社会的现实状况与传布伊斯兰教的实际需要分不开的。蒙昧时代的阿拉伯人,并没有科学、哲理可谈。在经济最发达的古莱氏人中,能书写者仅17人,在另两个部族奥斯族与海兹勒支族中,能书写者总共才11人。穆罕默德本人是个文盲,目不识丁,所以,当时安拉所降的默示,都要靠旁人抄写。而当时为穆圣抄录默示者,据史书记载,他们自己的写作技术还远没有达到熟练的程度。因为写作的水平差,既不按一定的格式,也不依照听写的规则,对于同音字或近音字,往往混淆不清。同是一个字,有时在这里少两笔,而在那里又多两笔,错误很多,这就直接影响到默示记录的准确性。同时,伊斯兰教的传播,也必须依靠能书写、能诵读的人。只有依赖能书写的人抄录,能诵读的人口授,才能传布到不能读写的人中间去。由此这些能读写者,就成为传布伊斯兰教的关键一环,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直接决定着伊斯兰在整个民族中的命运。他们的功用,远大于一般的殉教者了。人们普遍认为,圣门的第一代弟子,是阿拉伯世界最早的学者。这时期的学问,宗教学的活力最大,范围也最广。人们都来研究《古兰经》的意义,注解《古兰经》的内容,从《古兰经》中创立出律例来,这就是经注、圣训、法律……等。其次类的学问是历史、故事、传记等。第三类的学问才是哲学、伦理学、化学、医学……等。当然,所有这些还只是学术的萌芽,系统的学术这时还没有产生。这一代学者大多被分散到伊斯兰国家各个地区,也就是被分派到各个城市,从事教育。穆罕默德在世时,已派人到也门和巴林群岛等地。征服麦加后,又派人到麦加。到了哈里发欧麦尔的时代,幅员增大,国土日广,被派分赴各方的学者就更多了。奔赴各地的学者首要任务自然是传布伊斯兰教。据艾哈迈德·爱敏——一位著名的阿拉伯史专家估计,“伊斯兰教初期第一流的学者有数人,第二流的约20人,第三流的约120人”^[3]。这些学者所到之处,无不建立学校,招收学生。由各学校学成的人,便成为再传弟子,三传弟子,从此代代相传。学者们对伊斯兰事业的价值,从一个侧面也可反映出来:欧默尔曾劝哈里发艾布·伯克尔不要让第一流学者阿穆士离开麦地那出征到叙利亚,艾布·伯克尔则认为像他这样自愿为教牺牲的人,不应加以阻止。欧默尔理直气壮地回答哈里发道:“为人类的需求,应该留下阿穆士,一个人就是睡在床榻上,也同样能为宗教牺牲的。”^[4]。当欧默尔派当时另一位著名学者阿布杜拉·买斯欧德到伊拉克的库法去的时候,曾写信给库法的民众说:“我派阿布杜拉·买斯欧德为你们的导师与长官,我宁愿使自己受损失而使你们得以享受他的学问。”后来,这位学者便长久居住在库法,成为一学派的领袖人物。

也许正是这样的历史境遇,使“学者的墨迹比殉教者的血迹更加高贵”在阿拉伯世界成为一种社会共识,一种感性经验的升华。由此催发了造就文明前进所需的全部社会精神要素:

“学者的墨迹”,墨迹既然是学者的,它就不会是文盲的涂鸦或老爷们的鬼画符,而是学习、探索的产物或沉思默想的记录,总之,是一种闪耀着理智光芒的人的灵性。

“殉教者的血迹”,血迹既然是殉教者的,它就不会是部落间复仇者的无谓牺牲,而是虔信者为信仰所付出的代价和祭品。这是一种宗教激情,体现了人的虔诚与忠勇,它是一种闪耀着趋善光芒的人类情性。当人们认为“学者的墨迹比虔信者的血迹更加高贵”时,也就是在理智与情感二者之中,作出了前者比后者重要的价值判断,将理智置于情感之上。对理智与情感关系的这一价值定位,对公元7世纪初,刚翻开新生活扉页的阿拉伯人,具有重要意义。因为理智的凸现,就是对理智的崇尚,而崇尚理智是社会进步、趋向文明的首要前提。

从穆罕默德“学者的墨迹比殉教者的血迹更加高贵”这一充满智慧的哲语中,所能引申出的教益是多方面的。无疑,学者和殉教者,都是真理的信仰者。但信仰与信仰并不都是一样的,人类生活中历来存在二种层次、不同水平的信仰。高水平的信仰基于对真理的理智的追求,它不是一种人云亦云、随大流的从众行为,也不是心血来潮的一时冲动,更不是如痴如狂的迷信,而是理智深思熟虑后的自觉行为。信仰者对其所信的事物,不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低水平的信仰,则是对真理的情感性崇拜,它虽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热爱与崇敬,但因其浓郁的情感色彩而总不免带有盲目性。所以,当人们在意识深处将学者的墨迹看得比殉教者的血迹更重要、更高贵、更有价值时,其涵义之一,是在肯定学者们自觉探究和认识真理的举动,认为它比殉教者的壮烈行为更加可取。显然,这是在提倡以理智的自觉,去对待所信奉的真理。其次,学者和殉教者,他们都是真理的传播者,就对真理的传播而言,人与动物有天壤之别。人不是猴子,无法仅靠本能的遗传获得生存的本领。作为万物之灵,人的生存与发展不仅靠动物性的本能遗传,更靠专属于人的获得性遗传,即靠后天的学习来继承前辈已达到的文明成果。自古以来,人类知识与文明成果的接受与传播,有二种形式,一是口传,二是书传。口传,是以传授者和接受者面对面地直接交流为基本方式,这种方式不但会受时空的阻隔,或参与人数相对较少的局限,而且也会因传播者生老病死不可阻挡而中断。历史上那些无文字的文明之所以失传,主要是由口传的局限性所造成的。而书传,则不需要传播者与接受者的直接见面,它不但不受时空的阻隔与人数的局限,而且也不受传播者寿命与健康的限制。人,都能不同程度地受教育,不同程度地继承前人已有的知识财富。所以,自文字发明以来,书传就成了主要的人类文明传播方式。人用符号识别理解前人的东西,记下自己的东西,传播他人的东西,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卡西尔把人称之为符号的动物。学者的墨迹,作为知识和学问的文字记录,它对真理的传播,具有不可替代的优越性。所以,当人们在价值上把墨迹看得比血迹更高贵时,其涵义之二,就是肯定书籍的重要性,肯定运用书籍去记录与传播真理,比个人的言传身教更有效,更可取。显然,这里所倡导的,是对理智沉思的果实——书籍的珍视。在这一认识之下,学者,作为智者,作为书籍的撰写者、智慧的创造者和传播者,自然会更加受到社会的尊重、褒扬。由此可见,透过“学者的墨迹比殉教者的血迹更加高贵”这个判断向阿拉伯人灌输的是崇尚理智,崇尚书籍,崇尚学者,崇尚探究知识和学问的行为这样一些观念。正是这些观念,为阿拉伯文明的成长壮大提供了源源不绝的巨大的精神动力。它们为阿拉伯人指明了立足社会、安身立命的价值取向,造成了接受教育、追求知识与学问的普遍社会心理基础。一个社会,当追求知识和学问被视为是最有价值的高尚行为时,人类智慧的生长就得着了最好的沃土。(www.xing528.com)

诚然,在其他民族文化中,也有不少珍视知识与学问的民间风俗,诸如在我国民间,至今有不能将带字的纸当手纸以免变愚一说。这类民间风俗,反映了对知识和文化尊重与敬畏的社会心理。而阿拉伯人思路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把高尚与虔诚行为的标准定位在对知识与学问的探究上。这一定位,使阿拉伯文化充满了一种令人钦佩的、生气勃勃的力量,它所引起的社会后果,是尊师敬贤,全民求知。如果我们将这一定位,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相对照,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相对照,与十年浩劫中所谓砸烂一切封资修文化的行径相对照,与当年称“知识分子为臭老九”、认为“学问越多越愚蠢”、“文化越多越反动”的情况相对照,其间的差别何啻霄壤。

7世纪初,阿拉伯人还处于蒙昧时期,几乎全是文盲。但是,仅过了100年左右,据史学家记载,在公元891年时,巴格达一地已有了100多家图书商。可见,能读写者,已不计其数。当巴格达被蒙古人摧毁时,全城已有36所公共图书馆。随着对书的珍重,藏书也成为时尚。10世纪时,一批阿拉伯王公的藏书总量,已可以与欧洲所有图书馆的藏书总和相匹敌。有的私人藏书,多达需400只骆驼才能运完。总之,从8～11世纪,除唐明皇时代的中国外,地球上已没有其他地方的人会像阿拉伯世界那样拥有如此众多的藏书。在以后的几个世纪,正是阿拉伯人保存和发展的希腊罗马文化的精神,再经过穆斯林统治的西班牙和意大利南部再度传入西方,促进了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阿拉伯世界自身,也通过书籍以及与对方交往,学习和吸收了其他民族的精华形成了灿烂的阿拉伯文化。

【注释】

[1]〔美〕马吉德·法赫里:《伊斯兰哲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84页。

[2]《中国伊斯兰教资料汇编》,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254～1255页。

[3]〔埃及〕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55页。

[4]〔埃及〕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