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时间国度的首都

时间国度的首都

同许多古老民族一样,犹太民族也有自己的历法,比如今年公历是1993年,按犹历计算,就是5753年。

犹太历法既不同于继承了古希腊罗马遗产的基督教社会的太阳历,即今日的公历,也不同于同处中东的伊斯兰教的太阴历,而是一种同时融合了太阳历与太阴历的历法。

在犹太历中,一年按照月亮盈亏分为12个月:正月称为尼散月,约在公历3-4月之时,其次为以珥月(二月)、西弯月(三月)、搭模斯月(四月)、埃波月(五月)、以禄月(六月)、提斯利月(七月)、马西班月(八月)、基斯流月(九月)、提别月(十月)、细罢特月(十一月)和亚达月(十二月)。

凡同时使用太阳、太阴历的民族,都不能不碰到两种历法的变换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弥合太阳周期与月亮周期之间的时差问题。这里,我们感兴趣的不是犹太民族在制订历法上表现出来的技术方面的智慧,而是犹太民族在确定历法时间时表现出来的借时间联系而牢固确立民族地域中心的智慧。

直到公元4世纪,犹太人借以确定历法时间的方法,仍然是纯粹经验性的,即以观察天体,尤其是月亮为基础的。

众所周知,月亮绕地球一周就是阴历一个月,严格说来,是27天12小时44分又3秒。所以,为了确定“新月”即太阴零度的确切时刻,就需要从散布在本地区的各个点上的观察者那里获得证据。他们可以从日落后初升的月亮上看出新月的特征。

不过,作为个人的观察者即使确信自己看到了新月,也无权宣布新的一月开始,因为他不具备这种权威。在犹太史的第二圣殿时期和圣殿被毁后的时期中,这种权威被授予纳希,即犹太民族的精神领袖。而作为这种权威的坚实基础的,则是耶路撒冷作为以色列首都的地位。

这样一来,观察资料的呈报与确切时刻的颁布,便形成了每年每月川流不息的双向运动。

每月30日,各个地区的观察者,带着自己的观察资料,匆匆忙忙地赶往耶路撒冷,以便在拉比法庭前证实他们业已看到的新月。老人们特地借了坐骑,一路上的危险地段还有警卫守望着。有时整个家庭、整个共同体或成群的人浩浩荡荡一起动身。尽管从技术上说,新月的确认只要有两个成年人的证据就足够了,但为了不使下个月的观察者沮丧,无论来的人有多么多,他们在耶路撒冷都会受到款待,并且被安顿在小客栈里。

一旦观察者带来的证据被法庭接受,纳希便庄严宣布此日为Rosh Hodesh,即下个月的第一天。要是法庭作出裁定之前,夜幕已经降下的话,那末次日便被宣布为Rosh Hodesh。(www.xing528.com)

随后,各地的来人又浩浩荡荡地踏上归程,从耶路撒冷把确定了的Rosh Hodesh带回整个巴勒斯坦地区和犹太人的流散地。这一切至少在30日次夜通过点燃火把开始。

每个月的这一时候,在耶路撒冷城东的橄榄山顶,一个卫兵点燃了用雪松枝条扎成的火把,然后,把火把高高举起,向着远方来回晃动,直到看见东部地平线上另一个火把燃起。

这样,火把一个接一个,朝着巴比伦方向推进,那里住着大部分流散的犹太人。只要一看见西边地平线上的火光信号,每个背井离乡的人都会爬上屋顶,挥舞着火把。结果,在Rosh Hodesh之夜,整个美索不达米亚的夜空,一片通明,宛如进行着一次盛大的焰火晚会。而这由火把汇聚而成的海洋,其源头却若一丝脉线,悬挂在那遥远的耶路撒冷。

这种充满喜庆色彩的传递新的一月之信息的活动,后来因为撒马利亚人故意擅点火把的捣乱而不再举行。但耶路撒冷以其地域的神圣性而赋予其地方时间的神圣性,或者反过来说,以其地方时间的神圣性而得以体现的地域的神圣性,则一直延续下来。散居各地的犹太人为了保证同耶路撒冷的同胞们一起渡过完整的24小时,常常采用将庆祝一天的节期改为庆祝两天。须知这绝不单纯是喜庆活动的增加一倍,通常是宗教义务的增加一倍。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批波兰犹太难民经日本前往上海避难,就碰到了这样一个问题:过了国际日期变更线之后,究竟哪一天算安息日和赎罪日^[2]?犹太学者彼此之间无法达成一致看法。

为此,难民中的拉比发电报给耶路撒冷的一些学者,请求他们作出裁定。

圣地大拉比于1941年9月召集学者开会,裁定:安息日和下一个赎罪日均按当地日历计算。然而,当时被誉为“宗师”的亚伯拉罕·叶沙亚胡·卡列利茨拉比却表示了异议。他提出,神户的难民应以当地的星期日为“安息日”,在当地的赎罪日禁食,而在次日进食。

结果,相当一部分犹太难民为了确保同圣地的一致,兼顾两种都有权威的意见,而守了两天的安息日和两天赎罪日。这意味着,一部分犹太人整整禁食了48小时!

这48小时的禁食,决不是对两种权威的调和,而是对耶路撒冷时间之神圣性的尊重!任何一个民族即使不具备一个政治—地域意义上的首都,但只要有了这样一个时间的首都,也就有了自己文化的首都、民族的首都!只要时间长存,这个民族就不会真正流散,只要时间长存,这个民族就一定能够由时间的首都而重新获得自己的地域首都、政治首都、国家首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