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以说,尽可以做
罗马的皇帝和以色列最伟大的拉比来往很密切,因为他们两个人是同一天出生的。
当两国政府关系不十分友好的时候,他们两个人还是继续保持着亲密的关系。不过,他们的朋友关系,对两国政府并没有什么好处,当皇帝有什么问题要请教拉比时,必须派遣使者绕远路才行。
有一天,罗马皇帝叫使者带口信给拉比说:“我有两件事要做。第一件是我死了之后,想让儿子继承皇位;第二件是准备让以色列的太巴列市成为自由关税城市。可是我只能做成其中一件,如果要想一次做成功这两件事,应该怎么办才好?”
由于两国之间的关系非常不好,如果以色列人知道拉比回答了罗马皇帝的问题,一定会产生恶劣的影响。因此,拉比无法回答使者的提问。
使者回来向罗马皇帝汇报了事情经过,皇帝便问他:“你把我的口信说给他听的时候,拉比在做些什么?”
使者回答说:“拉比让孩子骑在自己的脖子上,然后把鸽子交给儿子。儿子拿到鸽子后,却放到天空中去。除了这件事外,拉比什么也没有做。”
罗马皇帝当时就明白了拉比想说的话:“首先把王位传给儿子,然后由儿子使太巴列市成为自由关税城市。”
过了一段时间,使者又送来了皇帝的请教事项。这次咨询的是:“我手下的官员欺骗我,我应该怎么办?”
拉比同样以演哑剧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他走到菜园里,拔起一棵菜;几分钟后,又跑到菜园里去拔了一棵菜;再过几分钟,又去拔掉了一棵菜,然后,就结束了。
罗马皇帝明白了拉比的口信,那就是:“不要一下子除掉你的全部敌手,分成几次,各个击破,逐步消灭。”
从表面上看,这则故事的寓意就是最后的那句话,即人类不借助于语言也能表达自己。目的似乎纯粹为了介绍大拉比借用动作语言表达个人意见的智慧。
但要是仔细考虑一下,便会发现,问题远不是那么简单的。
《塔木德》本身是教诲人们如何在具体情境下遵守规范的。而大拉比本人却因同罗马皇帝的私交,便不顾两国交恶不应私相往来的“公义”,同皇帝互通音讯,甚至出谋划策。这样做,虽则没有对犹太民族造成危害,但于道理上讲不通。
不过,反过来说,既然私交并未影响公利,为何这种私交于道理上又要讲不通呢?
再进一步,真的碰到这种无损于公利但道理上又讲不通的事情或情境,犹太人究竟又该怎么办?
看来,这才是上述寓言所要解答的问题。(www.xing528.com)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最伟大的拉比”为每个犹太人提供了回答,或者说,提供了他们可以从中找出答案的行动。
在大拉比面临的情况下,同罗马皇帝的使者交谈,是不合时宜的。这种不合时宜不是就说的内容,而是就说这种行动本身而言的。与其为了“说”本身而去另外大大地争论一番或者解释一通,干脆还是不说。但不说不等于不表达,而是以“不说而行”来表达。
所以,大拉比既没有在“说”上面违反规范,也没有机械地遵守规范而压制自己的表达。从而实际上做到了“在不违反规范的情况下违反规范,而在违反规范的情况下又没有违反规范”:
就“不许说”这一形式上的规范而言,他没有违反规范,而就“不许说”这一内容上的规范而言,他又是违反了规范;就“不许同敌国皇帝交往”这一点上,他违反了规范,但就“不危害犹太民族的利益”这一点上,他又没有违反规范。
大拉比表演哑剧时,真正的观众是罗马皇帝,但一经《塔木德》记载传扬,观众就转换成所有阅读《塔木德》的犹太人和非犹太人,所有读到这则寓言的人,包括本书的作者和读者,而哑剧传达的意思也同时发生了变化,转变为:只要在根本的道理上站得住脚,不可以说的,尽可以去做。(当然,这里所说的“做”已不单纯是“表达”的意思,还包括将“不可说”的事情付诸行动的意思。大拉比的行为本身就同时具有“做”的这两个层面的涵义。)
说与做永远是人类社会规范内在特性必定造成的一对矛盾。“说”实质上代表了规范的一般的、抽象的意义和规定,它具有某种不顾一切特殊情境的僵硬性。没有这种僵硬性(或称刚性),也就谈不上规范的严肃性。
而“做”则必定碰到许多具体而特殊的情境与条件,其丰富复杂程度远非“说说”就能“说”清楚的。
于是,在“说”不清楚但又必须“做”的情况下,不“说”便“做”就成了人类变通规范,打破“说”与“做”这一对矛盾的主要方法。大拉比的哑剧就是犹太民族提供的一个相关范例。
有意思的是,这种方法和思路也是“说”不得只能“做”,即示范的。所以,大拉比的“做”无形中也就成了《塔木德》的不“说”之“说”,成了《塔木德》的“做”。
大拉比是智者,《塔木德》是智者之书,所以尽可以不“说”便“做”地“做”下去。而笔者没有能力再“做”下去,只好开口,“说”了不可“说”的东西,就此成了大蠢人一个。
(本章各节所用材料大部分皆系犹太人自己记录下来的,故皆可视为他们的“做”,至于与他们的“说”有无本质的区别,读者尽可以自己裁定。笔者不敢再“说”了。)
笔者之所以会成为大蠢人一个,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低估了读者观赏理解哑剧的能力。从上述寓言流传千百年来看,犹太人是绝对理解得了这一哑剧,绝对知道只“做”不“说”的真谛的。这种理解的最充分的体现,便是摩萨德追捕那个屠杀犹太人的刽子手,臭名昭著的德国战犯阿道夫·埃希曼的行动。
摩萨德全名为“以色列情报和特殊使命局”,主要负责以色列境外的各种秘密活动。摩萨德搜集情报能力之强、效率之高和能量之大,绝不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前苏联的克格勃之下。而其从事的秘密活动,在各国特工机构内部,更是有口皆碑。
以色列建国之后,就开展了侦察搜捕在逃的二次大战的德国战犯,尤其是双手沾满犹太人鲜血的刽子手的行动。那些曾几何时不可一世的杀人魔王,在第三帝国土崩瓦解前后,便纷纷逃往国外,特别被他们看中的是南美的一些军事独裁政权的国家。因为在那里,他们即使被人发现,也不会被引渡到英美或以色列等国。何况他们又伪装得极好,隐藏得十分巧妙。要把他们捉拿归案,真有“大海里捞针”的难度。
1962年,摩萨德接到旅居阿根廷的犹太人举报,得知奥地利纳粹分子,在希特勒灭绝犹太人的计划中,专门负责犹太人的迁送、奴役和屠杀的阿道夫·埃希曼隐藏在阿根廷后,便迅速出动。经过多方侦察认定,最后以绑架的方式,将埃希曼强行带回以色列,经法庭审理后,把他送上了绞刑架,伸张了正义。
在这次行动中,以色列政府没有拘泥于国际法,没有无休止地同当时的阿根廷政府磨嘴皮子,徒劳地说服军政要人应该将战犯引渡到以色列,从而给战犯以重新潜逃的机会。而是一句话不“说”,“做”好了再“说”。
结果,虽然阿根廷政府事后提了抗议,但世界各国主要新闻机构在以大量篇幅报道埃希曼被抓获的消息的同时,据说却没有一家报道阿根廷主权受到侵犯的情况。这事实上证明,聪明的犹太人“做”得恰到了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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