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重庆旧址的珍贵遗产：登辉堂与孙寒冰墓园

国立复旦大学重庆旧址

国立复旦大学重庆旧址是抗战时期复旦大学西迁到重庆时的原址，它位于现北碚区东阳镇夏坝先锋村，北碚至西山坪公路边，左邻仪器厂，右接东阳街区，面临嘉陵江，坐东朝西，地势平坦。国立复旦大学重庆旧址现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登辉堂，二是孙寒冰墓园。

登辉堂为复旦迁来后校门内建的第一座小礼堂，以复旦大学老校长李登辉之名命名为“登辉堂”。该建筑建于1938年，为一楼一底，黄墙青瓦，砖木结构，中为楼房，两侧为平房，建筑面积605平方米，楼房高12米，面阔11米，两侧平房高6米，面阔各11.5米，进深5.2米。屋顶外墙正上方挂有“登辉堂”之牌匾。室内除砖墙外，以木质料为主。朴实大方的建筑特色，给人以端庄沉稳的感受。目前楼房保存较完好。1987年在登辉堂前新建“抗战时期复旦大学校址”纪念碑，周谷城题书碑名，碑高2.5米、宽1.2米、厚0.5米，基座高0.6米、宽1.5米，背面碑文为原复旦大学校长、著名物理学家谢希德手书。2005年，重庆市政府、复旦大学、北碚区人民政府共同出资对旧址进行了修复，开始将登辉堂建成了复旦大学北碚旧址纪念馆。旧址纪念馆于2010年4月3日正式开放。国立复旦大学北碚旧址纪念馆内的展览分13个专题，共有近200幅照片，陈列了复旦大学在渝八年的办学历史，重点展示了创校先贤、知名校友和牺牲在重庆的校友事迹。孙寒冰墓园位于登辉堂右后侧200米处。墓园面积349.17平方米，横宽20米，纵长14米，有花砖围墙。墓居正中，高1.8米，宽1.65米，长2.6米，水泥涂面。前嵌大理石墓碑，上刻“孙寒冰教授之墓”，款“周谷城题”。墓之左、右侧各立一碑，左侧为孙寒冰教授墓志，右侧为复旦大学师生罹难碑记。

国立复旦大学重庆旧址登辉堂全景

复旦大学由马相伯创建于1905年，原名复旦公学。1917年，复旦开始办理大学生本科业务，改名为复旦大学。“八一三”淞沪抗战失利后，日寇攻占上海，战火纷飞，复旦学生开学到校极少。不久，南京教育部指示复旦、大同、大夏、光华四所大学组织临时联合大学内迁。大同、光华因经费无着落而退出。复旦、大夏组织临时联大，分两部分别迁往江西、贵州。11月12日，上海沦陷。江西一部联大决定内迁贵阳与二部合并，师生长途跋涉，于12月底抵重庆。

国立复旦大学迁到北碚后当时的校门

当时重庆有复旦校友100余人，组织了复旦同学会，并创办有复旦中学。联大第一部到达重庆时，受到复旦校友和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正巧复旦中学已经放假，联大第一部遂借该校菜园坝校址上课，第一学期到1938年2月中结束。同月，在重庆校友的帮助下，吴南轩赴嘉陵江一带寻找校址，确定在重庆北边150余里北碚对岸的夏坝（原名下坝，由陈望道建议改今名）。夏坝背靠琼玉山，面临嘉陵江，位于黄桷镇与东阳镇之间，有平坦土地1000余亩，与北碚夹江相望，风景秀丽，为建校佳地。2月下旬，师生分批到达夏坝，复旦正式在重庆复课，师生精神振奋，教学认真，生活俭朴，颇有一番新兴气象，同时，复旦与大夏之“临时联合”正式宣告解体。

学校经常与北碚区政府（当时是管理局）合作，推行社会服务，例如举办民众学校；响应募寒衣活动；培训小学老师；组织宣传队、歌咏队、话剧队，深入农村，从事抗战救亡宣传活动等。他们组织歌咏队、演出队到学校附近及市中区演出，自编自演的话剧《逃难到北碚》以及抗日爱国剧目《在松花江上》、《放下你的鞭子》等都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

重庆复旦大学根据抗战形势需要，自1938年秋陆续增设史地系、数理系、统计系、农垦专修科、国艺系、农场、茶叶组、农艺系等，并在1940年秋建立了农学院。至此，该校共有文、理、商、农等学院，中文、外语、新闻、教育、化学、生物、土木、政治、经济、社会、银行、会议等22个系和中国生理、心理所，使复旦大学成为一所多学科的综合性学府，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后又得四川省政府、赈济委员会和各地工商资本家的捐款，在夏坝逐渐建筑简单校舍，陆续建成的有相伯图书馆，登辉堂，大礼堂，博学、笃志、切问、近思等教室，男女宿舍，农场等。

1941年11月25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第五届一次会议通过决议，复旦大学由私立改为国立，由吴南轩任校长。复旦改为国立以后，经费较前充裕，学校为了培养高质量人才，千方百计聘请著名学者来校任教和兼课，如陈望道、周谷城、张志让、顾颉刚、吕振羽、曹禺、洪深、胡风、童第周等教授。同时，学校还经常请社会名流来校作学术报告。使学生不仅学到文化科学基础理论，而且还能学到社会知识，增强抗击侵略及反法西斯意识。如郭沫若就来校讲过《敌我青年之对比》，使大家认清正义战争和侵略战争的本质；请邵力子介绍《苏联卫国战争》；马寅初作经济问题讲演；黄炎培讲《世界形势及中国前途》；老舍讲《关于创作问题》等。这些名人的报告，使学生收益极大。抗战八年，复旦大学共培养了学生2651人，成业的达95%以上，为大后方输送了大批人才，不断充实陪都重庆的建筑界、金融界、新闻界、教育界、农业科学界。

抗战胜利后，1946年8月，复旦大学部分师生回到上海，留渝校友在原址创办私立相辉文法学院，后并入西南农学院，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曾在此度过了四年本科时光。解放后，该旧址属北碚区蚕种场管理和使用。1998年5月，为了更好地保护和管理，北碚区文化广播电视事业局与登辉堂产权所属单位市农业局、北碚蚕种场多次协商，并斥资6.5万元购买了旧址永久使用权，随即对凋零破损的旧校舍进行了修葺维护。2004年，该旧址的管理机构与上海复旦大学、重庆复旦校友会一起，共同搜集、整理、编辑旧址文物资料，开办了抗战时期复旦大学校史纪念馆。现复旦大学旧址登辉堂保存完好。(www.xing528.com)

孙寒冰（1903—1940），江苏南汇县人。192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商科，又先后在华盛顿州立大学、哈佛大学研究院就读。1938年12月中旬，孙寒冰教授由港至渝，历任复旦大学教授、教务长、法学院院长。孙寒冰创办过黎明书局，个人主要代表作有《社会科学大纲》，他最杰出的贡献在于创刊《文摘》。1937年1月，《文摘》月刊在上海首发，该刊为我国文摘式刊物之首创。这份杂志摘录、翻译国内外报刊的进步文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阴谋，促进全国人民团结抗日。在国共合作和谈期间，又在《文摘》最早翻译发表美国记者斯诺写的《西行漫记》中的《毛泽东自传》，名噪一时，轰动内外，引起读者极大的兴趣。不少青年由于阅读《文摘》而走上了进步的、革命的道路。1940年5月27日，日机轰炸黄桷镇的复旦大学，王家花园教师宿舍被炸毁，6位复旦师生遇难，寒冰教授也不幸罹难身亡，年仅38岁，全校师生同声哀悼。由于校舍被炸毁，学校也宣告本学期暂告一段落。校长李登辉等铭刻了《复旦大学师生罹难碑记》。1987年12月11日，北碚区人民政府将孙寒冰教授墓从夏坝后山，迁至登辉堂右后侧200米处，新建墓园，由周谷城题书碑文，铭刻了《孙寒冰教授墓志》和《迁墓记》。其中，墓志原件已在20世纪90年代被重庆市博物馆（现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收藏，现位于墓园内的墓志为复制品。

孙寒冰墓

国立复旦大学重庆旧址是以战时高校内迁为背景而诞生的，它是重庆抗战遗址遗迹的重要组成部分，记载了当时高校在重庆的办学历程。因此，国立复旦大学旧址体现了较高的历史文物价值和现实利用价值。

首先，在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是内迁高校最集中的地区，复旦大学也是抗战时期中国高校内迁的典型代表；不仅如此，当时在渝的60余所高校（含分校）中，国立复旦大学重庆旧址是今天保存最完好的建筑之一。

其次，复旦大学是抗战大后方爱国民主运动的坚强堡垒，复旦大学旧址的保护可以更好地诠释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8年复旦大学由上海迁来北碚后，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高举抗战、团结、进步大旗，积极开展各项救亡运动，被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认为是学校工作的典型和模范。当时校内建立的学生组织有学生导报社、民主青年社，团结教育广大青年，支持抗战，与国民党当局政府开展斗争。校园内民主学术风气浓厚，被誉为西南地区著名的文化教育“四坝”（沙坪坝、北碚夏坝、江津白沙坝、成都华西坝）之一。复旦大学作为当时大后方坚强的民主堡垒而声名远播，充分体现了抗战时期莘莘学子满腔热血、报效祖国之精神。另外，复旦大学旧址记录和见证了抗战时期复旦大学作为文化集体具有的巨大文化凝聚力，也充分展现了一批文化精英的爱国民主追求。当时一大批举国敬仰的著名教授会聚在此，他们的学术著作，起着权威性的影响，创作了大量稀有的名篇佳作，孕育了一大批爱国志士和国家栋梁之材，其爱国主义精神对当今文化教育建设有着极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充分体现了历史赋予北碚的特定文化内涵，从而具有十分重要历史教育价值。

鉴于此，就国立复旦大学重庆旧址而言，今后的保护与利用工作应注重以下几点：

第一，制定比较详细的片区文化景观规划方案，以国立复旦大学旧址复原为中心内容，打造环境优美、人文浓厚、自然协调的城市公共空间。

第二，进一步开展与复旦大学的相关合作。之前，北碚区文化广播电视事业局和北碚区文物管理所与上海复旦大学、重庆复旦校友会一起，共同搜集、整理、编辑了旧址文物资料，开办了抗战时期复旦大学校史纪念馆。因此，目前重庆相关机构已经与复旦大学建立了良好的沟通机制。今后，应该以此为基础，双方进一步拓展交流、合作领域。

第三，加大对复旦大学迁驻重庆时期相关历史的研究。目前，抗战时期复旦大学校史陈列馆搜集整理了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复旦之母——李登辉，著名教授张志让、陈望道、周谷城、洪深、孙寒冰、章靳以、曹禺等大批名人的珍贵的照片介绍以及实物等，并建立了文物档案卷宗光盘。复旦大学北碚旧址纪念馆也收藏了一批资料和展品。同时，复旦大学重庆校友会还倡议成立“复旦北碚爱国荣校基金”，该基金将用于支持搜集、整理和研究抗战时期复旦大学在北碚的史料，以及对旧址的后期维护和修缮。然而，截至当前，有关复旦大学迁驻重庆时期的历史还梳理得不够，有关这一时期的历史问题也研究得不深入。今后，我们的研究应该以多视角切入，采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尽可能地丰富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