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抗战金融遗址群：抗战时期主要金融机构旧址留存

重庆抗战金融遗址群

重庆抗战金融遗址群是抗战时期集中在重庆主要金融机构的旧址留存，它们多分布在今新华路到打铜街一带，包括中央银行旧址、中国银行旧址、交通银行旧址、美丰银行旧址、川康平民商业银行旧址、聚兴诚银行旧址。重庆抗战金融遗址群由上述六处银行大楼留存组成，它们集中在重庆市渝中区新华路到道门口不到2公里的地带，这里东接朝天门，西望枇杷山，南、北临江，是重庆市最早形成的商业中心，也是今天重庆最为繁华的地带之一。

中央银行旧址

中央银行旧址位于重庆市渝中区打铜街道门口9号，钢筋砼结构5层大楼，建筑面积约2500平方米，地下两层作为金库。中央银行旧址为1938年所建，由基泰工程公司设计。中央银行为1924年孙中山亲自倡导，但最初资金短缺，局势不稳，只能作罢。直至1927年，国民政府才开始在上海设立中央银行办事处。1928年，国民政府注资2000万元，中央银行正式运营。1934年，国民政府增加资本总额1亿元，并规定中央银行“享有经理国库、发行兑换券、铸发国币、经募国内外公债等特权”。1935年3月1日，中央银行在重庆设立分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央银行首迁南京，继迁武汉，最终于1938年8月迁至重庆。内迁至重庆的中央银行在国民政府的统筹下成为战时金融管制与运营的重要机构。1939年9月8日，国民政府颁布了《战时健全中央金融机构办法》，正式成立了由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构成的四联总处。四联总处是战时国家最高金融决策机构，其“目的之一在于弥补战前中央银行制度之缺憾，并通过其金融决策与权力运用，加强中央银行职能”。通过此次调整，中央银行在当时整个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得到了明显加强。为了进一步确立中央银行战时金融管制的作用，国民政府在1942年将中央银行定为唯一货币发行银行，并让其统一外汇管理，集中转存银行准备金。毫无疑问，现存的中央银行旧址是当时中央银行在重庆运作与变迁的历史见证。1946年4月1日，中央银行迁回上海，重庆分行于当日复业。重庆解放时，该行由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分行接管。现为重庆市商委招待所使用。

中国银行旧址位于重庆市渝中区新华路41号，钢筋混凝土结构，高5层，占地面积约493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8000平方米。中国银行旧址建于1936年。中国银行是在孙中山的直接批复下于1912年2月5日由大清银行改组在上海成立的。1915年1月18日，中国银行重庆分行开业，由王丕煦任总经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银行将总管理处由上海迁至南京。与此同时，迫于形势需要，中国银行又在香港设立总驻港处，董事长宋子文、总经理宋汉章等要人也移驻香港办公，因此，总驻港处实际上成为当时中行的实际指挥中心。1940年7月，中国银行总部由香港内迁至重庆，并根据先前公布的金融法律，被置于四联总处的直接管理下。1944年2月5日，中国银行在重庆召开了第21届股东总会，通过了增加官股2000万元议案，使得官股占总资本比例达到67%。这次会议还对中国银行作了人事改组，最终加强了国家对中国银行的控制。1945年10月，中国银行迁回上海。解放后，中国银行由人民政府接管，西南大区时代，中国人民银行成立西南区行，行址设在原中国银行行址，1954年重庆改为省辖市，该行撤销。该大楼曾被改造为朝天宫酒楼，建筑外观保存完整，部分墙砖脱落，木质窗户破损，内部结构有所改动，现在底层有个别个体商户租用，其余闲置。

中国银行旧址

交通银行旧址位于重庆市渝中区打铜街14号，为仿巴洛克式砖木结构建筑。坐北朝南，面阔22.1米，进深24.5米，共5层高，局部6层，57间房屋，建筑面积2925平方米，建筑占地面积625平方米。交通银行旧址是四川商业银行行址，该建筑由加拿大建筑师倍克在1934年至1935年间设计，由汉口迁渝的洪发利营造厂在1935年底建成。交通银行成立于1907年，是我国最早的官商合办新式银行之一。交通银行总管理处设立于北京，1911年迁天津，1928年迁上海。交通银行重庆分行设于1915年12月，1922年时因为连续亏损被撤销。1938年，受日本侵略的影响，交通银行总处迁重庆，但重心仍在香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交通银行总处遂由港移渝。这一时期的交通银行以大后方为依托，在四联总处的管制下，在西南、西北各省广泛建立了分支机构。截至1942年，共有112处。1944年2月，抗战已进入最后关头，交通银行着手复员。1945年8月，上海总办事处成立，办理接收汪伪交通银行总行及本埠五支行仓库及部署行屋等一切复员事宜。之后，位于重庆的交通银行原址由交通银行重庆分行使用。20世纪50年代中期，交通银行停业后，该大楼曾经用作市冶金工业局办公，现由建设银行重庆市分行打铜街支行作为办公营业使用。

交通银行旧址大门

四川美丰银行旧址位于重庆市渝中区新华路74号，该建筑为7层钢筋砼框架结构大楼，坐北朝南，建筑面积3352.5平方米，建筑占地面积407.5平方米，保护范围面积3120平方米。四川美丰银行旧址建成于1935年，是近代重庆较早出现的具有现代主义风格的建筑。四川美丰银行是近代四川及中国西部第一家与外国合资的民营商业银行，它成立于1922年4月，解散于1950年4月，历时整整28年。康心如是四川美丰银行的主要创建者之一，他在1921年时联合世交重庆盐商邓芝如和上海美丰银行总经理美国人雷文正筹划成立四川美丰银行，最初资本认定美股占52%，华股占48%。“万县惨案”后，美资撤离四川，康心如在地方实力派刘湘的支持下，全面接掌四川美丰银行。这是四川美丰银行由中外合资转为国人商办的开始。1934年，康心如决定为四川美丰银行建造标志性建筑，作为办公大楼。抗战全面爆发后，四川美丰银行进入了一个稳定的繁荣时期。虽然时有撤销与变更，但到1941年统计时，四川美丰银行的分支行处仍有上海、汉口、万县、成都、雅安、昆明、贵阳等25家。四川美丰银行以信用立本，开展各种业务活动，并进行实业投资，对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据康心如回忆，截至1950年停业时为止，四川美丰银行投资兴办的实业共五大类66个企业。抗战期间，四川美丰银行办公大楼曾为内迁重庆的中央银行、中国农民银行的办公地点。美丰大楼施工质量过硬，抗日战争初期经受了日机空袭的考验，1949年朝天门地区发生的“九二”特大火灾，被该楼有效阻挡，遏止了火势蔓延。1950年4月美丰银行宣告停业，1954年后，美丰银行大楼作为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办公和营业用直至今天。2003年，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政府将其公布为渝中区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12月，重庆市人民政府将其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美丰银行旧址正立面

川康平民商业银行旧址位于重庆市渝中区打铜街16号，坐北朝南，为仿巴洛克式砖木结构建筑，共4层，进深26.7米，面阔16.57米，占地面积525.43平方米，建筑面积2101.72平方米。川康平民商业银行旧址建于1934年，是重庆近代西式建筑的代表之一。川康平民商业银行成立于1937年，由川康殖业银行、重庆平民银行、四川商业银行三行合并而成，刘航琛任董事长。川康银行在地方金融中占据重要位置，其业务“尤注重汇兑之经营，以沟通各地金融”。抗战时期，川康银行设立的分支机构有成都、昆明、上海、西安等30余处。此外，川康银行还注重发展实业，当时由川康银行注资的金融机构有12家，企业则多达40家，另外还有数家报社和旅行社。1947年该行总管理处由重庆迁往上海，1949年11月，因对外负债过重，宣布停业。1949年12月，该行被重庆市军管会接管，进行清理。该建筑现为重庆市邮政局打铜街支局使用，主体保存完整，破坏较轻，内部因使用需要数次装修，但改变不大。2009年该建筑被重庆市人民政府公布为近现代优秀建筑。

川康平民商业银行旧址(www.xing528.com)

聚兴诚银行旧址位于重庆市渝中区望龙门街道解放东路112号，该建筑坐西向东，偏北30度，共为六层，地上为中西结合四层砖木结构办公大楼，地下两层为库房及金库。建筑面积5069平方米，建筑占地面积1264平方米，基础为石材质，石砌台阶及阶梯，地面为瓜米石，拱形木质大门、拱形窗等，做工细美，造形大方，整体建筑气势磅礴。聚兴诚银行旧址建成于1917年，由杨希仲委托日本留学归来的工程师余子杰仿照日本三井银行样式设计。聚兴诚银行由光绪年间重庆商人杨文光所组建的聚兴仁商铺演变而来，并于1914年由其子杨希仲开始筹设，1915年获得批复。因此，聚兴诚银行是近代四川最早成立的一家民营商业银行。聚兴诚银行的业务大致可以分为汇兑、存款、放款、信托、外汇、外贸、投资、公债、金银、外资等。抗战前，聚兴诚银行收益最大的业务在汇兑和存款上，之后，投资与金银开始突出。1939年，聚兴诚银行开始改组实行总行制和董事会制，并不断进行资本扩充，它很快成为最具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的川帮银行之一。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外交部借用聚兴诚银行大楼一部分设办公之所，故也有人认为此处为国民政府外交部的另一处旧址。1984年9月，该楼改为重庆市农贸中心。2003年，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政府将聚兴诚银行旧址公布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聚兴诚银行旧址

重庆抗战金融遗址群是重庆抗战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较高的历史文物价值和艺术研究价值。

第一，它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是重庆近代金融业发展的见证，也是重庆抗战时期作为全国金融中心的见证。重庆抗战金融遗址群所包含的六处银行旧址代表着重庆银行发展的不同方面，共同构成了近代重庆金融业的主体。四川美丰银行、川康平民商业银行、聚兴诚银行是重庆地方金融业发展的典型，它们从清末光绪年间到新中国成立前，经历了不同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则由于抗战从外地西迁而至，同时也是国民政府直接控制的金融机构，代表了官僚资本。与此同时，在四联总处的指导、监督下，抗战期间重庆金融得到迅猛发展。无论是重庆本土银行，还是外迁而至的银行，在抗战时期都进行了各自的改组，其命运与国家局势紧紧相连，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战时经济和国防事业的发展。

川康平民商业银行旧址建筑上石柱

第二，它是近代重庆优秀建筑的代表，具有较高的艺术研究价值。重庆抗战金融遗址群都建于民国时期，多体现了明显的近代要素。如交通银行大楼由加拿大建筑师倍克设计，它外立面由四根艾奥尼克柱组成，内外装饰华丽，具有巴洛克风格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形式。另外，川康平民商业银行大楼带有西方古典建筑风格。四川美丰银行大楼则为著名建筑学家杨廷宝先生在重庆承办设计的第一个工程。杨廷宝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和建筑教育学家，是中国近现代建筑设计开拓者之一，为我国建筑设计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受西方现代建筑运动的影响，四川美丰银行大楼由外至内，从外部造型到功能布局，现代主义建筑的各个构成要素随处可见。聚兴诚银行大楼的建筑平面是现代建筑的平面布局方式，立面上则汇聚了中国传统民居和西方古典建筑的共同特征，这种带民族形式的实用主义建筑风格，鲜明地反映出这一时代建筑的主要风格。这座已有近90年历史的近代建筑与周围建筑风格迥异、别具一格。总体而言，重庆抗战金融遗址群在重庆近代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体现了较高的艺术价值。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今后重庆抗战金融遗址群的保护与利用过程中，应该注重以下几点：

第一，加紧对旧址的维修和周边环境的整治。中央银行等六处旧址均为民国时期留下来的建筑，存在一些风化和人为损坏，应该按照原貌进行修复处理；另外，重庆抗战金融遗址群位于重庆市最为繁华的闹市区，也是重庆的老城区，那里建筑密集、人流量大，需要改造的地方多。可喜的是，目前重庆市渝中区政府正在规划将中央银行旧址、中国银行旧址、交通银行旧址、川康平民商业银行旧址、美丰银行旧址、大川银行旧址、威华银行旧址等，打造陪都金融历史一条街。不过，工程进展比较缓慢，建议城市规划、建设、环保、文化等部门联合进行，提高效率，加速金融街的改造，重现昔日的辉煌盛景。

第二，完善旧址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带划定，未竖立保护标识的应竖立。目前，六处抗战金融旧址中还有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四川美丰银行、川康平民商业银行等四处有待明确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带，还有中央银行、中国银行旧址文物保护标识牌待立。

第三，加强相关文物、文献资料搜集和学术研究。当前，除四川美丰银行建立了自己的资料陈列室外，其他银行旧址并无陈列室，仅存一遗址躯壳。有关部门应该组织力量加强文物和文献资料搜集，在对旧址进行维修和周边改造的基础上，增添陈列室；不能设置陈列室的，也应该在建筑物内附设图案和文字说明。另外，学术界有关重庆抗战金融遗址群的研究分两种：一是从史学视角展开的历史文物研究，二是从建筑学视角展开的近代建筑艺术研究。无论哪一种研究目前都还很薄弱，缺乏比较经典的作品问世。有关学者可以通过发掘新资料、运用新理论，深入研究抗战时期重庆金融业的发展和近代重庆金融建筑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