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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抗战遗址遗迹保护的多元模式

时间:2023-05-1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然而,每一个重庆抗战遗址遗迹都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城市文化空间,保护这些遗址遗迹,需要根据不同的客观情况采取不同的模式。在重庆现存的近400个抗战遗址遗迹中,绝大多数都可以采取博物馆模式,因地制宜,配以相应的陈列展览,使其文化内涵呈现出来。目前,重庆对社区改造模式运用较为成功的例子是上清寺一带的抗战遗址保护。

重庆抗战遗址遗迹保护的多元模式

二、重庆抗战遗址遗迹保护的主要模式

重庆抗战遗址遗迹数量庞大、种类繁多。通常情况下,文物保护部门会按照登录保护、分级分类保护、划定遗址保护范围和紫线等方式,使抗战遗址遗迹在落实具体保护措施的层面上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然而,每一个重庆抗战遗址遗迹都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城市文化空间,保护这些遗址遗迹,需要根据不同的客观情况采取不同的模式。在模式上,我们不仅要吸取各种先进经验,还要进行广泛的拓展和创新。在这里,我们主要介绍三种具有可操作的模式。

(一)博物馆模式

博物馆模式是遗址遗迹保护的一种最直接和简约的模式,它以遗址本体为基本构成,通过修复遗址、陈列遗址相关信息,并以此成为民众的展示对象。《遗址博物馆学概论》一书认为,遗址博物馆是指“在古文化遗址上建立针对该遗址文化进行发掘、保护、研究、陈列的专门性博物馆”。这种传统型的定义无疑将遗址所指的时间段限定在了古代,事实上,遗址应该泛指一些自然的或文化的实体遗存,它必然也包括与抗战文化相关的各类建筑、物件、墓地等。因此,对于种类繁多、各具特色的重庆抗战遗址遗迹而言,在博物馆模式下保护的每一个遗址,都是一个博物馆或陈列馆,它们的规模和形制会因不同的客观条件有不同的表征。采取博物馆模式来保护重庆抗战遗址遗迹,并不是要在每一个遗址上都建博物馆,它的核心要义是根据需要比较灵活地处理各种规模的遗址,使它们以不同形式的陈列展示给众人。在重庆现存的近400个抗战遗址遗迹中,绝大多数都可以采取博物馆模式,因地制宜,配以相应的陈列展览,使其文化内涵呈现出来。对于比较分散、十分偏远、受损严重的遗址遗迹,可以考虑集中迁建和复原,寻找各种相关性因素,加以综合利用。

值得注意的是,在实际操作中,遗址遗迹往往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周边的环境连为一体。对遗址遗迹及其周边环境的充分考虑和利用可以采取公园模式和社区改造模式。(www.xing528.com)

(二)公园模式

公园模式是以城市园林规划为基础的,把城市休闲空间和文化空间相结合的一种遗址保护模式。公园模式最初也多应用于古人类或生物遗址的保护上,与考古学和博物馆学的理论发展息息相关。单霁翔曾指出:“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是文化遗产保护和考古学理念不断进步,并达到一定阶段后必然选择的结果,也是目前在我国最具现实意义和操作性的一种大遗址保护途径。”事实上,在国外,建遗址公园早已是保护遗址的有效方式。如德国明斯特的城墙已经全部被毁,该市在原城墙所在位置修建了环城带状花园,以树木花卉进行植物造景,同时配以游乐休闲设施,既作为城墙的标识和纪念,又向游人初步展示了古城墙的宏大规模,也为游客提供了娱乐和休闲场所。对于重庆抗战遗址遗迹而言,应该利用遗址周边地形、绿化、空间形制、城市功能需要等来选择一部分遗址进行整体规划。例如李子坝地区位于曾家岩—红岩村抗战遗址走廊的中间地带,集中了刘湘公馆、李根固旧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议院旧址、交通银行学校旧址等抗战遗址,加之它南倚鹅岭,北临嘉陵江,可以远眺江北,将李子坝规划成抗战文化公园可以与鹅岭公园、史迪威将军纪念馆连成一片,山水相依的格局辅之以精心的人文规划可以较好地提升城市的生态和文化品位。而今,李子坝抗战遗址公园已经建成,今后应该进一步完善相关设施,加大宣传,使其成为重庆一个集文化、旅游、消费、休闲于一体的公共空间,并逐步发展成文化体验、旅游观光、文博展览的文化经济产业带

(三)社区改造模式

社区改造模式是以城市建设和旧区改造为基础的,以整体保护和环境复原为目标的一种遗址保护和利用模式。近年来,我国城市化速度不断加快,城市的规划和建设常常在新旧交替中产生种种矛盾。这种新旧交替的现象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就物质而言,城市社区的硬件建设、房屋拆迁、基础设施改造等均会对遗址本体保护产生较大影响,而精神方面多指社区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因此,社区改造模式下的遗址保护不仅是一项单纯的城市拆建任务,它还包括社区文化的修复与重塑。一些从事社会工作的专家指出:“社区文化是社区居民共同体的相互关系的产物,这个居民共同体,不仅包括当下的居民,还包括已经成为历史的居民,社区文化是在当下和历史的纠结中体现出来的。”正是从社区文化层面上讲,社区改造才超脱了以往普遍认为它仅仅是城市房屋迁建的狭隘观点。重庆的抗战遗址有相当大一部分处于闹市区,社区改造模式可以在保护过程中广泛运用。以位于渝中区天官府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暨文化工作委员会旧址为例,该遗址因处于密集居住区,且年久失修,已日渐破陋。现为民居,房屋总体结构变化不大,但楼梯等处已增加了不少居民自己搭建的小阁楼,外墙及内墙均有不同程度的损伤,保护情况较差。因此,对这一遗址的保护首先应以居民区的规划、拆建与环境整治为前提,然后将遗址结合时代背景修复,并进行场景复原和相关史实陈列展览。最后,可以进一步完善各种配套文化设施,使之成为天官府街巷的一个重要文化空间。目前,重庆对社区改造模式运用较为成功的例子是上清寺一带的抗战遗址保护。这一地区的周公馆、桂园、国民政府要员办公楼和官邸、民主同盟旧址等均连成一片,构成了以中山四路为核心的遗址保护群,它们也是这一社区的重要文化内核。于是,重庆市政府用数年时间对中山四路及其周边地区进行改造,不仅修复了相关建筑,还拆除了一些不利于遗址保护的建筑,使得上清寺片区的抗战遗址价值得到更好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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