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庆抗战遗址遗迹保护的核心理念
(一)真确性
真确性是指遗址遗迹保护要直接呈现历史原貌,树立“不改变原状”和“原址保护”、保持历史真实性的指导思想。真确性实际上是澳大利亚学者戴维·思罗斯比(David Throsby)在其著作《经济学与文化》(Economics and Culture)一书中提出的一种文化价值。学者徐嵩龄在解读时认为:“文化遗产能指的真确性价值不仅保证了符号所指的历史存在的真实性,即某些观念、意义在特定历史时期或时刻的实际状况,标示了它与特定时段文化语境的崎岖却又明确的边界,而且在这一物质载体上还保留了与同时代其他存在物或载体的千丝万缕的相互联系。”重庆抗战遗址遗迹保护的真确性实际上包括了各遗址遗迹所承载抗战史实的准确性与遗址遗迹相关物的完整性。很显然,抗战遗址遗迹存在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其躯壳的观赏性和可利用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所处的环境;离开了环境,它就将成为孤零零的标本。在这里,环境的意义至少包括以下三点:“第一,环境的自身物质实体和人们对这个环境的视觉印象;第二,文化遗产与周边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第三,遗产环境的文化背景及与该遗产相关的社会活动、习俗、传统知识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讲,重庆抗战遗址遗迹的保护应该从根本上改变以往过多考虑遗址遗迹经济利用价值而“失真”的倾向,特别是在城市建设过程中,不能将遗址遗迹保护让位于地产开发与房屋迁建,而应从遗址遗迹本体及其环境入手,在保证本体真确性及其环境完善的基础上充分而准确地挖掘其人文价值。
(二)协调性
协调性是指在遗址遗迹保护与利用过程中,要使城市建设发展、生活环境改善与主题利用展示相协调,遗址遗迹周边环境与文化史实相协调。抗战遗址遗迹不仅指各类建筑遗迹,也不仅是这些建筑遗迹中的一些文物,它还包括“遗址范围内我们所能观察到的山川、植被、地形等有形物体,乃至遗址氛围——空间视觉效果、置身其中的心灵感受、当地民众固有原生生产生活状态等内在的神韵”。事实上,让遗址遗迹能表现出其“应然”的神韵就是遗址遗迹保护的最终目标。反观今天的遗址遗迹保护,多是在千篇一律的高楼大厦中遗留一些窘迫的建筑,有的建筑物上虽有标识牌,但建筑物内是商铺或住房,有的建筑物只附有象征性的陈设。这就使得抗战遗址遗迹与周边环境格格不入,与历史本身也不协调。由此来看,遗址遗迹保护的协调性理念具有两方面的意涵:一是绝不仅仅是留存其本体,还应完善和复原其一定范围内的环境,使本体与环境协调;二是遗址遗迹内部的陈设应与历史吻合,使所展示的文化与本体相符。(www.xing528.com)
(三)开放性
开放性是指抗战遗址遗迹的保护要能做到思想解放、实事求是。与一般意义的遗址遗迹保护不同,抗战遗址遗迹尤其是重庆的抗战遗址遗迹因为历史导向的禁锢,仍然存在许多思想误区。一方面,我们认为重庆是抗战时期的战时首都,是大后方抗战的重心,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但同时我们对于国民政府及其军队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正视不够。事实上,“国民党正面战场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但由于国民党最高当局的错误指导,使其发挥的作用,与其执政党地位和拥有200多万人的军队,又很不相称,不尽人意”。然而,也正因为如此,对于国民政府的陪都及其在抗战中的作用仍定位不准。那些在陪都时代留下的遗址遗迹也因其历史影迹,有很多都仍然无法在保护中做到实事求是。这就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也只有解放思想,我们才能在以后的工作中,以开拓创新的精神,客观、准确地保护好抗战遗址遗迹,为后人留下一份宝贵而真实的文化资源。
需要指出的是,重庆抗战遗址遗迹保护的真确性、协调性与开放性理念是相辅相成的一个整体,三者之间互有联系,又各有所指。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坚持这三个理念是有效保护重庆抗战遗址遗迹的基础,其归旨在于唤醒城市记忆,传承历史文脉,弘扬抗战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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