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抗战遗址遗迹的独特特点

二、重庆抗战遗址遗迹分布的特点

重庆抗战遗址遗迹受战时需求的影响，它们广泛地分布在各区县。根据现有的资料统计来看，重庆抗战文化遗址遗迹的分布存在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重庆抗战遗址遗迹数量大、规格高。重庆抗战遗址遗迹的数量和规格与它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地位、影响是成正比的。重庆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大后方的重心，是战时首都，是全世界抵御法西斯侵略的远东指挥中心。抗战爆发后，全国1/3以上的高等院校，超过2/3的军事工业，近90%的专家学者和社会名人迁往重庆，从而实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经济文化中心由东向西的历史性大迁徙。国共两党无数军政界名人要人，文学、科学、艺术、教育、理论学术、经济等诸多领域的大师级人物，都在重庆这块土地上留下了厚重的历史印痕。所以，重庆抗战遗址遗迹的数量理所当然地位居全国前列，这显然也是其他城市无可比拟的。也正因为重庆在抗战时期的特殊地位，其抗战遗址遗迹在规格上也整体较高。在现存的395处重庆抗战遗址遗迹中，（省）市级以上的便有193处，其中包括中共中央南方局、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旧址，周公馆，新华日报营业部旧址，桂园，中美合作所“四一”图书馆，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钓鱼城抗战摩崖碑刻以及蒋介石、宋美龄、宋庆龄等名人官邸或旧居等99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毫无疑问，这些保护单位无论是从其名人效应上讲，还是以其曾经所发挥的历史作用而言，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文物价值。

第二，重庆地形特殊，导致各项设施多靠山或附山，由此也构成了如今重庆抗战遗址遗迹的另一个显著特点。重庆位于四川盆地东南丘陵山地地区，市域内存在各个构造体系：新华夏构造体系的渝东南川鄂湘黔隆褶带，渝西川中褶带，渝中川东褶带，经向构造的渝南川黔南北构造带和渝东北大巴山弧形褶皱断裂带等。与此同时，重庆又是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处，壁垒三面，气势磅礴。所以，《巴县志》讲，重庆“东捍荆襄”、“西御蕃猓”、“南通六诏”、“北走秦凤”。总之，重庆在地形和地貌上存在地势起伏大、以山地和丘陵为主、大江大河穿梭而过的基本特点。客观的地理形状与特征给内迁的各机构、单位甚至居所都提出了布局上的要求。以工厂为例，“为应国防上之急需”，“专供充实军备，以增厚长期抵抗外侮之力量”是工厂内迁的最直接目的，而重庆也是当时内迁工厂分布最多的地区。这些工厂内迁至重庆后，多以山为掩体，靠近水路或陆路交通较为便利之处。这主要是为了预防日军空袭，保存经济生产实力。同样，学校在内迁后的选址上也常常会考虑这一点。以复旦大学为例，起初迁至重庆的复旦大学分为两个校区，一在北碚夏坝黄桷树镇，一在菜园坝。1938年底，因为日军对重庆轰炸越来越频繁，复旦大学撤出了菜园坝，全部在北碚办学。即便如此，复旦大学当时仍然有师生在日军的空袭中身亡。至于国民党政要之别墅与官邸，更是广泛地分布在南山和歌乐山之中，它们而今已成为重庆独特文化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之，重庆抗战遗址遗迹这种依山连带的特点是其他城市抗战遗址所不具备的。(www.xing528.com)

第三，重庆抗战遗址遗迹空间分布相对集中。从总体上看，重庆现存的395处抗战遗址遗迹散落在了22个区县，但其分布极不均匀。拥有10个市级或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的行政区仅有渝中、沙坪坝、南岸、北碚以及江津等5个区，其余区县的市级以上文物单位寥寥无几，有的更是完全没有。其中，渝中、沙坪坝、南岸、北碚4区的抗战遗址遗迹数量占重庆市全部总量的68.6%，相对较为集中。特别是渝中区，抗战遗址遗迹总量达到101处，超过全部的1/4。不仅如此，渝中区在拥有国家级和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数量上也远高于其他区县。这种情况的出现，很大程度上与重庆在抗战时期的行政区划和市区的范围有关。解放前，重庆的市区范围基本限定在今渝中区之内。抗战时，迁渝的国民政府所在之曾家岩也只是重庆城郊，而八路军办事处所在的化龙桥则是远离市区的郊外了。在作为战时首都的几年里，重庆市区得到了扩大。与此同时，由于渝中区的地形限制，迁渝的一些学校和政府要员官邸则把位置主要定在了沙坪坝和南岸。沙坪坝随后形成了著名的沙磁教育区、歌乐山国民政府官邸，南岸也有了南山蒋介石、孔祥熙等人官邸。这些地方当时距离重庆核心市区比较偏远，但却为后来重庆城市空间拓展奠定了基础。所以，在《陪都十年建设计划草案》中，大陪都的范围东起广阳坝，西抵白市驿，北达北碚，南至南温泉，面积增至1940平方公里。此区域也基本涵盖了今天渝中、沙坪坝、南岸和北碚的抗战遗址遗迹范围。比如，就今天的沙坪坝区抗战遗址遗迹群来看，这里集中了具有保护价值的林园蒋介石官邸（1号楼）、林园宋美龄公馆（2号楼）、林园马歇尔公馆（3号楼）、林园林森官邸（4号楼）、林森墓、林园美龄舞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暨文化工作委员会旧址暨重庆郭沫若旧居、重庆冯玉祥陈家桥旧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旧址暨张治中旧居等近90处遗址遗迹。应该说，重庆抗战遗址遗迹相对集中的特点既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也为今天做好遗址遗迹保护工作提供了客观便利条件。

第四，重庆抗战遗址遗迹种类十分丰富。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在近代史上的一次历时最久、任务最艰巨，也是唯一一次取得彻底胜利的反侵略战争。抗战期间，重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在后来的遗址遗迹中均有反映。经重庆第三次文物普查粗略统计，现存的395处抗战遗址遗迹分为12类，其中：重要史迹和重要机构旧址54处，占现存抗战遗址遗迹总数的13.70%；外事机构20处，占现存抗战遗址遗迹总数的5.07%；军事建筑及设施27处，占现存抗战遗址遗迹总数的6.85%；名人故、旧居107处，占现存抗战遗址遗迹总数的27.15%；工业遗产建筑及附属物16处，占现存抗战遗址遗迹总数的4.06%；名人墓、烈士墓及纪念设施26处，占现存抗战遗址遗迹总数的6.59%；宗教建筑1处，占现存抗战遗址遗迹总数的0.25%；交通道路设施3处，占现存抗战遗址遗迹总数的0.76%；金融商贸建筑7处，占现存抗战遗址遗迹总数的1.77%；文化教育卫生建筑及附属物51处，占现存抗战遗址遗迹总数的12.94%；石刻题记11处，占现存抗战遗址遗迹总数的2.79%；其他72处，占现存抗战遗址遗迹总数的18.22%。重庆抗战遗址遗迹类型囊括了“文物普查”的所有类型，特别是重要史迹和重要机构旧址、外事机构、名人旧居、文教卫生建筑等就达232处，占了总数量的58.88%，以上足以说明重庆抗战遗址遗迹不仅种类丰富，而且具有重要的历史表征意义。由此也可以看出，对于重庆城市文化资源而言，抗战遗址遗迹是不可或缺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