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前,最为不了之局,是军队和财政,这是多数人一致的意见。军事大略,已见以前各章。财政大略情形,现在亦得略为叙述。
中国财政,向来持量入为出主义;所以进款虽少,收支是足以相抵的。即当叔季之世,横征暴敛则有之,却无所谓借债——预借租调等,还只算是征敛。其恃借债以救急,实在从近代同西洋各国交通后起。然而这不过济一时之急;在大原则上,收支还是相合的。其负担实在超出于财政能力之上,而靠借款以为弥缝,则从甲午、庚子两战役后起。然仍是为应付赔款起见,在内政上,仍持量入为出主义。至一变而为量出为入主义,而又不能整顿收入,乃靠借债以举办内政,则从前清末叶的办新政起。这时候的危险,在于借口借债以兴利,其实所借的债,能否应付所兴的利的本息,茫无把握。倘使借债甚多,而所兴的利,毫无成效,便要一旦陷于破产的悲境了。至于一国的大柄,倒持在特权阶级手里。他要花钱,便不得不花。而国家的大局如何,前途如何,再无一人肯加以考虑——就有少数的人肯加以考虑,亦属无益。则更无从说起了。我现在先举有清末叶以来,中国财政上扩张的趋势如下:
以上的数字,全系推测概算,和实际不符,自然在所不免。又1913年、1920年,亦有预算;但临时收入(公债)和特别支出(军费),所列太多,不是通常的状况。又此表中特别会计(交通四政),未经列入。
据此表看来,岁出的骤增,在光绪二十六年以后。然而收入也随之增加。其最显著的,是田赋及关税、盐税、烟酒税。田赋在前清时,岁入不过三千万两左右,而民国预算,列至八千余万元。关税在前清为二千余万海关两,现为五千余万两。盐税先为一千余万两,现为八千余万元。烟酒税从前不过三四百万元,现在增至四千万元上下。然则中国的收入,原足以应付支出;而现在的闹穷,却是为何呢?(以上参看《努力周报》,《中国财政的出路》,及《东方杂志》第十九卷第十二号)
民国的财政,当临时政府时代,原是很艰窘的。但是此项艰窘,不过是一时的应付不来。到善后大借款告成,而此项艰窘的情形,告一段落。当这时代,中央政府的威信,在形式上还能维持。各省的款项,都能按数解部。中央政府,对于整顿岁收,也颇尽力。1914年、1915年年间,收支相抵,已可略有盈余。1916年以后,独立的省份,不必说了。就是未独立的省份,款项也大部截留。至1917年督军团之变,而达于极点。于是中央竟没甚进款。而其时正值南北纷争,于是有日本寺内内阁时代,吾国的大借日款。过此以往,就日款也无从借了。于是有一切的小借款,所以要知道吾国近年中央政府的进款,看后文所列的内外债,便可以知道大概的——因为除此以外,几于没甚进款。至于出款,却有许多,还须中央开支,以致积欠甚多,屡次闹成索薪讨饷的风潮。据1922年冬财政部所发表,则:(www.xing528.com)
中央积欠军费 134380000元
中央积欠政费 64110000元
1923年预算:中央应支军费,每月五百八十八万余元。政费,三百十二万余元。竭力节省,亦须每月四百万元。而国库入款:关余已悉数充作国债本息。盐余亦作国债和国库券基金,及其他专案各款。崇文门税,早经指拨供特种库券的保证。此外所收:只矿税十九万元,印花税五十七万元,烟酒税一百三十一万元,官产二千余元,所得税一万余元。合计二百零八万元,每月二十三万左右。
财政部的计划,说:各省解款,若能按照1916年以前的办法,则中央应付的军政费,自当照支。倘或不能,则除近畿军队,京师军警饷项,及各机关行政费,仍由中央照支外,其他驻外军队,应由陆军部切实核减,或改归驻在省区负担。而关、盐、印花、烟酒、矿产,所得各税,及其他一切中央收入,各省仍必须照解。虽有此说,实际办到如何,却无从逆料。政府于十月八日,召集财政会议;由京内各部署,及各省区军民长官,各派一人,想把全国财政,通盘筹划。然此项会议,1913年及1916年,各已举行过一次;究竟效果如何——议而能否实行——也还是个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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