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政治的混乱和民困

蒙古人是始终并没懂得中国政治的——而且可以算始终并没懂得政治。他看了中国，只是他的殖民地，只想剥削中国之人以自利。他始终并没脱离“部族思想”，其初是朘削他部族，以自利其部族；到后来，做了中国的皇帝，他的政策，就变做剥削百姓，以奉皇室和特殊阶级了（罗马人的治国，就是如此。始终是朘削殖民地，以庄严他的罗马，像中国历代一视同仁的思想，专以宣传文化为己任，要想教夷狄都“进于中国”，是根本上没有的。可见中国人这种“超国家”的精神，养成也非容易。可参看南海康氏《欧洲十一国游记》）。当蒙古太宗灭金之后，近臣别迭说：汉人无益于国，不如空其人，以其地为牧地。这种野蛮思想，真是中国人梦也做不到的，给耶律楚材力谏而止（后来又要分裂州县，以赐亲王功臣，也因楚材力谏而止。都见《楚材本传》）。然而到底把降人当做“驱丁”，虽儒者亦不免。他这时候的思想，非把中国人全数作为奴隶不可，后来虽因“增进自己的利益，事实上就不得不兼顾汉人的利益”，把这种制度除掉；然而平等的思想，毕竟是他所没有的。于是把人民分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诸部族人，谓之色目；第三等是汉人（灭金所得）；第四等是南人（灭宋所得）。权利义务，一切都不平等（参看第十章第一节和第二节）。他所喜欢的是工匠，所以攻打西域诸国时，敌人一拒战，城破之后，就要屠洗的，工匠却不在内。速不台攻汴时，也想城破之后，把全城屠洗。耶律楚材说：“奇巧之工，厚藏之家”，都在于此，才算住手。所看重的是商人（和王室贵戚大臣等交往的商人），所注意的，是聚敛的政策。太宗时，商贾卖货给皇室的，都得驰驿，太宗死后，后乃蛮真氏称制（定宗未立以前），信任西域商人奥鲁剌合蛮，叫他专掌财赋。至于把“御宝”、“宫纸”付给他，听凭他随意填发。又下令：奥鲁剌合蛮要行的事情，令史不肯书写的，就断他的手。这种行为，说到久经进化的民族耳朵里，简直是笑话。世祖要算略懂点政治的，所行的还是这种政策。先用一个阿合马特，次用一个卢世荣，最后又用一个桑哥，都是言利之臣（后来虽然把这些人除掉，然而在蒙古人眼光里，只是说他聚敛的法子不好，并不晓得这种聚敛的政策在政治上是不行）。其中卢世荣所行的政策，却又颇合理。总而言之，蒙古人除掉聚敛之外，始终并没晓得什么叫做政治。

好大喜功之念，又是蒙古帝国所特有的。这是由于他脑筋里，完全没有“不尚武功”的思想。他虽入中国，脑筋里还是充塞了部族时代的“掠夺思想”。所以世祖灭宋之后，还要用兵于日本、南洋和后印度半岛；成宗时，又用兵于缅甸和八百媳妇（这一次，兵士和运饷的人，死掉好几十万）。其余诸帝的时候，没有什么兵事；不过因他们都运祚短促，继承之际，则纷争不绝，没有这余暇罢了。

对于宗教上的事情，就弄得更糟。喇嘛教的入蒙古，《元史》不载。据《蒙古源流考》，则其事还在世祖以前（《元史》的帝师八思巴，《源流考》作帕克巴。《源流考》说：库裕克汗死后，他的兄弟库腾，继为大汗。因患“龙魔侵祟”，延请帕克巴施治。遂于蒙古地方，大兴佛教。按：库裕克汗，就是定宗。库腾是定宗之弟阔端。阔端并无继为大汗之事。《源流考》记蒙古的事情，很为疏舛。记喇嘛教的事情，自然也不能密合。但毕竟是他教中人自己说的话，总不得尽是子虚）。但是大尊崇他，总是起于世祖时候的。《元史》说：这是世祖统治吐蕃的政策，这句话，且勿论其真伪；就是真的，也是想利用人，反给人利用了去（参看第十章第一节）。元朝历代帝王，没一个不崇信喇嘛的。喇嘛教的僧侣，都佩“金字圆符”，往来中国和西蕃。所过之处，都要地方官办差。驿舍不够住，就到民间去借住。驱迫男子，奸淫妇女，无所不为。在中原的，就豪夺民田，侵占财物。百姓不输租税的，就投靠他，仗他包庇。内廷年年做佛事，所费很多（延祐四年所定之额：《元史》说：“以斤计者”，是面437500，油79000，酥21870，蜜27300。他种东西，也就可推想而得了）。又因此奏释囚徒，谓之祈福；大奸巨猾，自然不免有和他通声气的。其中最骄横的如杨琏真迦，至于发掘绍兴、钱唐的宋朝陵寝和大臣冢墓，共计101所；杀害平民四人：受人献美女宝物无算；而且攘夺盗取财物：计金1700两，银6800两。玉带9条，玉器111件，杂宝152件，大珠50两，钞116200锭，田23000亩，包庇不输赋的人民23000户，真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事情。(www.xing528.com)

元朝的政治，混乱如此；它的赋役，本不宽平；中叶以后，再加以钞法的败坏（参看第十章第七节），民困愈甚。顺帝以后，又加以各处的天灾，于是群雄并起，他在中原的宝位，就有些坐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