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史上的特色和选举方式

后世的人，都说秦朝焚烧诗书，毁灭儒术，这句话，其实是错的。马端临说：“按《西汉公卿百官表》，博士，秦官，掌通古今……既曰通古今，则上必有所师承，下必有所传授。故其徒实繁。秦虽有其官，而甚恶其徒，常设法诛灭之。始皇使御史案问诸生，传相告引，至杀四百六十余人；又令冬种瓜骊山，实生，命博士诸生就视，为伏机杀七百余人；二世时，又以陈胜起，召博士诸生议，坐以非所宜言者，又数十人。然则秦之于博士弟子，非惟不能考察试用之，盖惟恐其不澌尽泯没矣。叔孙通面谀，脱虎口而逃亡；孔甲持礼器，发愤而事陈涉有以也哉。”（《文献通考》卷四十）这一段考据，颇为精详，虽然虐待其人，然而师承传授，确自有的，可见得儒学并没有绝，不过这种传授，是为继续“博士官之所职”起见，不是为教育人才起见，不过是古代“学术存于官守”之旧，不能算得学校。

到汉朝武帝时候，公孙弘做宰相，才奏请“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已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当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这才是以传授学术为目的，可以算做学校。然而营建学舍确是王莽手里的事。

按《汉书·景十三王传》：河间献王德“武帝时……来朝……对三雍宫”。《兄宽传》：武帝东封泰山，还登明堂。宽上寿曰：……陛下……祖立明堂辟雍（师古曰：祖，始也）。似乎武帝时就有太学的。而《礼乐志》又说：“……成帝时，犍为郡于水滨得古磬十六枚……刘向因是说上，宜兴辟雍，设庠序，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议，会向病卒，丞相大司空奏请立辟雍，案行长安城南。营表未作，遭成帝崩，群臣引以定谥，及王莽为宰衡，欲耀众庶，遂兴辟雍……”马端临说：“盖古者明堂辟雍，共为一所：蔡邕《明堂论》曰：取其宗祀之清貌，则曰清庙；取其正室之貌，则曰太庙；取其尊崇，则曰太室；取其堂，则曰明堂；取其四门之学，则曰大学；取其四面周水圜如壁，则曰辟雍，异名而同事。武帝时，泰山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明堂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水圜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北入，名曰昆仑。天子从之以入，拜祀上帝，于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带图。修封时，以祠太一五帝，盖兄宽时为御史大夫，从祠东封。还登明堂上寿，所言如此，则所指者疑此明堂耳。意河间献王所封之地，亦是其处。非养士之辟雍也。”（《文献通考》卷四十）按马氏这个说法，很确，并可同第一篇第八章第四节所说，互相证明。(www.xing528.com)

汉朝的学校，是逐渐增盛的。武帝置博士弟子五十人，昭帝增为百人，宣帝时增至二百人，成帝末增至三千人。后汉光武时，就营建太学（建武五年，公元29年），明、章两代，都崇儒重道，车驾屡幸太学。其时又为“功臣子孙”，“四姓末属”，别立校舍，“期门”、“羽林”之士，皆令通《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学，梁太后时，又诏大将军至六百石，悉遣子入学。本初质帝年号时太学诸生，遂至三万余人。学校可谓极盛，然而衰机也就伏在这个时候。这时候，学校人数只求其多，不讲实在。入学的，大概都是一班贵游子弟，并不是真正讲求学问的人。所以，范晔说这时候的学风，是“章句渐疏，多以浮华相尚”。又《三国志》董昭上疏说：“窃见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这明是把一种纨绔子弟的气习，移植到学校里。讲声华的必定尚意气，所以到后来就激成“党锢之祸”。学校里都是一班贵族子弟，所以汉朝的太学生，是和外戚结党而攻宦官的。“此中消息，可以微窥。”

国家的学校虽然如此，究竟还不如私人教育之盛。《汉书·儒林传赞》说：“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太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禄利固然是人所同欲，然而学术的兴盛，一大半的原因，也由于社会上“智识的欲望”，不容一笔抹杀。后汉则张兴著录且万人，牟长著录前后万人，蔡元著录万六千人，楼望，诸生著录九千余人，宋登教授数千人，魏应、丁先弟子著录数千人，姜肱，就学者三千余人，曹曾门徒三千人，杨伦、杜抚、张元，皆千余人，更非前汉所及（俱见《后汉书》）。私人教育，总比国家所设立的学校为盛，这个也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特色。至于选举，则有两种：其一，郡国岁举孝廉。又汉武帝制郡国口二十万以上，岁察一人；四十万以上二人；六十万三人；八十万四人；百万五人；百二十万六人；不满二十万，二岁一人；不满十万，三岁一人。限以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习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复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变决断，才任三辅县令。是用古代“诸侯贡士”之制，后世的人，以为这是乡举里选，却是错的（乡举三老，方和《周礼》的“使民兴贤，出使长之。使民兴能，入使治之”相合）。其二，则朝廷要用哪一种人，特诏标出科目，令公卿郡国，各举所知。这个却是后代制科的先声，汉朝选举制度的利弊得失，要和后世比较才见，且俟后文再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