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发展环境的历程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企业发展环境的变迁经历了三个阶段。1949~1978年计划经济时代，企业发展环境呈“短缺”状态，政府通过高度集权的计划干预对经济生活实施全面控制。1978~1992年的市场化探索阶段，放权让利式的改革为企业发展营造了相对宽松的环境，激发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提高了国有企业的效率。同时，也为乡镇企业和私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空间。从而使得经济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1992年至今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企业发展环境呈现出一些转折性改变，基本建立了一个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企业发展环境。使各类企业都获得了快速发展，社会生产力极大提高，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中国企业发展环境60年的变迁呈现如下特征：从政府主导型转向市场主导型；从以国有企业为中心转向有利于各类企业发展；体现了渐进式改革的特点；全球化特征日益明显。未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进一步完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质性推进，企业发展环境会日趋完善。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和制约，而企业外部发展环境取决于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主要包括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技术因素、人力资源因素、金融因素和国际因素等，而这些因素之间彼此又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它们对于企业的共同作用就使得企业发展环境呈现为一个系统，并具有复杂性、动态性和不确定性。[1]所以，一个国家不同的政治经济历史发展阶段中，企业发展环境会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对企业发展的作用也各不相同。通过对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主要历史阶段企业发展环境的分析和评价，可以为我们的政策制定提供不少经验和启示。

1．计划经济体制时代：1949~1978年

（1）政治环境。1949~1978年间，中国逐渐形成和完善了以高度集中为特征的、以行政管理为主要机制的计划经济体制，政府对各类资源进行统一的调配。在财政管理政策上实施财政收支统一、税收统一；在财政管理体制方面，实行中央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在组织机构方面，成立了以国家计划委员会为首自上而下的各级计划机构，对经济运行实施指令性计划。所有制结构是单一的公有制，国营企业一统天下。政企关系上体现为层级制的上下级行政隶属关系，企业的产、供、销、人、财、物均由政府有关部门统一管理，向国营企业无偿提供全部资金，收取全部剩余利润，并承担无限责任。

在计划经济时代，法制建设经历了从初步建立到彻底摧毁的巨变。在法制建设的初创时期（1949~1956年），为巩固新政权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相继制定了一批重要的法律和法规，初步形成了以1954年宪法为核心的新中国法律体系，同时，社会主义执法、司法体系得以建立。不过，这一时期只是初步建立了新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一些基本的法律如民法、刑法、诉讼法等尚处于空白状态，社会经济生活的许多方面仍然靠党的政策来调整。在法制建设的彻底摧毁期（1957~1978年），在“左”的指导思想的严重干扰下，初步建立的法律体系受到了极大的破坏，党的政策基本取代国家法律，立法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执法和司法体系遭到严重破坏。

（2）经济环境。国民经济运行经历了三年经济恢复期（1949~1952年）、“一五”时期的经济高速增长期和“大跃进”、“文化大革命”（1958~1978年）经济低速增长时期。根据23个主要社会经济指标的综合计算，“一五”时期的综合指数平均每年增长6%，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96%，居民消费水平年均提高4.2%，职工平均工资年均提高5%。但是，在随后的21年间，虽然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是6.0%，但是平均的综合指数由“一五”时期的6%降为1.9%，职工平均工资下降了14%，居民消费水平年均仅增1.8%，使经济生活几乎到了崩溃边缘。[2]

社会中介组织逐渐消亡。在国民经济恢复发展阶段，市场机制尚起着较大作用，社会中介组织曾经有所发展，在天津和北京成立证券交易所；1957年前，上海市有会计师事务所、协会、同业公会等社会中介组织近500家。1956年，随着对非国有经济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公有制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社会中介组织存在的必要性日趋减弱以至消失，其功能逐渐为政府职能部门和各种事业单位所代替。

（3）金融环境。资金严重短缺。1952年全国财政收入仅为174亿元，财政支出为172亿元，1978年的财政收入为1132亿元，财政支出为1122亿元。1952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仅为9亿元，1978年才达到211亿元，在这样低收入的水平上，要维持高速的经济增长率，资金供给是很紧张的。与此相适应的是实施统收统支财政管理制度和高度集中的计划金融。政府有关部门通过统一拨款来解决国营企业的资金需求；人民银行对全国的信贷资金实行“统存统贷’的管理体制。通过财政分配的资金占主导地位，通过银行信贷调剂的资金则占次要地位。

（4）技术环境。新中国成立之初，科研和技术非常落后，主要工业品的产量只有20世纪30年代最高水平的15%～80%不等。当时国内只有30多个专门研究机构，全国的科学技术人员不超过5万人，现代科学技术几乎一片空白。通过技术引进和自主开发，优先发展了尖端技术和国防事业，为新兴科学技术在中国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迅速地建立起了自己的工业基础，科研机构和科研队伍的建设有所加强，到1965年，全国科研机构已达1700多个，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员达到12万人。

（5）人力资源环境。“一五”时期，人口素质增长最快，每万人口的大学生和大中专毕业生平均每年增长10%以上，国家基本建设投资中用于社会文教科卫福利投资比例高达8.1%。其中，1957年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年高达2.7%。但是，还是缺乏高素质的技术人员，同期从高等及中等专业学校培养的毕业生（仅包括理、工、农、医）共计为52.1万人，连当时需要量的一半都不到。[3]1958~1978年间，教育科技事业受到严重摧残，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也由1957年2.7%降至1978年的2.1%，使每万人口大学生和大中专毕业生数年均仅增长1.3%，每万人口医生数年均增长1.2%，每万名职工的科技人员数年均递增2.4%。[4]劳动力市场消失，劳动力呈现城乡分割、国有—非国有分割状态，劳动力的分配由政府部门负责，不能自由流动。

（6）国际环境。建立了国家统一管理的以国营外贸企业为主体的外贸体系，实施了“社会主义对外统制贸易”。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采取敌视、封锁的政策，对外贸易合作伙伴主要是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贸易额一直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七成以上。国际贸易在当时经济中的地位只是“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配角。“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外贸曾一度陷入困境。

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民经济在短缺中运行，经济基础薄弱，资金、技术、人力资源、法制环境等都处于短缺状态。政府通过高度集权的计划干预对经济生活实施全面控制，使得企业发展环境系统显示出有效性一面。单一的全民所有制使得政府能够通过国营企业实现其政治经济意图；统收统支式的融资结构在适应了当时资金严重短缺、技术水平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将资金集中到关系到国防的尖端科技领域以及社会主义工业基础建设上来。再从人力资源来看，为了保证重点建设的需要，政府对大学毕业生实行统一分配。法制建设刚刚有所恢复又被摧毁，中央政府通过政策取代了法律制度，解决法制短缺问题。因此，在计划经济时代，就整个经济运行来看，经济处于增长状态，尤其是“一五”时期，经济效益比较好，并奠定了中国工业化体系的初步框架，实现了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目标。但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发展环境的有效性只是针对特定历史条件的战略目标而言，随着政治经济形势发展变化，计划经济体制所造成的种种弊端显现出来。例如，消费品非常匮乏、产业结构布局不合理、居民的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改善，整个经济缺乏活力，等等。于是，我们进入了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市场化探索阶段，而企业发展环境也随之改变。

2．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市场化探索：1978~1992年

（1）政治环境。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定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重要原则，这标志着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正式起步。政府放松了对市场的控制，缩小了指令性计划范围，改革财政体制和流通体制，实行价格“双轨制”，先后两次放开500多种工业品价格。一些产业开始对私营企业、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开放，基本上建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政企关系开始改革，经历了放权让利阶段（1978~1986年）和基于“两权分离”的承包经营责任制推行阶段（1987~1992年），使企业成为相对独立的市场主体。进行了两轮政府机构改革，开始了政府职能的转换，构建服务型政府的理念开始出现。法制开始恢复和重建，在立法、执法与司法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1982年《宪法》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在此基础上通过了涉及各个领域的系列法律法规，其中，《民法通则》、《经济合同法》、《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对经济生活至关重要的法律都得以通过，形成了现代国家必备的法律体系的框架。恢复和建立了司法工作的组织机构和制度，恢复了律师制度。

（2）经济环境。经济快速增长，居民生活质量得到很大改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6%，市场需求迅速提高；城镇居民消费水平从1978年的405元上升到1992年的2356元，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从1978年的138元上升到1992年的718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343元上升到1992年的2027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4元上升到1992年的784元。政府开始减少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垄断和控制，社会中介组织处于萌芽状态，但总体上来看，这一时期中介组织的市场需求不大，因而规模小，数量少，社会影响不大，而且这一阶段的社会中介组织行政性、指令性色彩比较浓厚，从业人员多为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3）金融环境。彻底改变了人民银行“一统天下”的高度集中统一的金融体制，出现了多种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并存的现象。金融资产的总量和融资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银行的储蓄存款逐年攀升，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从1978年的211亿元上升到1990年的7120亿元。1981年开始发行国债、金融债、企业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于1990年先后营业，标志着我国资本市场诞生，股票、企业债券融资金额在1992年达到了778亿元。1978年的货币性金融资产只有1513亿元，1991年各种性质的金融资产总量达到49403.3亿元，[5]金融机构贷款增加额从1978年的192亿元上升到1992年的4985亿元。[6]

（4）技术环境。针对计划经济时代科技发展与经济严重发展脱节的现象，政府及主管部门转变了科技发展战略，把经济建设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核心目标，使得科技与经济结合起来，让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中国科技整体实力有了很大提高。“七五”时期共取得国家级科学技术成果14139项，经国家批准的发明奖846项，自然科学奖237项，科学技术进步奖2330项，星火奖261项。“星火”计划累计完成项目1.4万项，为农村培训技术管理人才650万人。受理专利申请152971件，批准专利61499件，有一批专利项目付诸实施并取得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科技队伍进一步扩大，1990年末，全国共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2432万人，其中自然科学技术人员1097万人，比1985年增长40%。全国县以上全民所有制独立的科技机构5820个，比1985年增加1130个。

（5）人力资源环境。劳动力供应增长，社会劳动者总人数从1978年的40152万人上升到1992年的65542万人。劳动力就业结构有所改善，劳动力的三次产业结构从1978年的70.5%∶17.4%∶12.1%转变为1992年的58.5%∶21.7%∶19.8%。劳动力素质有所提高，高等教育自1978年来一直呈发展趋势，高等教育拨款从1978年的15亿元人民币增到1992年的90多亿元。“七五”时期大学本科、专科毕业生266．8万人，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292．2万人，增长31%。全国平均每万人拥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由1982年的62人增加到1990年的142人。

（6）国际环境。随着对外开放，中国开始与许多西方国家建立了贸易关系。通过改革外贸体制，逐步放开外贸经营权，实行承包和自负盈亏，外贸计划体制逐步破除，外贸发展活力不断增强，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七五”时期进出口总额4864亿美元，比“六五”时期增长92．7%。1978年，中国进出口总额206亿美元，仅列世界第32位，1991年上升到第15位。利用外资增长较快，1992年实际利用外资192亿美元，而1979~1983年实际利用外资总共才144亿元。

这一阶段中，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战略上，开始转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注重农、轻、重协调发展，注重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为此，我们必须解放社会生产力，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增强企业的活力。为此，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框架内注入了一些市场机制因素，政府的权力开始在社会经济生活各个领域中有不同程度的退出，企业发展的各个环境因素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市场需求增加。大量的法律特别是调整经济生活的主要法律纷纷出台，中国开始从依政策治国向依法治国转变。放松市场管制，非公经济开始发展；融资来源多样化，市场化的金融体系雏形开始形成。技术发展开始重视与经济生活密切联系，高等教育发展起来。政府机构改革开始具有了服务型政府的理念，社会中介组织应运而生。这一时期尤其以国际贸易增长较快，带动了整个经济的增长。这一阶段中，企业发展环境总体上是有利于经济的发展，经济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但是，由于整个体制还是没有脱离计划经济的框架，所以企业发展环境对企业的作用相对有限，需要进一步深化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

3．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2年至今

（1）政治环境。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中国开始进行深入而广泛的改革。从1994年开始，财政、税收、金融、外贸、外汇、计划、投资、价格等方面的市场化改革相继取得重大突破。国家计划管理指令性计划向总体上的指导性计划转变；取消了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要素市场正在逐步形成，市场价格成为基本价格形式。政企关系由上下级行政隶属关系转变为现代企业制度下的两权分离，国有企业成为独立的法人。国有资本逐渐集中到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势头更加强劲。政府机构进行了4次比较大的改革，目标是转变政府职能，构造一个服务型的政府。其中，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在转变政府职能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基本上撤销了所有的工业经济部门。2008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旨在探索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以提高行政管理效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框架的确立，基本上实现了有法可依，执法和司法正在逐步实现规范化、制度化。

（2）经济环境。国民经济一直呈现出增长较快、结构优化、效益提高的良好运行态势。国内生产总值由1991年的2万亿元上升到2007年的249530亿元。从1992年开始，10年平均每年上升近1万亿元，2002~2006年进入高速增长期，平均每年上升2万亿元。人均国民总收入快速增长，由1978年的190美元上升至2007年的236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中国已经由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社会中介组织的市场需求大大增加，社会中介组织迅速发展起来。2002年底，全国共有执业注册会计师近6万人，非执业注册会计师7万多人，会计师事务所4300多家。2003年，全国性行业团体25109家。而各地由企业自愿建立的地方性同业公会、行业商会组织达到2000多家。2004年2月，全国职业律师数量从1980年初的200多人发展到现在的近11万人，律师事务所从当初的20多家发展到现在的1.1万余家。

（3）国际环境。外贸体制逐渐从高度集中、以行政管理为主的国家管理体制转变为市场调节的外贸体制，多元化的外贸主体成长起来。随着开放程度进一步加深，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国际贸易进入了高速成长阶段，在规模不断扩张的同时，质量和效益明显提升。2007年进出口总额21737亿美元，比1978年增长104.3倍，年均增长17.4%；进出口贸易总额居世界位次已由1978年的第29位跃升到2007年的第3位；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也由0.8%提高到7.7%。2008年，制成品出口比重从46%提高到94%，机电产品从3%提高到56%，高技术产品从不到1%提高到29%。制成品进口比重也稳步上升，从1980年的35%提高到73%。利用外资规模不断扩大，1979~2007年，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7602亿美元，平均每年262亿美元。外贸对国民经济贡献日益增强，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9.7%提高到2007年的66.8%，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对外贸易大国。

（4）金融环境。金融业进入全面深入的改革阶段，初步建立起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金融体制，资本市场繁荣发展。2007年，金融资产总量达到1329631.7亿元，[7]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比2006年多增4482亿元，各项存款比2006年多增4599亿元。直接融资比重正在大幅提高，2007年，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IPO共募集资金4771亿元，与2006年同期相比显著增长256%；于两所首度挂牌的新上市公司达到125家，比2006年增加了92%。截至2007年底，企业通过发行股票和可转债共筹集1.9万亿元；上市公司总数量达到1550家，总市值达32.71万亿元，相当于GDP的140%。

（5）技术环境。科技发展渐渐走向成熟，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体系，整体的科技发展水平位居发展中国家前列，为社会经济作出了重大贡献。自主创新能力加强，2003年国内的发明专利申请数量历年来首次超过来自国外的申请，其中，发明专利申请增幅达到31.3%，超过了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增长的势头。全国高新技术产业产值达到2.75万亿元，同比增长30.8%，高技术产品出口总额1001.6亿美元，同比增长62.7%，占全国外贸出口比重已达25.1%；全国技术合同交易额首次突破1000亿元，比上年增长22.68%；全社会研究开发经费总支出超过1500亿元，增长速度已高于发达国家，占GDP比例达到1.32%。其中，企业的研究开发投入已超过60%。[8]

（6）人力资源环境。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和“国有—非国有”部门分割不断弱化，劳动力市场在逐渐形成，劳动就业结构发生较大变化，一、二、三产业就业人员的比重由2002年的50.0∶21.4∶28.6转变为2006年的42.6∶25.2∶32.2。教育投资显著增加，2007年，全国财政预算内教育支出预算6461亿元，比2006年增长19.5%，高于全国财政支出增长幅度。其中，2007年中央财政安排教育支出预算858.54亿元，比2006年增长41.7%。

这一阶段，从整体上突破了旧的计划经济体制框架，经济体制获得了根本性的转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的确立，企业发展环境呈现出一些转折性改变，基本建立了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企业发展环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建立；人口素质大大提高，劳动力市场形成；技术日益发展，自主创新能力增强；金融市场不断成熟壮大，融资环境改善；市场需求旺盛，经济高速增长；外贸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对外贸依存度不断提高。良好的企业发展环境使得企业获得了快速发展，社会生产力极大提高，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1．企业发展环境逐渐从政府主导型转向市场主导型

计划经济时代的企业环境呈现为政府主导特点，影响企业发展的各个环境因素都体现为行政性特点，企业发展环境系统是按照政府的计划和政策运行的。政府的权力和职能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政府以制定指令性计划和行政手段来配置社会资源，没有竞争性的产品市场、要素市场、资本市场、技术市场、劳动力市场等。企业不是独立的法人，既没有独立的财产也没有独立的利益，政府部门直接介入国有企业的经营事务，企业缺乏自主经营权，只是政府指令性计划的执行者。指令性计划无所不在，包括生产、基建、物质技术供应、劳动工资、生产成本和财务等各个方面，企业对政府具有高度的依赖性。法制环境不健全，社会经济生活主要还是依靠政府的政策调整。这样的行政管理色彩的企业发展环境，并不是为提高企业活力、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服务的，而是让政府能够全面控制企业，完成政府的特定目标。这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资源贫乏、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有利于我们集中资源加快独立工业体系，特别是重工业体系的建立。然而，政府主导型的企业发展环境使得企业缺乏发展的内在动力，而是依靠外部行政机关的推动，造成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的局面，严重抑制了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经济活动中逐步引入市场机制，走市场取向的改革之路，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逐步发挥基础性作用，形成统一的市场运行机制和市场体系，企业发展环境开始转向以市场导向为主。在1978~1992年的市场化探索阶段中，企业发展环境的各个因素开始具备一些市场化的特征，政企关系从直接控制变为承包制下的两权分离，国有企业拥有了相对独立的经营权，活力开始显现。政府职能开始转变，政府对经济生活的控制权有所减少，社会中介组织开始出现。产业壁垒减少，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有了发展空间。法律体系框架重新恢复和建立，尤其是《民法通则》等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法律颁布，法律开始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作用。外贸管制放松，增强了外贸企业的竞争性。金融体制上实施“拨改贷”，以加强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证券市场开始建立，等等。市场化探索阶段的目的就是通过赋予企业更多的经营自主权提高其生产效率，增强经济活力。实践证明，只有将市场机制作为社会资源的基础配置机制才能营造一个良好的企业发展环境，使得企业获得发展的动力。1992年，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企业发展环境也随之开始彻底向市场主导转变。通过历次政府机构改革，极大地减少了政府对经济和企业经营活动的直接干预，政府通过公司治理结构参与公司治理而不再是行政干预。指令性计划基本消失，价格全面放开，非公经济获得迅速发展。社会中介组织迅猛发展，为企业提供了多样化服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初步建立，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竞争性的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产品市场等正在形成，使得企业通过公平竞争不断提高经营管理能力，获得好的效益。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企业发展环境的市场化特征会日益明显。

2．企业发展环境以国有企业为中心转向有利于各类企业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的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使得我们选择了计划经济体制，实行单一的公有制，国营企业是基本的企业形式。计划经济体制下，最大限度地动员各种社会资源为国有企业服务，针对工业化的资金、技术、人才短缺问题，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金融使得政府可以直接将资金分配给国营企业，统一分配的劳动用工制度使得政府按照计划可以将相应的人才分配给所需要的国营企业，技术的引进和开发也围绕着工业化目标，按照政府的计划进行。

自1978~1992年的改革开放初期，在所有制结构中，私营经济并不存在，集体经济除农业外所占比重也不大，而国有经济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国有企业的效益如何，直接决定了整个国民经济的状况，所以，我们改革的基本目标是通过改革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对外开放，增强国营企业的活力，从而搞活整个国民经济。所以，这一阶段企业发展环境变化都以如何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为目标。在财政、金融、税收、产业政策上，我们减少了指令性计划，引入了某种程度的市场竞争因素，目的是让国有企业通过市场竞争的锤炼，提高和改善经营管理能力。为了让国有企业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我们加快经济法律建设，并改革了各种管理体制，以提供制度上的保障。例如，放权让利、承包制的实施就是为了让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相对独立的市场主体。《民法通则》规定了法人制度，使得企业的地位有了法律上的保证。为了解决国有企业资金困难问题，我们建立了以国有企业为主的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目的是让国有企业有更多的融资渠道。外贸管理上放松管制，也是为了让国有外贸企业更有活力。这一阶段中，虽然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发展起来，但是，基本上是在政策的夹缝里生存和发展，企业发展环境整体上还是存在着很多障碍。诸如，政策和法律的不平等，大量的产业壁垒存在，融资困难，等等。

1992年，我们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后，企业发展环境表现出向对各类企业有利的方面发展。首先，国有企业发展环境日益完善，传统的国有企业已经不复存在，国有企业基本改组为现代公司，政府不再直接干预，国有企业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大大提高。国有企业通过参与市场竞争，经营能力和竞争能力也不断提高。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宏观经济运行良好，人力资源和技术环境改善，都促进了国有企业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企改革，确实较大幅度地提高了国有企业的效率，并带来了国有企业和整个经济的效率稳步提高。[9]其次，对非公经济来说，企业发展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根据国有经济结构调整与重组的思路，国家政策重点集中在少数关系国计民生的国有大企业和企业集团，数量众多的国有中小型企业基本改制为非国有企业。政府对各类国有企业的财政性补贴基本取消。改革审批制度，大幅度减少行政许可；要素市场正在逐渐形成，价格体系全面放开，有利于非公经济的发展。同时，有关非公经济发展的各种法律政策纷纷出台。1999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规定，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2004年《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修改为“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另外，《中小企业促进法》等法律法规的出台有力地促进和保障了非公经济的发展。

3．企业发展环境演变反映了渐进式改革特点

在以市场作为资源分配基础手段的经济体制中，企业发展环境必须具备如下几个基本特征：一是独立的市场主体，即市场参与主体必须是拥有自己的财产和经营权管理权，并能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的法人。二是竞争性的市场。市场主体拥有平等的参与市场的条件，较少的产业壁垒，减少政府的管制。三是完善的法律体系，为市场主体的市场竞争提供制度保障。四是健全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市场主体提供各类服务。在计划经济时代，企业发展环境由于不存在市场机制，企业的发展主要依赖于政府的行政行为，不具备上述四个特征。

1978年，我们开始了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历经30年的改革，市场已经逐步成为资源分配的基础，但是，我们的企业发展环境并不完全符合市场经济国家的一般特征，这与中国实施的渐进式的改革有关。渐进式改革是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在保持政府的控制下逐步市场化。虽然，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化机制作用增强，政府的控制程度越来越小，但是，迄今为止，政府仍然控制着许多重要资源，只是控制方式有了很大改变，从直接控制转向了以间接控制为主。这种渐进式的改革过程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而我们的企业发展环境在渐进式改革的过程中也会体现出中国特色。

第一，从市场主体来看，在市场化探索阶段，企业的行政隶属关系没有改变，只是通过放权让利提高企业的积极性，企业并没有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1993年开始的大规模的公司化改造，国有企业和政府的关系从行政隶属关系变为股东和企业的关系。为了进一步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探索新型的政企关系将是我们未来努力的目标。

第二，从竞争性市场的建立来看，我们一直强调要做到依法行政、公开透明、减少审批，并且放松价格管制，并进行投资体制改革。产品市场、要素市场、劳动力市场也有所发展，但是，政府至今对垄断性行业采取事实上的保护政策，要素市场、资本市场、经理人市场发展远远不够，市场信号仍存在扭曲。金融体系并没有完全放开，利率改革需要进一步深化。未来中国市场的成熟度还要依赖于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

第三，从法律体系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体系初步形成，我国会计法、证券法和公司法努力吸收国际经验，基本做到了与国际接轨。但是，一些重要的法律中行政干预色彩还是没有完全消失，不同企业面对不同法律的现象还是存在。营造一个公平的法制环境是我们下一阶段努力的目标。

第四，从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看，政府机构历经改革，政府职能有所转变，政府通过不断简化审批手续，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办事效率，来为企业提供良好的服务；社会中介组织也大力发展起来。但是，不得不承认，我们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仍相当落后，未来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进展也取决于政府机构的改革以及市场发育的程度。

4．企业发展环境全球化特征日益明显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面开放的伟大历史性转变。随着改革和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扩大，经济市场化和国际化的程度逐渐加深，中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空前提高。根据世界银行与国家统计局企业调查队就投资环境问题对北京、上海、天津、成都、广州等城市的1500家企业进行的调查，结论是“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中国家平均成绩良好，中国的成就尤其突出，是无可争议的领先者”。特别是在2001年加入WTO以后，国际环境因素对企业经营业绩的影响越来越大，而中国对国际环境的影响也日渐增大。1978年，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进出口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9.75%，2007年达到66.6%，这一数值远超世界上其他重要经济体的水平，也充分表明了我国经济的国际化水平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10%，对全球贸易增长贡献率达12%左右，中国经济已成为影响世界经济格局和走向的重要因素。中国企业发展环境在呈现本土化特性的同时，全球化特征日益明显。

第一，从产品出口构成看，中国正在迅速融入经济全球化生产营销的链条中，正在成为全球产业链重新布局、制造业转移当中的最主要承受者。同时，中国还是世界第三大进口国，成为许多国家的重要出口市场。(www.xing528.com)

第二，中国利用外资不断增长，已经连续9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外资接受国。

第三，中国人才出现国际化趋势，除了近年来大批的留学生回国，政府每年派往国外大批的人员去学习和访问。跨国公司在中国不断增加，中国也有越来越多的公司到外国发展，人才的全球化在中国已经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第四，法律制度逐渐与国际接轨。目前对外贸易管理体制已经基本符合WTO多边规则的要求，货物贸易的自由化程度已经高出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对国外投资者的市场开放程度较高，管理体制和法律环境基本做到透明规范，国民待遇基本落实，基本实现了中国对外经贸体制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全面接轨。[10]

第五，在市场需求方面呈现国际化趋势，信息、网络、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中国市场需求全球化，中国市场环境正与全球市场环境形成一体化。

企业发展环境是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而演变的，从计划经济时代的政府主导型发展到如今的市场主导型，对企业发展的作用日益明显。但是，迄今为止，企业发展环境还存在一些问题，随着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企业发展环境也会更加完善。

1．政治环境

从政治环境来看，目前各类市场发育还不平衡。例如，生产要素市场化程度较低，市场的垄断和封锁、地方保护主义的现象仍然存在。法制建设中，有些法律已经不能适应新时期的变化和需要，同时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依然还大量存在。现代企业制度并没有完全解决政企不分的问题，虽然政府已不能通过行政的手段来直接干预国有企业的经营，但是，国有企业尚未解决国有股“一股独大”的格局。虽然对政府机构进行了多次改革，但并没有完成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因此，我们需要全面培育市场体系，重点加强资本、劳动力、信息、技术等生产要素市场建设。深化电信、铁路、民航、烟草、电力等垄断行业改革，非公有制经济的市场准入进一步放宽，实行地区、行业间的市场开放，打破对市场的封锁和垄断，建立起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加强法制建设，规范执法、司法部门以及市场主体的行为，力争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2008年初，国务院制定了新的机构改革方案，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未来改革的重点是全面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建立一个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核心是转变政府职能，使政府成为从事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全力履行相关职责的服务型政府。在政企关系上，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要通过引入外部董事，不断完善和健全经理人评价和考核体系等措施，来探索新型政企关系，使得国有企业真正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

2．经济环境

从经济环境看，在未来5~10年内，中国的经济年均增长速度仍将基本上保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经济中长期增长的潜力仍然巨大，可望实现8%左右的年均发展速度。[11]但是，由于我们经济发展的动力已经从“外需”转移到“内需”，所以，我们要加快提高居民人均收入水平，使得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即由温饱型向小康型升级，从而创造新的市场需求。另外，未来资源条件将会严重制约中国企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耕地面积大幅度减少，1996年人均耕地占有量较1957年减少了近3/5。水资源日趋紧缺，在600多个城市中，有300多个城市缺水，100个城市严重缺水。矿产资源储采比一直呈下降趋势。[12]所以，我们应当尽快转变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减少资源的消耗。社会中介组织的迅速发展是一个国家社会管理水平提高、社会自治能力增强的反映，也是衡量一个社会经济体制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随着政府机构改革的深入进行，原来掌握在政府部门中的一些权力会逐步向市场和社会自治领域转移，原来由政府承担的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部分职能必将转移给社会中介组织。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有企业不再是政府的附属物，而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独立市场主体，企业要独立参与市场竞争，不能再依赖政府，迫切需要社会中介组织的服务。

3．人力资源环境

未来就业结构进一步得到优化，第一、第二产业的就业人口将继续向第三产业转移。现阶段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总体上供大于求，具有劳动力低价质高的比较优势。但这并不等于可以长期保持低工资水平不变。一方面，持续3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使人口总量已进入低增长时期，城乡青壮年劳动力的比例在下降；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对农村、农业和农民政策的不断调整，农民从事农业的收益逐步提高。在这种大背景下，工业企业继续维持低工资水平，将难以保证劳动力的供给。所以，客观上要求企业必须提高农民工的工资待遇，改善农民工的劳动条件，建立失业、养老和医疗保险基金。[13]在就业总量过剩的同时，劳动力市场存在着结构性短缺，每年有1000多万个就业缺口，其主要表现为技术工人以及新型产业的专业技术人员短缺。针对结构性短缺，我们应当完善教育体系，有针对性地培养高级技术人才和熟练工人。

4．技术环境

虽然科学技术整体实力有很大提高，但是中国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在中国经济中，由于技术自主创新能力较弱，新兴技术产业在国民经济的份额中非常低，作为制造业大国，经济仍然以传统产业为主。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对技术的需求会大大增加。所以，未来我们要采取多种措施大力发展科技。第一，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科技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充分运用市场竞争与合作机制提高科技创新的效率和效益，使得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第二，政府、企业应当加大对科技的投入。政府的财力要重点支持基础性科学研究，同时通过财政补贴、政策引导等多种措施激发企业的技术创新的积极性。特别是要鼓励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使得企业成为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的主体。第三，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强企业和研究机构的合作，建立健全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机制。第四，加大教育投入，培养众多的高科技人才。第五，发展和完善风险资本市场，使得企业外部科技活动能够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增加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将会加大，增加企业进行自主创新的动力。

5．金融环境

由于经济继续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居民收入水平持续提高，因此，居民储蓄水平也会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同时，资本市场将会不断发展壮大。所以，总体来看，金融环境对企业的发展有利。但是，问题是企业的融资结构不够合理，直接融资还不能成为企业的主要融资手段，债券、股票融资的比率还是过小。虽然股票市场增长迅速，但它在调动储蓄和融资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还相当有限。对私营企业来说，现有金融服务体系仍然难以适应和满足私营企业迅速成长带来的旺盛融资需求，融资难已经成为私营企业的发展瓶颈。随着国有资本进一步向关键领域集中，私营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为此，应当采取各种措施来改善私营企业的融资环境。首先，要减少对私营企业直接融资的种种限制，使得更多的私营企业能够进入股市直接融资。其次，要增加私营企业的多种间接融资渠道，满足私营企业迅速发展的需要。

6．国际环境

从国际环境来看，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环境相对恶化。虽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但是，国际贸易环境日益严峻，成为遭到反倾销最多的国家。2002～2008年12月，累计遭受贸易救济调查518起，涉案金额高达197亿美元。特别是当前正逢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国国际贸易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出口下滑已非常明显。2009年1月份进出口总额1418亿美元，同比下降29%，其中，出口下降17.5%，进口下降43%。但是，总的来说，中国外贸正处于一个发展的新阶段，未来发展空间和潜力仍然比较大。国际制造业重心将继续东移，发达国家提供关键技术、高端产品和服务，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提供大部分工业制成品的格局将继续维持，凭借自身优势，通过承接产业转移，中国将获得更大的贸易空间。中国高端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还很低，汽车、软件出口都不到世界的1%，优势的电子产品出口也不过占全球的5%，扩大高端产品出口还有很大潜力。中国货物出口占世界比重不到9%，随着我国工业化的加速和发达国家经济的“服务业化”，这一比重继续提高的可能性很大。所以，中国国际竞争力仍然较强。我们未来要通过各种财政、金融政策来支持重点产品出口，鼓励企业开拓新的领域，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尤其是要为中小企业提供各种扶持政策。同时，我们要转变外贸发展方式，从贸易大国转向贸易强国。提升出口产品结构，增加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扩大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鼓励和支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产品的出口。进一步规范投资环境，不断扩大外资利用规模。

专栏35—1

2001~2008年企业经营者对宏观经济运行的总体判断

注：0.0表示答题者选择了此项，但选择比重小于0.05%。
资料来源：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企业经营者对宏观经济形势及改革热点的判断、评价和建议——2008中国企业经营者问卷跟踪调查报告》，http://www.ceis.gov.cn/Item/1582.aspx。

参考文献：

黄速建、王钦：《中国企业发展环境的测评》，《经济管理·新管理》2006年第2期。

吕政：《企业生产经营环境变化与应对研究》，《财政问题研究》2007年第2期。

江小涓：《中国开放三十年的回顾与展望》，《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张春霖：《国有企业改革：效率与公平的视角》，《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8年第4期。

朱庆芳：《建国以来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6期。

武力：《中国计划经济的重新审视与评价》，《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10卷第4期。

易纲、宋旺：《中国金融资产结构演进：1991～2007》，《经济研究》2008年第8期。

王广谦：《中国金融发展中的结构问题分析》，《金融研究》2002年第5期。

路甬祥：《中国科技发展的现状与对策》，《中国科技奖励》2005年第2期。

[1]黄速建、王钦：《中国企业发展环境的测评》，《经济管理·新管理》2006年第2期。

[2]朱庆芳：《建国以来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6期。

[3]武力：《中国计划经济的重新审视与评价》，《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10卷第4期。

[4]朱庆芳：《建国以来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6期。

[5]易纲、宋旺：《中国金融资产结构演进：1991～2007》，《经济研究》2008年第8期。

[6]王广谦：《中国金融发展中的结构问题分析》，《金融研究》2002年第5期。

[7]易纲、宋旺：《中国金融资产结构演进：1991～2007》，《经济研究》2008年第8期。

[8]路甬祥：《中国科技发展的现状与对策》，《中国科技奖励》2005年第2期。

[9]张春霖：《国有企业改革：效率与公平的视角》，《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8年第4期。

[10]江小涓：《中国开放三十年的回顾与展望》，《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11]黄速建、王钦：《中国企业发展环境的测评》，《经济管理·新管理》2006年第2期。

[12]吕政：《企业生产经营环境变化与应对研究》，《财政问题研究》2007年第2期。

[13]吕政：《企业生产经营环境变化与应对研究》，《财政问题研究》200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