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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工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忽视增长质量,重视速度

时间:2023-05-1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尽管东部工业的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但也存在着如下问题:①追求增长速度忽视增长质量。改革开放以来,为加快经济发展,实行了沿海率先发展的战略,东部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投资的重点、人才集聚的重心。“一五”期间,进行了以156项工程为核心的工业基本建设,这些工程项目初步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

东部工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忽视增长质量,重视速度

东部的工业发展,可分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阶段。改革开放前,中国在区域发展上实行均衡发展战略,发展重点在内地,东部的发展受到制约。同时,东部为内地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技术、人才和资金支持,以牺牲自身和全国的发展速度为代价,奠定了内地的工业基础,至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布局偏重于沿海的不合理状况得到初步改善。改革开放后,在效率优先的指导思想下,中国实行了沿海发展战略,东部成为发展的重点,凭借着区位、政策、交通、技术等优势,国内外投资、技术、人才等大量向东部聚集,东部成为引领工业经济发展的龙头,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腾飞做出了重大贡献。尽管东部工业的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但也存在着如下问题:①追求增长速度忽视增长质量。②创新能力弱,和东部的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③某些地区对外向型的加工产业过分依赖。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上述问题的影响被放大,东部工业的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但凭借东部改革开放以来的积累,在国家各项政策的支持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通过加快技术创新、积极的产业结构调整、建立自主品牌等措施,东部的工业一定能够克服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并跨上新的台阶

东部[1]是中国的经济的重心和龙头。1950年以前,中国70%以上的工业集中在东部地区;改革开放前的28年,为改变工业布局不合理的状况以及战备的需要,在内地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使经济重心过分偏重于沿海的状况有所改变。改革开放以来,为加快经济发展,实行了沿海率先发展的战略,东部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投资的重点、人才集聚的重心。沿海发展战略的实施,对提升中国的经济实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东部面临着克服国际金融危机所带来困难的艰巨任务,凭借着改革开放30年的积累,东部一定能战胜危机,使工业增长质量上升到新的高度。

1.区域均衡发展战略时期:1949~1978年

改革开放前中国生产力布局,主要是由以下三次大规模的建设所决定:即20世纪50年代的“156项”重点工程,“三五”、“四五”时期的“三线”建设,以及20世纪70年代初“43方案”。围绕着这几次大规模的建设,改革开放前的区域生产力布局,包括两次西进和两次短暂的东进。

“一五”期间,进行了以156项工程为核心的工业基本建设,这些工程项目初步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根据当时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和改变旧中国生产力布局不合理的要求,生产布局的重心开始由沿海向内地转移,在具体布局策略上实行改造东北、华北老工业基地,在内地建设新工业基地的方针。新建工业基地主要放在中西部地区,沿海地区主要以改扩建为主,“一五”时期出现的忽视沿海地区发展的倾向,在1956年已引起中央重视,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指出了这一倾向,主张重视沿海工业基地的作用。“二五”期间,本应适当加强沿海老工业基地的建设,但由于“大跃进”的影响,沿海地区工业的投资所占比重仍然较小。从表31-1中看到,“一五”、“二五”时期,占全国工业产值2/3强的东部地区,基本建设投资仅占全国的40%,投资的减少,造成沿海工业占全国的比重逐年下降。

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筹划的“三线”建设,在“三五”时期达到建设的高峰。在此阶段,沿海投资占全国的比重进一步下降到30.09%(见表31-1),沿海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也下降到了59.12%(见表31-2)。这一影响持续到“四五”末期,1975年,东部工业占全国的比重达到了历史最低点,仅为58.77%。

表31-1 1952~1975年沿海基本建设投资占全国比重

资料来源:刘再兴主编:《中国生产力总体布局研究》,中国物价出版社1995年版,第6页。

表31-2 1952~1978年东部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比重

资料来源:根据《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9)》提供的数据计算而成。

“三线”建设时期,东部为支援内地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和牺牲,大批来自于上海、北京、天津、沈阳、大连、南京等东部城市的企业和科研院所整体或部分搬迁到了内地。据有关资料,1964年底到1970年底“三五”计划结束,“全国约有380个项目、14.5万名职工、3.8万多台设备从沿海迁往内地”。[2]如果加上未统计在内的国防工业科研单位和地方自行规划、计划外的迁移项目,以及随同迁移的职工家属,内迁的项目和人数远不止这些。

20世纪70年代初的“43方案”,是奠定中国生产力布局的又一重大举措。“43方案”引进的大部分成套设备,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这对于改变“一五”以来,生产布局重点偏向内地的状况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成套设备和先进技术的引进,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基础工业的发展,尤其是冶金化肥、石油化学工业的发展为80年代经济腾飞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从表31-1也可以看到,“四五”时期沿海基本建设投资占全国的百分比为39.4%,比“三五”时期上升了近9个百分点。

总体来讲,改革开放前30年,由于工业建设的侧重点在内地,东部的发展受到一定影响,主要体现在,老工业基地虽然具有效益和技术的优势,但由于缺乏资金进行技术改造和升级,制约了这些地区的发展,增长活力日益萎缩。但改革开放前30年的建设,极大地改善了基础设施和工业布局,建成了成昆铁路、焦枝铁路以及青藏铁路西宁格尔木段等一批重要的铁路、公路干线,形成了攀枝花、六盘水、绵阳等一大批的电子、钢铁、机械、装备工业基地。中西部的核心城市,如太原、武汉、洛阳、郑州、西安、成都、兰州贵阳等,之所以能成为重要的大城市增长极,也主要得益于“156项”工程项目和“三线”建设。它们的发展,对于缩小东西差距、巩固国防以及1999年起实施的西部大开发,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2.由均衡向效率转变阶段:[3]1978~1991年

改革开放后,中央政府为了促进国内经济的快速增长,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区域发展经验教训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区域发展理论的基础上,认识到由于区位条件、产业基础、投资效率等因素的差异及资源因素的约束,全面均衡发展的状况不可能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实现,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区域不平衡发展是一种不可跨越的客观必然,按照区域经济增长理论的观点,区域的发展也应该有层次、分阶段逐步地进行。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条件下,就应优先发展那些具有较强增长优势的地区,以取得较好的投资效率和较快的增长速度,并通过这些地区的发展及其扩散效应来带动其他区域的共同发展。这就是改革开放后所实施的以东部沿海地区为重点的非均衡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其整个战略思想主要体现在邓小平同志的“两个大局”观念中。

从“六五”计划开始,中国的区域政策重心开始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沿海经济特区的建设及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对外开放格局的初步形成,经历了如下步骤:一是中央对广东、福建两省采取特殊政策,并于1980年先后创办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二是1984年进一步开放沿海大连、天津、上海、湛江等14个城市;1985年增设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的59个市县为沿海经济开放区,进一步开放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与闽江三角地带;随后又增加了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三是1988年又建立了海南经济特区及海南省。四是1990年中央决定开发开放上海浦东。以此,逐步形成了以东部沿海地区为主的对外开放格局,东南沿海迅速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领头羊。

1979~1989年,东部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由1978年的49.35%,上升到1989年的53.68%,相对上升了8.77%。尽管总体上东部工业占全国的百分比上升,但从地区看,增长较快的省份主要集中在山东半岛以南的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6省,特别是浙江、福建、广东,其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增长了50%以上。随着东部经济的快速增长,东部工业对全国工业增长的贡献在稳步提高。

(2)随着国家政策的向沿海倾斜,国家投资、外资等迅速向沿海集中。从表31-3中看到,1981~1991年,东部乡及乡以上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固定资产[4]增加了6125.56亿元,占全国同期同口径工业固定资产增量的47.11%,固定资产新度由1980年的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上升到1991年的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工业固定资产占全国的百分比也由1980年的32.91%,上升到1991年的43.67%。特别是东南沿海的广东、浙江、江苏,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幅度更快。投资的增加,使这些地区成为东部经济增长的龙头。

表31-3 1980年和1991年东部及东南沿海地区工业固定资产更新状况

资料来源:1980年数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1985年工业普查资料(第四册·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提供的数据计算而成;1991年数据根据1991年《中国工业统计年报》提供的数据计算而成。统计口径为乡及乡以上独立核算的工业企业。

(3)产业结构调整及优惠政策的支持。在东、中、西部地区的产业发展战略中,中央政府鼓励东部地区将重化工及一般加工性产业向中、西部转移,集中力量从事高新技术产业以及金融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此外,中央政府不断进行区域政策的制度创新,在外资项目审批权限、财税、外汇留成、信贷等方面赋予特殊的优惠政策。

3.效率为主兼顾公平的发展阶段:1992~1998年

(1)邓小平南方谈话,加快了思想解放和对外开放的步伐,随之而来的浦东开放、开发,使长江三角洲成为继珠江三角洲之后,全国又一个经济增长的领头羊,沿海经济进入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共同带动经济增长的时期。1991~1995年,江苏、福建、广东工业年均增长率分别居全国前三位,从增量看,江苏、广东、山东、浙江、上海工业总产值分别占全国工业增量的14.92%、11.67%、8.86%、7.18%和6.67%,五省(市)的增量之和占全国工业增量的比重达到了49.30%。

(2)初步形成了区域协调发展的思想。随着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经济差距的逐步扩大,1990年以后,梯度转移的区域发展战略受到了多方面的挑战。外部环境的变化及内陆地区与周边国家发展贸易关系而产生新的机遇;能源与原材料供应不足迫切要求加快中西部的资源开发;各地方政府受经济利益驱使而造成的地区产业结构趋同现象日益严重等,使得中央政府在考虑经济增长提高效率的同时,不得不考虑到经济发展的公平问题。中央政府开始着手从总体上解决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关系,指出必须根据全国统一市场和从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益出发,发挥各个地区的比较优势,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实行地区倾斜与产业倾斜政策相结合的方式,在继续发挥东部地区增长优势的同时,逐步促进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而沿海地区也要通过技术转移、人才流通、介绍经验及物资支持等方式,帮助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1991年3月,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中明确指出:正确处理发挥地区优势和全国统筹规划、沿海与内地、经济发达地区与较不发达地区之间的关系,促使地区经济朝着合理分工、各展其长、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方向前进。在“八五”期间,在继续发挥沿海地区其增长优势的同时,国家加快了对中西部的开发、开放,并先后开放了沿江、沿边、沿黄、沿陇海线等内陆地区,使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格局。逐步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以广州与厦门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区、以北京与天津为中心的环渤海经济圈三大经济区域。初步规划并形成了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流域经济带与以陇海—兰新铁路为核心的经济带,初步形成了沿海、沿江、沿线、沿边的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

虽然在本阶段,中央政府初步形成了区域协调发展的思路,但东部凭借区位、政策、对外开放、人才、技术等优势,工业经济向东部集中速度进一步加快。从表31-4中看到,1992~1998年东部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从54.75%上升到59.05%,年均上升0.54个百分点,快于1979~1991年间年均0.49个百分点的水平。

表31-4 1978年、1991年和1998年东部各省工业总产值占全国比重

资料来源:根据《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9)》、《中国统计年鉴》(1992、1999)提供的数据计算而成。统计口径为全部工业。

4.区域协调发展阶段:1999年至今

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整体经济实力有了明显的增强,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是,东部同中、西部的差距并没有缩小,反而仍然在逐步拉大,这时解决东西部的差距已经成为中央政府制定区域政策的立足点。1999年9月,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注重公平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正式启动。并以此为标志,中国区域政策的重心实现了第三次转移。

继西部大开发取得显著成效后,党中央又相继提出了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战略,表明了中央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意愿和决心。而2006年5月天津滨海新区的建立,则体现了中央以环渤海地区为新的增长点,实现东部全面率先发展,并带动全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思想。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下,虽然东部仍是投资的重点,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在全国所占百分比仍在上升,但上升的速度有所减缓,从表31-5中看到,1999~2007年,东部工业固定资产占全国的比重由1998年的50.38%,上升到2007年的54.67%,9年增加了4.29个百分点,年均增加0.48个百分点,而在1992~1998年间,年均增加0.96个百分点。这说明虽然工业固定资产投资仍在向东部集中,但速度已有所减缓。分地区看,珠江三角洲的广东,2007年工业固定资产占全国的比重比1998年下降,而位于长三角的江苏、浙江和山东,固定资产占全国的比重则进一步上升,说明在这一阶段东部投资有从南向北转移的趋势。

表31-5 1991年、1998年和2007年东部各省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原价占全国比重及变化

资料来源:《中国工业统计年报》(1991、1998、2007)提供的数据计算而成。统计口径1991年为乡及乡以上独立核算的工业企业,1998年和2007年为规模以上工业,各年度均为现价。

东部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的比重在2004年达到高峰后,2005~2007年呈下降趋势。由于2005年以后的下降,2007年同1998年相比,东部工业占全国的比重仅从1998年的63.34%上升到2007年的65.92%。从地区看,广东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从1998年的14.38%下降到2007年的13.64%,而江苏、浙江、山东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则从1998年的11.89%、6.94%、9.45%,分别上升到2007年的13.16%、8.90%和12.31%,东部的产业重心明显地表现出从珠江三角洲向长江三角洲及环渤海地区转移的趋势。

表31-6 1998~2007年东部各地区工业总产值占全国比重

资料来源:相关年份的《中国工业统计年报》,统计范围为规模以上工业,现价。

1.出口成为推动东部工业增长的关键因素

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投资环境的改善,东部出口加工企业发展迅速,特别是1994年汇率并轨后,外向型经济和东部工业的增长更是密切相关。以东部工业总产值和东部出口值(人民币,货源地计算)为变量,东部10省(市)为样本,分别计算1992~2007年间历年东部工业总产值和出口间的相关系数。从表31-7看到,1992~2007年,东部工业总产值和出口之间的相关程度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992~1995年,二者相关系数上升,但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在此阶段虽然出口和工业增长具有一定关系,但尚不十分明显。第二阶段为1996~1998年,相关系数继续上升,且二者间具有了比较明显的相关性(在0.05的水平下显著),并且P(双尾检验概率)值在逐年下降,这说明从1996年开始,东部进入了工业增长和出口高度依赖的时代。第三阶段为1999~2003年,本阶段东部出口和工业总量之间的关系,进入了最紧密的时期,东部工业总产值和出口之间的相关系数进一步上升,显著性由上一阶段的在0.05水平下显著,转变为在0.01的水平下显著。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2003年,该年二者之间的相关系数达到最高为0.834,P值最小为0.003。第四阶段为2004年以后,这一阶段虽然显著性水平没有改变,但二者间相关系数有所下降,表明东部工业增长和出口之间的紧密程度出现了一些松动。

表31-7 1992~2007年东部工业总产值和出口之间的相关性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3~2007)提供的数据计算而成。

2.非国有制经济各具特色引领工业发展

截至2007年,东部各地区国有工业占各地区工业总产值的百分比下降到10%以下,东南沿海地区已下降到6%以下。在非国有制经济中,私营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成为各地区非国有经济的主导,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部地区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深入和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成果。

各种形式的非国有经济在各地区工业经济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北京、天津主要由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和外商投资企业所组成,三种所有制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占地区工业总产值的百分比在70%以上;山东、浙江主要由有限责任公司、私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所组成,三种所有制企业工业总产值占地区工业总产值的百分比也在70%以上;江苏、福建、广东主要由有限责任公司、私营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组成,四种所有制企业工业总产值占地区工业总产值百分比大于85%(江苏为84.67%);上海、海南以外商投资企业、私营企业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为主,三者的工业总产值占地区工业总产值的百分比在75%以上;河北主要由有限责任公司、私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组成,三种类型企业工业总产值占河北工业总产值的68%;海南由有限责任公司和外商投资企业组成,占海南工业总产值的75.09%。

表31-8 2007年东部各地区各所有制工业占地区工业总产值百分比

资料来源:《中国工业统计年报》(2007),统计范围为规模以上工业,现价。

3.产业集群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东部各省(市)的产业集群,比较典型并对经济增长起到不可替代作用的主要集中在广东、浙江、江苏和上海。

珠江三角洲的产业集群,基本是在“三来一补”基础发展起来的中小企业集群,以一镇一品(多品)的形式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初得以迅速发展。广东省电子信息产业和电气机械制造业在全国地位突出,同珠江东岸(含广州、东莞、惠州、深圳等市的几十个镇)信息产业集群的发展,以及珠江西岸(含顺德、中山、南海、江门、珠海、广州等市的十几个镇)电气机械产业集群的发展密切相关。此外,依托当地市场,还形成了众多的专业镇,如西礁的纺织、盐步的内衣、沙溪的休闲服虎门服装生产和贸易、大朗(服装)和罗定的针织、石湾的陶瓷、顺德的木工机械、小揽的五金制品等。这些地区能够快速发展,主要是以优惠的政策、丰富且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以及邻近港澳、连接广深的区位优势为基础,迅速发展成港台制造业的“工厂”,进入全球价值链。

江苏的产业集群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来自于20世纪90年代的乡镇企业,主要存在于纺织、服装、金属制品电器建材、轻工等传统行业,在苏南苏中苏北均有分布。这些集群形成了一些在全国具有影响的知名品牌,如江阴市的阳光集团,常熟市的波斯登、雪中飞羽绒服,泰兴市溪桥镇的乐器,启东市天汾镇的电动工具阜宁县宜林镇的玻璃工艺制品,东海县硅产业制品等在国内国际市场均拥有较高的占有率和知名度。二是来自于“两头在外、中间在内”的外资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如苏州和无锡的IT产业,在这些地区IT产业链上的大部分产品均可配套,结合上海浦东已形成的微电子产业,沪宁沿线已成为亚洲IT产业配套能力较强的地区。

浙江省的产业集群主要由民营中小企业以“块状经济”的形式出现。浙江块状经济的发展主要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温州和台州两个地区,80年代中期辐射到宁波、绍兴地区,而后扩展至金华等地,并于20世纪90年代末基本覆盖全省范围。“块状经济”依托专业市场,发展特色经济,形成了“小企业,大集群”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形成了巨大的产业竞争力和区域竞争力,成为浙江工业增长的主体。根据浙江省政研室2004年的统计,年产值超亿元的区块已达604块,其中工业区块601个;年产值10亿元以上的285个,10亿~50亿元的区块202个,50亿~100亿元的区块46个,超过100亿元的区块37个,块状经济工业产值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已达64%。[5]

4.重化工业成为工业增长的主导产业

改革开放之初,东部凭借对外开放和国内消费品市场的启动,轻工业发展迅速,成为推动东部工业增长的主导力量。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建设的加速进行,有着良好重化工业基础的东部,凭借着技术、资金、区位等优势,在保持轻工业全国持续领先地位的同时,加速发展重化工业,使重化工业成为经济增长的龙头。从表31-9中看到,1999~2007年,在对东部经济增长贡献前10名的产业中,重化工业有7个行业,轻工业为3个行业,10个产业对东部工业增长的贡献总和为65.37%。7个重化工行业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由1998年的31.79%上升到2007年的37.46%,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38.17%;3个轻工业行业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由1998年的24.15%上升到2007年的26.83%,对工业增长的贡献为27.20%。由此可见重化工业对东部工业增长的作用。

表31-9 1999~2007年对东部工业增长贡献前10名的行业

注:产业对工业增长的贡献=[(起始年占地区工业总产值百分比+中止年占地区工业总产值百分比)/2]×(行业增长速度/地区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
资料来源:《中国工业统计年报》(2007),统计范围为规模以上工业,现价。

外向型经济和重化工业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拉动东部经济高速增长的龙头,对东部经济的高速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随之而来也产生了如下的问题。

1.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弱

以东部出口依赖度最高的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为例,该产业在广东、江苏、上海、北京、天津、福建的产业结构中均为所占比重最高的行业,这些行业的出口依存度[6]基本在60%以上(仅北京为51.39%),而这些地区该行业的产值利润率却较低,除福建为5.96%外,其他省(市)都在5%以下,特别是上海仅为1.81%(见表31-10)。利润率的低下表明了产业的竞争力低下。而其关键原因在于,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低;缺乏自主知识产权;产业的规模扩大主要依赖于生产数量的扩张,而不是技术的提升;当产品更新换代来临或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来临时,产业的发展将遭受严重的打击。

表31-10 2007年东部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在主要省(市)的地位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工业统计年报》(2007)提供的数据计算而成。(www.xing528.com)

2.产业发展仍未摆脱数量型的增长方式

一是东部10省(市)中,工业增长速度前10位的行业同产值利润率前10位的行业,重合度非常低,仅天津和北京分别为6个和5个,其他地区则较少。例如,工业总产值位居前5位的广东、江苏、山东、浙江、上海,二者重合的行业分别仅为1、2、4、3、1个。二是地区工业总产值中排名前10位的行业和产值利润率排名前10位的行业之间的重合度亦很低。广东、江苏、山东、浙江、上海二者重合的行业分别仅为3、0、1、3、3个,重合度最高的天津和海南,分别仅为4个行业。这说明,东部工业的增长还是沿着数量型增长的轨迹发展(见表31-11)。

表31-11 1999~2007年东部各省(市)工业增长速度、出口依存度前10位行业的产值利润率状况

注:出口依存度=(出口交货值/工业总产值)×100%。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工业统计年报》(1998、2007)提供的数据计算而成,统计范围为规模以上工业,现价。

3.出口产业利润率低

从表31-11中还可以看到,东部各省(市)、各地区出口依存度前10位的行业也是产值利润率前10位的行业极少,北京、江苏、福建、山东、广东的行业数量均为0,即使是从出口依存度排位前15位的行业看,二者之间的重合度也非常低。特别是广东,直到出口依存度排名第19位,才出现产值利润率排位第8的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但该行业的出口依存度仅为18.94%,产品已基本内销。出口产业产值利润率低,严重制约了产业的竞争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导致产业抗风险能力弱。

4.资源产业的过度发展

近年来,随着资源产品价格的不断上升,重化工业逐步成为引领东部工业增长的重要产业。例如,1999~2007年间,黑色金属冶炼加工业,是江苏、河北、广东、天津增长速度第二位的产业,是山东、浙江、海南增长速度第四位的产业,并且直至今日某些省市还在强化钢铁工业的地位。当经济危机来临时,由于资源产业价格跌落较快,不可避免地对地方经济的增长产生较大的影响。

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国出口受到很大影响。由于出口产品的90%以上来自于东部,因此,金融危机影响最深的应属东部地区,但东部有能力将金融危机的影响缩小到最小,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1.总体上面临着很大困难,但地区差异大

东部的工业品的出口,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的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山东,五省(市)2007年工业出口交货值占东部工业出口交货值的86.34%,占全国工业出口交货值的77.17%。但从表31-12看到,五个省(市)中,仅广东、上海的工业对出口的依存度在30%以上,浙江、江苏工业尽管出口量大,但出口依存度不到25%,山东则更少仅为11%。若广东、上海的出口减少50%,两省(市)工业总产值将分别减少19.81%和11.39%,但事实上两省(市)的出口量减少幅度要小于50%。因此,从数据上分析,出口的减少对工业增长的影响有限。

表31-12 2007年东部各省(市)工业总量对出口的依存度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工业统计年报》(2007)提供的数据计算而成,统计范围为规模以上工业,现价。

2.影响的产业高度集中

从表31-13中看到,若把东部作为整体看,出口依存度在60%以上的行业有2个,40%~60%的行业有5个,30%~40%的行业为0个,20%~30%的行业有5个。如果将出口依存度大于40%的行业设定为对出口高度依赖的行业,那么,实际上东部仅有7个行业在此范围内,7个行业的工业总产值占东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仅为21.75%,其中,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就占据了东部工业总产值的13.72%,其他6个行业除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外,在地区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百分比均较小。此外,由于需求下滑,造成钢铁工业生产大幅下滑影响比较严重的地区仅限于河北、上海、江苏、山东,虽然钢铁产量较高,但在地区工业总量中所占百分比相对较小,所造成的影响有限。

表31-13 2007年东部出口依存度较高产业在工业中的地位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工业统计年报》(1998、2007)提供的数据计算而成,统计范围为规模以上工业,现价。

3.影响的核心在于就业问题

虽然表31-13中出口依存度在40%以上的行业,工业总产值占地区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仅为21.75%,但由于这些行业均为劳动密集型产业,所涉及的从业人员却占到东部工业全部从业人员的30.32%。特别是对于农民工集中的广东而言,出口依存度在40%以上行业从业人员占本省从业人员的比重为63.61%,因此,由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农民工失业问题要大于产值下降本身所造成的影响。

4.东部地区有能力将危机的影响降到最低

对于经济发达的东部而言,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许多地区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已超过第二产业。从表31-14中看到,2000~2007年,东部的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已超过第二产业的增长速度,北京、上海第三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已超过第二产业;浙江、福建、广东的第三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虽然小于第二产业,但已在40%以上;其他省份也在30%以上。因此,通过扩大内需,适当加速第三产业的发展,可以弥补工业生产下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此外,东部具有人才和科技基础优势,这一优势决定了东部对新技术的吸收消化能力较强,使其可以迅速吸收转化市场上出现的先进技术,通过产品的更新,迅速扩大市场份额,克服危机带来的影响。

表31-14 2000~2007年三次产业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年份的《中国工业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计算而成。

专栏31—1

区域产业结构高度化对抵抗国际金融危机具有重要意义

——以天津为例

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东部外向度较高的地区,如广东、浙江、福建、江苏、上海经济增长速度受到较大影响,而天津却以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脱颖而出。特别是2009年1至2月,中国工业增加值增长率为3.8%,而天津滨海新区的工业总产值、固定资产投资等主要数据指标,仍然保持着同比15%以上的高速增长。天津经济的逆势上扬,其重要原因在于天津的产业结构具有明显的高度化特征。正因如此,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天津可以克服危机,平稳地发展。

2008年东部省(市)经济增长速度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天津具有发展装备制造业的良好基础和氛围。有关资料显示:2008年举办的第四届“中国国际金属加工技术设备展览会”(IMPE2008),现场成交额达2.6亿元人民币,后续成交额超过40亿元人民币。而将于2009年8月18日在天津滨海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的第五届“中国国际金属加工技术设备展览会”(IMPE2009),距开幕还有5个月时间,据组委会的参展统计资料,展会总展出面积已预订出70%且获得众多行业内巨头的支持和信赖。除此之外,空客总装的第一架飞机即将交付使用;火箭制造基地、千万吨炼化项目在稳步推进;天津百万吨乙烯项目投资已完成161亿元;天津港再投资128亿元用于大型专业化码头及港口基础设施建设;一汽丰田有望年内销售新高38万辆,长城汽车项目落户滨海;而3G经营许可的正式下发,也使手机之都——天津的电子工业迎来了更大的发展机遇。正是因为天津具有众多的制造业高端项目和发展环境,才有了天津在金融危机中一枝独秀的靓丽表现。

资料来源:根据2009年3月28日人民网《天津滨海:地缘优势托起40亿大单》改写。

1.加快以自主创新为目标的产业升级

本次国际金融危机,既暴露出了东部产业发展中存在的自主创新能力弱的问题,同时,也为东部的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只有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才能为产业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今后,东部产业发展特别是在对外经济合作中,应从单纯的生产技术引进向生产技术、研发机构共同引进的引资方式转变,提升东部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竞争力。

2.建设以自主创新为目标的引资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招商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是推进东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没有自主创新的引资,只能为经济发展提供阶段性的增长动力。面对产业技术的不断升级,东部难免进入重复引进、利润率低下的数量型发展模式。为此,今后东部招商引资环境的建设,应以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为导向,转向以强调具有自主创新能力为目标的引资环境建设。

3.用科学发展观指导产业发展

要克服国际金融危机对东部的影响,不仅应调整东部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模式,更重要的是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充分认识东部在全国产业布局中的地位和定位,调整产业结构,要寻求东部最佳的产业发展模式,彻底抛弃只重数量不重质量的发展方式,实现由数量型增长向数量—质量型增长模式的转变。

4.将推进自主品牌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

东部的出口加工企业,大部分缺乏自主品牌,当经济危机来临时,无自主品牌的企业首先受到冲击。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不仅生产受到影响,更严重的是因农民工失业而产生的社会问题。展望未来,劳动密集型产业仍将是东部产业的发展重点之一,提升东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已迫在眉睫。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中国已具备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和科研实力,产业发展已具备了建立自主品牌的实力。为此,国家应提供资金和政策,重点支持、引导具备一定实力的企业积极转型,建设自主品牌,实现由出口加工向自主品牌产品输出的转变。

5.加快若干提升产业竞争力重大项目的建设

东部作为率先发展的地区,今后产业的发展要有所选择,要集中力量建设一批对提升产业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的重大项目。在这方面,国家要从政策导向上加以支持、约束和指导。

参考文献:

汪海波主编:《新中国工业经济史》,经济管理出版社1986年版。

刘再兴主编:《中国生产力总体布局研究》,中国物价出版社1995年版。

董志凯、吴江:《新中国工业的奠基石——156项建设研究》,广东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1978~2008》,中央文献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中国改革20年——回顾、反思与展望》,http://www.crfoundation.org/showdown.asp?id=55。

朱文晖、张玉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政策的四次调整及其研判》,《脑库快参》2004年第3期。

刘乃全、郑秀君、贾彦利:《中国区域发展战略政策演变及整体效应研究》,《财经研究》2005年第31卷第1期。

高梁:《改革开放前二十九年的经济建设和一些思考》,http://www.caogen.com/blog/infor_detail.aspx?id= 36& articleId=10443。

新华网:《改革开放30年大事记》,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12/08/content_10473626.htm。

[1]本章中改革开放前的东部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河北、辽宁、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改革开放后的东部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河北、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10个省、直辖市。

[2]陈东林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第149页。

[3]本章在多处引用了刘乃全、郑秀君、贾彦利:《中国区域发展战略政策演变及整体效应研究》,《财经研究》2005年第31卷第1期。

[4]由于缺乏历年工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数据,本文采取用研究阶段的终止年份固定资产原价减去研究阶段起始年份固定资产原价作为研究阶段中工业固定资产投资数量。

[5]浙江省委政研室:《2005年浙江块状经济发展报告》。

[6]出口依存度=(出口交货值/工业总产值)×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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