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60年能源工业的辉煌业绩与发展趋势

新中国成立60年来，能源工业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创造了辉煌的业绩。煤炭是中国的主力能源，煤炭产量居世界第一位，占中国能源生产总量的75%以上。电力装机容量和发电量居世界第二位。核电从无到有，水电设计建设安装水平世界一流，火电进入大机组、大参数发展时代。大庆油田的发现及其开发，改写了中国石油天然气工业的面貌，使中国由过去的“贫油国”跃居世界产油大国。可再生能源发展也取得骄人的成绩。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能源工业曾受到“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导致中国能源投资效率低，能源短缺长期大范围存在，严重地影响了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能源工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能源产量和能源工业的发展水平大幅度地提高，能源供需关系极大地改善，有力地支撑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纵观能源工业60年的发展历程，由于指导思想的变化，在能源工业优先发展问题，能源工业布局问题，节能方针的落实以及小煤矿、小火电等问题上曾多次反复，其经验和教训值得吸取。当前，中国能源工业发展面临两大问题：一是国际金融危机，使能源工业的发展环境恶化，能源需求和能源价格下降，企业经济效益恶化；二是资源环境约束，使得能源工业的发展成本和社会责任加大。中国能源工业要走出低谷，主要取决于宏观经济形势，未来能源工业的发展方向将受到气候变化和资源环境的约束。

能源工业是指为国民经济提供动力和燃料的生产部门，本章所指能源工业涵盖电力工业、煤炭工业、石油天然气工业三个行业。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能源工业建设克服干扰，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跨越，逐步形成了完整的能源工业体系，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业绩。当前，在国际金融危机、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下，能源工业的发展面临着新的问题和挑战。汲取过去发展的经验与教训，有利于制订新的发展战略和政策措施，促进中国能源工业的持续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能源工业发展经历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体制。但是，从能源工业的发展过程来看，能源工业的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而且各能源行业在不同的发展过程遇到不同的问题，有不同的表现。回顾能源工业的发展过程，以及在不同发展阶段面临的主要问题及采取的措施，能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当前能源工业所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的发展方向。

1．电力工业的发展过程[1]

（1）电力建设的起步时期：1949~1958年。中国电力工业起始于1882（清光绪八年），但在新中国成立前，由于帝国主义的掠夺、战争的破坏和政府的腐败等诸多原因，电力工业发展极其缓慢。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战乱，原有电力受到严重破坏。前三年电力建设主要的任务是修复被破坏的电力生产设备，恢复发电能力。与此同时，开始了水电资源的勘测与电站的设计工作。截至1952年底，电力工业完成了恢复时期的任务，但家底极为单薄：全国5万千瓦的汽轮机发电机组只有5台，6.5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也只有2台，全国发电厂中仅一台高压汽轮机组。输电网络发展更是有限，电压等级低，覆盖面小，全国22千伏以上高压输电线1.38万公里，绝大部分以一个或几个城市为中心、电压在77千伏以下的供电电网，只有东北地区拥有220千伏输电干线903公里。

在三年恢复建设的基础上，中国开始了第一次工业化的建设高潮。当时工业化的中心环节是优先发展重工业，集中力量进行156项重点工程以及694个限额以上的建设项目。在156项建设工程中，电力建设项目8项。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安排电站项目92个，占当期限额以上建设项目的86%；陆续成立了黄河、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编制黄河、淮河、辽河、珠江等流域规划，资水、沅水、汉江上游、岷江上游等梯级开发规划，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区的水电开发规划和长江干流综合开发规划等，为水电开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到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时，全国水电装机容量达到101.90万千瓦，是1949年的6.25倍；水力发电量为48.20亿千瓦时，是1949年的6.79倍。共新建和扩建76座水、火电站，新增发电设备容量247万千瓦。[2]同时，还建设大小不同的高压电力网10个，加强了水火电站的相互配合，扩大电力供应范围，使发电和供电的安全得到改善，为国家经济建设进一步提供了动力条件。新建的火电站项目都是采用当时社会主义国家中最先进的设备，奠定我国电力工业大发展的物质和技术基础。

（2）电力发展的起伏时期：1958~1978年。1958年，中国开始了第二个五年计划。1960年，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使中国正在设计和施工的12个采用苏联设备的火电工程受到了影响，但是，中国电力工业自此从设计、施工、运行管理到成套设备供应走上了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中国电力工业继续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发电量和发电设备成倍增长，电力工业技术装备的现代化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1962年高温高压设备占全部火电设备容量的40.7%，比1957年增加了9倍。并基本上形成了与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电力工业的布局，电力服务的普遍性有了很大的提高，全国各大中城市都有了规模不同的发电厂，1000多个县市和许多农村都用上了电。尤其是电力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的西北、中南和西南地区，发电设备容量在“一五”建设的基础上，又分别增长了2.2倍、2.4倍和3.4倍。

但是，受“大跃进”的影响，有些水、火电基本建设项目不按科学规律办事，盲目上马，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加之资金和原材料不足，电力工业发展受到较大影响。一是“大跃进”三年期间开工的项目有45%的没有建成，造成极大的浪费。二是一些建成的项目，由于采取了一些不恰当的措施和不成熟的新技术，造成工程质量不好。三是对运行中的设备采取超铭牌出力、延长检修间隔等违背科学规律的做法，造成事故连续发生，损坏发电设备近100万千瓦，占当时装机容量的1/9左右。

为了解决“大跃进”带来的后果，1961年开始，中国经济建设进入调整时期，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电力工业缩减了基本建设规模，工作重点放在巩固、充实、提高方面；对“大跃进”时期建设项目进行设计补课和设计复审等一些填平补齐的工作，截至1965年底，全国共有装机容量1507.63万千瓦，发电量平均每年增长13.9%，但仍有90万千瓦左右因配套和设备缺陷不能完全满发。

经过三年的调整，1965年中央提出了第三个五年发展计划。但1966年以后10年，中国处于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动乱中。在当时的经济发展战略思想指导下，虽然装机容量有所增长，但电厂建设的选址转向“山、散、洞”，投资效率低，浪费严重，其后果超过了“大跃进”的影响，致使原定的两个五年计划都未能完成。从1970年开始，全国进入全面缺电时期，一些地区的重要用户限电就达到10%以上，一般用户缺电达1/3，对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造成较为严重的影响。据1975年的初步统计，全国装机容量在10万千瓦以上的39个电网中，就有24个电网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供电不足。全国缺电500万千瓦，企业待电投产的约需100万千瓦，电网低频率运行。新投入的发电设备中出力不足，据1976~ 1977年初步统计，全国4400万千瓦发电设备中，约有400多万千瓦发不出电来，其中，由于设备严重失修而限制出力的约118万千瓦，基建不配套限制出力的有142万千瓦，设备制造不良或缺少配套设备因而限制出力的约118万千瓦。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在政治上结束了“四人帮”的干扰，但在经济建设中“左”倾的错误影响并未消除，第五个五年计划所制订的电力发展目标，大大超过了当时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结果导致后三年电力工业的发展速度反而减慢，造成了全国更为严重的缺电局面。

（3）电力工业持续高速发展时期：1978年至今。改革开放后，党的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方面。为了加强电力这个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和政策。改革开放之初，对企业进行整顿，加强企业生产管理和建设前期工作，使电力工业的运行逐步进入正常轨道。为了解决严重的缺电局面，电力工业的管理体制在投融资体制、电价体制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调动各方进行电力建设的积极性。1993年后，电力工业开始了市场化改革，发展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随着电力投资力度、技术进步和发展机制的不断提高、完善，电力工业的发展呈现加速度的趋势：从新中国成立算起，第一个1亿千瓦装机用了38年，第二个1亿千瓦装机用了8年，第三个1亿千瓦装机用了5年，第四个1亿千瓦装机只用了4年，第五个1亿千瓦装机仅用了1年。

经过30年发展，2007年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和发电量分别比1978年增长了12.48倍和12.78倍。2002~2007年，全国新增发电装机规模约3.5亿千瓦，相当于新中国成立至2002 年50多年的总和，也相当于英国、法国、意大利三个发达国家电力装机的总和，创造了世界电力发展史上的奇迹。2000年以来，中国电力工业开始进入大机组、超高压大电网的新阶段，电力工业的发展速度与质量同时有较大的提高。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电源结构出现多样化的变化，清洁能源比重逐步上升，核电在改革开放之后实现了零的突破，近几年加快了发展步伐；风电、太阳能发电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2．煤炭工业的发展过程[3]

（1）恢复与奠定煤炭产业发展的基础：1949~1957年。中国是世界上发现、利用、开采煤炭最早的国家。但近代煤矿产生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具有明显的殖民地性，采取掠夺性的开采方式，滥采乱挖，资源损失率在80%以上，劳动条件极恶劣，安全状况极差。新中国成立之初，从旧中国遗留下的煤矿，除少数几处外，规模都很小，设备简陋，技术落后，加上长期战争的破坏，大多数煤矿处于停产和半停产状态。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年，煤炭工业一方面恢复生产；另一方面对旧煤矿进行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废除把头制，改进采煤方法，提高煤炭职工的生活福利待遇。在恢复基础上，煤炭工业开始了大规模建设。“一五”期间，平均不到10天就有一处新矿井破土动工，5年中建成投产的新井设计能力，超过了旧中国从1878~1942年64年中形成的矿井总生产能力，净增生产能力2536万吨。[4]“一五”时期，采煤方法和通风安全方面取得显著的成果，安全生产条件有了较大的改善，机械化采煤有较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提高了48%，建立和健全了煤矿企业管理的制度。此外，加强了煤炭专业教育体系和科研、情报等工作。但由于地质勘探工作不能满足煤矿建井的需要，煤炭产量的增长低于同一时期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到1957年煤炭供应短缺的局面已经形成。

（2）在曲折和动乱中发展：1958~1978年。1958年煤炭工业开始第二个五年计划。但是，受“大跃进”的干扰，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盛行。为了配合“全民大办钢铁”，煤炭工业提出了“全民大办煤矿”，其口号是“兵对兵，将对将，用分散的小煤矿对分散的小高炉”，“哪里有千吨铁，哪里就有万吨煤”。由于“二五”计划指标完全超过了国家当时的人力、财力、物力的可能范围，造成生产矿井采掘关系失调，巷道和设备失修，生产能力受到严重破坏。从1960年5月开始，全国煤炭产量持续大幅度下降，煤炭短缺的程度进一步加深，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华东等地区有相当一部分工厂因缺煤而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1961年开始，全国经济工作开始全面的调整，煤炭工业比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用了更长的时间纠正“大跃进”所犯的错误，直到1965年全国煤炭产量开始恢复增长。

在“文化大革命”中，煤炭工业大部分职工坚持生产，建成了720处新矿井，设计生产能力15036万吨，完成了“四五”、“五五”两个五年计划。1966～1976年，中国原煤产量增长了92.2%。但由于国有统配煤矿的产量不能满足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为了解决燃料紧缺，中央也出台了一些鼓励小煤矿发展的政策，这一期间地方小煤矿也有了较大发展。

在各种干扰下，煤炭工业还能取得一定程度的发展，主要原因是国有统配煤矿生产技术水平显著提高。从1950年开始，淘汰了手镐刨煤、人力拖筐背煤，工作面不支护、自然通风等极端落后的采煤工艺。20世纪60年代借鉴国外经验研制试验了浅截式滚筒采煤机；70年代开始推广综合机械化采煤；到70年代中期各式新技术装备逐步研制成功，组成了配套的综合机械化采煤设备。综采的发展，使工作面的落煤、装煤、运煤、支护、移溜和放顶等工序全部实现了整体配合的机械化，不仅彻底改变了采煤工作面的技术面貌，使产量和效率大幅度提高，而且极大地改善了采煤工作面的安全条件。

（3）在市场化改革中快速发展：1978年至今。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体制改革使煤炭工业发展增加了活力，逐步走向了持续、稳定的发展道路。煤炭工业的体制改革首先从国有煤炭企业的生产经营制度改革入手，扩大国有煤炭企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实行投入产出总承包。然后，逐步调整煤炭工业管理体制，撤销主管部门，放开煤炭市场准入的所有制限制和部门限制，鼓励外资、地方和个体煤矿的发展，并较早地放开除电煤外的煤炭价格。据统计，1985~1996年，煤炭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从61.41亿元增长到181.24亿元，其中，81%的资金来自非国有企业的投资。1996年，乡镇、个体煤矿产量占煤炭总产量的44.7%，有效地改变了煤炭供需关系紧张的局面。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导致煤炭需求下降，煤炭生产过剩。另外，由于煤炭行业市场准入的技术标准过低，小煤矿发展过度，影响了煤炭工业发展的质量和技术水平，造成煤炭资源浪费和安全生产事故频发，由于生产集中度过低，影响了煤炭工业的技术进步。1997~ 2001年，国家对煤炭行业开始实施“控制总量、关井压产”的政策，煤炭产业的发展由数量扩张转向结构优化。同时，出台了《煤炭法》等法律法规，加强煤炭市场的监管。煤炭生产秩序和产业组织结构明显好转。但是，生态环境问题、煤炭安全生产问题、煤矿建设和生产技术与管理人才缺乏等问题，仍没有彻底解决。

2002~2008年上半年，一方面，由于中国重化工业的加速发展，能源需求快速上升，煤炭供需关系再度紧张。另一方面，在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的作用下，煤炭供应能力大幅度提高，煤炭产量由2000年的不到10亿吨跃升到2008年的26.7亿吨，平均每年增产近1.2亿多吨，有效地保障了煤炭需求。针对煤炭工业所存在的问题，煤炭工业“十一五”发展规划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结构调整，走资源利用率高、安全有保障、经济效益好、环境污染少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并提出了“煤炭整合、有序开发，完善体制、创新机制，强化管理、保障安全，改小建大、优化结构，依靠科技、促进升级，深度加工、洁净利用，节约资源、保护环境”56字方针，改变了过去只重数量的发展方式。

3.石油天然气工业的发展过程[5]

（1）石油开发的重点放在西部：1949~1957年。中国是发现和利用石油、天然气最早的国家之一，古代中国在发现和利用石油、天然气方面曾一度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在19世纪中叶前石油的开发始终处于原始状态。中国近代的石油工业在早期洋务运动中出现，但从诞生时起就受到外国侵略势力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双重阻挠和压制，发展速度缓慢，生产规模很小。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石油资源情况不清，生产集中于西北，年产量7万吨；东北地区主要生产人造石油，年产量5万吨，共计12万吨，只能满足全国10%左右的需要，液体燃料对外依存度在90%以上。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改变缺油的状况，国家就加强石油资源的勘探，坚定发展石油工业。1949~1952三年间，石油勘探重点放在西北并取得重大进展，在西北普查面积达2万多平方公里，发现适于储油的构造50个。1956年，新疆克拉玛依油田的发现是新中国成立后石油勘探上的第一个突破，也是开发建设的第一个较大的油田。1953~1959年，初步形成了玉门、新疆、青海、四川4个石油、天然气生产基地。这四个基地的原油产量达到276.26万吨，占全国原油产量的73.9%，比1952年增长了13倍。汽、煤、柴、润四大类油品234.9万吨。但是，由于缺少足够的后备储量，制约原油产量的增长，原油和汽油产品等产量远远不能满足需要，1959年石油产品自给率为40.6%。

（2）开发重点东移，石油开发取得历史性的突破：1957~1978年。为了解决石油资源储备不足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石油开发战略进行重大调整，即由西部转向东部，并取得重大进展。1959年9月26日，在黑龙江省肇州县大同镇境内打出第一口高产油井，当时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庆典前夕，因此油田取名为“大庆油田”。随后，石油工业部在松辽盆地组织会战。当时国民经济十分困难，但会战职工克服重重困难，坚持“三老四严”的作风，涌现了“铁人”王进喜等一批英雄人物。经过三年的艰苦奋斗，取得了巨大成功，改变了中国所谓“贫油国”的面貌。

大庆油田从1959年9月第一口探井见油，到1963年累计打井1178口，建成年产600万吨原油的生产能力，当年生产原油439.3万吨，占全国产量的67.8%。到1963年底，大庆油田已累计生产原油1000多万吨，对中国实现石油基本自给起了决定性作用。[6]随着原油产量的增长，成品油的生产逐步立足国内，炼油技术取得重大进步，产品品种由原来的416种增加到494种，汽、煤、柴、润四大类油品的自给率提高到97.6%，基本上实现了自给。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动乱严重影响了能源生产，全国能源供应越来越紧张，尤其是煤炭供需缺口越来越大，一些烧煤电厂不得不改为烧油。到1970年全国烧油达1075万吨，比1966年增加了3.5倍，石油需求大幅度增长。为了解决当时能源短缺问题，大庆主力油田开始进入全面开发阶段，1976年原油年产量增长到5030万吨。同一时期，山东胜利、天津大港、新疆克拉玛依和吉林油田的开发建设也得到了加强，1966~1978年，这四个油田的原油年产量从276.1万吨提高到2783.67万吨，增长了9倍多。1978年，全国原油产量达到了1亿吨，跻身于世界产油大国行列。

在原油产油稳定增长的同时，天然气生产也有较大发展。除四川已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天然气生产基地外，大庆、辽河、胜利、中原、大港和克拉玛依也成为规模不同的天然气生产基地。全国油气产量的增长也带动了中国石油化工业的发展，形成了拉动中国经济增长新的产业链。

（3）技术进步和体制改革支撑了石油的稳产和增产：1978年至今。1978年中国原油产量达超过1亿吨后，在后两年出现小幅度减产，其原因主要是储量增长缓慢，油田调整和增产措施因资金不足而不能实施。当时，改革开放正在起步，政府的有关部门对石油工业采取产量包干、海上石油勘探对外开放公开招标以及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装备等一系列措施，扭转了原油产量下降的趋势，并呈现小幅度稳定上升。1981~2007年，由于在油田开发工艺和石油勘探方面取得重大技术突破，加大了对石油勘探的投入，石油天然气工业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勘探开发技术体系，特别是复杂区块勘探开发、提高油田采收率等技术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以“陆相成油理论与应用”为标志的基础研究成果，极大地促进了石油地质科技理论的发展。全国的原油产量由1.04亿吨增长到1.87亿吨，石油产量在世界排名第5位。

为了加快石油工业的发展以及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石油工业的管理体制改革加快了步伐。1994年，取消石油产量包干制度，改革价格定价机制，扭转石油行业性亏损局面。进行产业重组，先后成立了海洋石油总公司、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1998年，上述三大石油公司的业务进一步重组，并按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对企业的治理结构进行改革，向真正意义的企业方向发展。之后，三大石油公司内部又进行了一系列的重组，先后在海内外资本市场上市。改组后三大石油公司自主经营、自我发展的能力进一步增强，先后进入世界500强和石油行业50强。

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石油需求的快速增长，中国石油自给加出口持续了20年后，从1993年起，中国再次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但与20世纪60年代不同，当前中国石油供需矛盾不是石油资源勘探不足，而是石油资源不足以满足大幅度增产的需要。因此，石油工业于1993年提出了“走出去”战略，这既是保障中国石油供应的需要，也是顺应中国石油工业发展阶段的要求。到2007年，中国石油企业在海外获得的份额油达到3800万吨。

经过60年的发展，中国能源工业创造数个世界第一，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1．跻身世界电力生产强国，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发电总装机容量仅有184.86万千瓦，全年发电量仅43.10亿千瓦时。供电网络支离破碎，主要集中在东部和沿海几个大城市，用电人口不到全国的10%。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电力工业在非常薄弱的基础上，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适当引进必要的先进的技术和装备，积极培养自己的技术管理干部与技术工人，自小到大、由弱到强，逐步建立起包括水、火、核常规能源和风力、地热、潮汐等非常规能源发电，超高压交直流输变电等工程建设以及生产运行、设备制造等一整套比较完整的电力工业体系，跻身于世界现代化电力工业的先进行列。

2007年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增长到7.18亿千瓦，发电量达到32777亿千瓦时，均居世界第二位；全国220万伏及以上输电线路长度达到32.7万公里，变电容量11.44亿千伏安，35千伏及以上输电线长度达到110.64万公里，35千伏及以上变电设备容量为242443万千伏安；大电网已覆盖全国的市县和90%以上的乡村，电网总规模已居世界首位，城乡配电网建设改善了8亿农民的用电状况，基本满足了城镇居民的用电需求。2007年全国无电人口，在总人口由新中国成立初期4亿人增加到现今13亿人的情况下，减少到1500万人。

在发展过程中，电力工业的技术水平和电源结构逐步改善，尤其是占发电总装机容量77%的火电结构调整成绩显著，单机容量30万千瓦及以上的高效率、低排放大型发电机组，从无到有，在发电装机中的比重逐步提高，2007年达到61%；目前10万千瓦以下的小火电机组降低到18%。高效、节能、环保的大机组建成投产，电网结构优化，促使我国火电煤耗、厂用电率大幅下降，2007年，全国火电厂平均供电标准煤煤耗356克/千瓦时，比2002年下降27克，厂用电率从6.15%下降到5.83%。

在节能减排方面，电力工业也取得较大的进步。2006年，燃煤机组除尘设施安装率和废水排放达标率达到近100%，烟尘排放总量与1980年基本相当，单位电量烟尘排放减少了90%。2006年，全国建成并投入运行的脱硫火电机组装机容量达1.04亿千瓦，超过前10年的总和，装备脱硫设施的火电机组占火电总装机的比例由2000年的2%提高到30%。

电力工业的快速发展还带动了我国装备制造业自主设计、自主创新能力的大幅提升。30万千瓦和60万千瓦发电机组的性能和可靠性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百万千瓦超超临界火电机组和30万千瓦循环流化床电站基本可自主设计，70万千瓦水电机组实现了自行成套，第三代百万千瓦核电机组建设已动工，500千伏及以下交流输变电工程成套设备的设计制造技术已掌握，750千伏交流输变电工程成套设备基本实现国内制造，特高压直流输变电试验示范工程正在有序建设。[7]

2．由“贫油国”变成油气大国

新中国成立之初，石油年产量为12万吨，天然气0.07亿立方米。由于石油资源勘探不足，被称为“贫油国”。新中国成立之后，大庆、胜利等油田的开发，揭开了中国石油天然气工业的新的历史篇章，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石油工业发展的面貌。1965～1993年期间，中国实现了石油自给外还每年出口几千万吨，是中国当时的主要换汇产品，为中国经济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石油产量在1亿吨的基础上稳定增长，成为世界石油产量上亿吨的几个石油大国之一。2007年，中国的石油产量1.87亿吨，在世界名列第5名。石油产量的增长，有力地促进了石油化工业的发展，使其逐步成为拉动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主导产业。

石油工业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大庆精神”。通过开发大庆油田，推动了中国石油地质理论的发展和勘探开发技术的进步，摸索和总结了一套科学的管理制度和管理办法，促进了整个石油工业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毛泽东主席的号召“工业学大庆”，为中国工业树立了一面旗帜。大庆经验的传播和推广，对振奋全国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中国的天然气产量几乎是从无到有。1949年天然气产量为0.07亿立方米，1957年，天然气产量达到0.7亿立方米，在能源生产总量中的比重仅有0.1%，2007年，天然气产量达到694.05亿立方米，在能源总产量的比重提高到3.9%。中国油气输送管道由无到有，从少到多。1978年油气管道长度只有0.83万公里，2006年达4.82万公里。2004年10月，建成了新疆至上海，横贯9个省区，全长4200千米，自行设计建设的第一条世界级天然气管道工程。第二条西气东输工程，西起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南至广州，东达上海，途经14个省区市，管道主干线和8条支干线全长9102千米。已于2008年动工，预计2010年完工。“西气东输”工程的建设，对中国终端能源消费结构的优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3．煤炭成为中国最有保障的能源

1949年，中国的煤炭产量只有3243万吨，2008年煤炭产量为27.16亿吨，占我国能源生产总量的75%以上，多年来保持世界第一。中国煤炭产量的大幅度增长，有力地保证了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大中型煤矿机械化水平、单产、单进、原煤工效逐年增高。建成了一批国际领先、高产高效矿井，初步健全了技术、设计、制造、培训等比较完整的技术保障体系。国有重点煤矿采煤机械化程度达到82.7%，安全高效煤矿数量达到197个，建成投产10个千万吨级煤矿。其中，亿吨特大型企业集团2个，5000万吨级的大型企业3个，23家煤炭企业进入全国500强。年产400万～600万吨煤炭的综采技术装备实现了国产化，开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煤炭液化技术，原煤入选率为32%。煤矿瓦斯规模化开发起步，煤炭资源的综合利用取得进展。一批煤炭企业的生产和安全指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煤炭工业事故死亡率逐年下降，2007年达到1.49人/百万吨，比1990年下降了78%。国有重点煤矿原煤生产全员效率由1990年的1217吨/工，增长到2007年的4599吨/工，增长了近2倍。

图14-1　1949、1978和2007年煤炭占能源生产和消费的比重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整理。

4．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加速发展

中国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主要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开始起步的。中国核电从无到有，稳步发展。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做出了自主设计、建造秦山万千瓦压水堆核电站和引进建设大亚湾100万千瓦压水堆核电站的战略决策。继1991年秦山核电站和1994年大亚湾核电站建成投运后，又先后建设了秦山二期、岭澳、秦山三期和田湾核电站，形成浙江秦山、广东大亚湾和江苏田湾三个核电基地。目前已经投运的核电机组11台，总装机容量910万千瓦。2008年，核电占全国电力装机总容量的1.3%，核电年发电量683.94亿千瓦时，占全国总发电量的2%左右。

水电建设快速发展，成绩卓著。2007水电装机容量达到1.48亿千瓦，居世界第一。其中，小水电4000多万千瓦，担负着全国近1/2国土面积、1/3的县、1/4人口的供电任务，为提高电力普遍服务做出重要贡献。三峡水电站的建设标志着中国水电设计、建设、施工、安装、管理等已居世界先进水平。

2000年以来，中国风电装机增长迅速，从规模来看列世界第5位。根据中国风能协会统计，已经建成了100多个风电场，[8]35万多台小型离网风机用于边远地区居民用电。

总体看来，可再生能源发电在电源中的结构逐步上升。水电、核电、风电占能源生产总量的比例由1978年的3.1%提高到2007年的8.2%。中国可再生能源的建设投资和增长速度也居世界前列。

表14-1　2007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规模及在世界排名

资料来源：根据《2007年中国光伏发展报告》（BP statistics review and EIA international data）整理。

5.部分能源技术在世界处于领先水平

通过引进国际先进技术，消化吸收和再创新，中国电力技术接近和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例如，国内合作生产的30万千瓦大型循环流化床锅炉发电设备、9F级联合循环燃气轮机、60万千瓦级压水堆核电站和70万千瓦三峡水轮机组等发电设备在性价比上，已经具有了国际竞争力。国内制造厂家生产制造的500千伏交直流输变电设备已成为电网的骨干输电网架。西北750千伏交流输变电示范工程和河南灵宝“背靠背”成套设备已建成投产，并正在建设向家坝—上海、锦屏—苏南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工程，这是目前世界上输送距离最远、容量最大、电压最高、技术最先进的输变电直流工程。

通过自主创新与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核电技术相结合，目前核电技术已经具备了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的研发能力，而核电站建设、运行、管理水平则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核电设备制造能力也不断提高，设备自主化水平不断增强。目前，已经具备30万~60万千瓦压水堆核电站自主设计能力，基本具备了第二代百万千瓦级核电站设计能力以及自主批量规模建设的工程设计能力。在核电设备制造方面，60万千瓦和100万千瓦核电站国产化率可达70%以上。经过近30年的发展建设，基本具备了“中外结合，以我为主，发展核电”的能力。随着浙江三门、山东海阳为代表的第三代核电站的开工建设，标志着中国核电技术又上了一个台阶。

煤炭机械装备制造技术有了较大发展。自主研究开发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大功率电牵引采煤机，具有电、液控制功能的大采高、强力液压支架，大运力重型刮板运输机及转载机，大倾角、大运力胶带输送机，可为开采煤层厚度5米左右、配套能力每小时2500吨、年生产能力600万吨的综采工作面提供成套装备及开采工艺，在比较复杂的开采条件下实现高产高效，主要技术经济指标接近或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石油钻机研制也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12000米特深井石油钻机在中国石油宝鸡石油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研制成功。它的研制成功，将把中国陆地和海洋深水油气田、大位移井及其他复杂油气田超深油气藏的勘探开发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并将极大地提升中国石油钻井队伍在国际油气勘探市场的竞争力。超深井钻机的研制涉及诸多学科和工业领域，因此，要加大其向纵深钻进的能力，需要全面提升材料、工艺等整个系统的水平和配套能力。当今世界，能制造9000米超深井钻机的国家只有美国、挪威等少数几个发达国家，有钻深能力超过1万米以上钻机的国家只有美国和俄罗斯。

能源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决定了能源工业的发展目标是为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提供能源保障。但是，60年来，由于发展环境和宏观经济指导思想的变化，能源工业的发展在下列问题上曾多次进行调整，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总结成功与失败的原因，对中国能源工业解决当前的问题和挑战具有重要的意义。

1．关于能源工业优先发展问题

能源工业的优先发展问题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能源工业与其他工业部门的发展顺序问题，二是能源工业内部的发展顺序问题。1953年，中央明确地指示：“煤、电、石油工业是国家工业化的先行工业。”1958年，毛泽东又进一步指出电力是“先行官”。在中共十二大决议中，把包括电力在内的能源工业作为四个战略重点之一。在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进一步明确“能源工业的发展要以电力为中心”的方针。

列宁“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名言，对中国电力工业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电力先行首先要体现在电力投资方面，即要多增加电力建设投资，多装机，使发电设备容量更快地增长。就实际情况来看，中国电力基本建设投资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逐步提高，1980年为33.65%，1997年达到52.68%，2002年则达到79.29%。2002年以来，由于石油、煤炭需求激增，加大了其开采、加工力度，使电力固定资产投资占能源工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比例相对于2002年有所回落，但基本稳定在72%左右，使中国长期、大范围缺电的问题得到缓解。(www.xing528.com)

但是，在电力工业优先发展方式上，中国曾三次走过弯路：第一次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提出所谓“超铭牌出力”的办法，认为电力缺乏可以从发电设备本身的挖潜来解决，压低电力建设投资。从而使电力装机的增长与国民经济发展正常需要之间的距离加大，电力供需矛盾加大。同时，也严重损害发电设备。第二次是“文化大革命”对发电设备采取不符合科学规律的所谓的“技术改造”，提高发电设备的出力，其结果是再次影响电力设备的正常运行和电力工业的建设投资，使电力工业建设速度与电量增长陷入相对停滞状态，全国缺电由个别城市开始波及全国，形成“以电定产”的局面，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第三次是在1998年前后，当时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电力需求下降，导致一些大发电机不能满负荷发电，有关部门因此做出三年不批建新电厂的决定，以致后来出现较为严重的缺电。

在电源建设方面，也曾在以火电为主还是以水电为主的问题，发生多次反复。“一五”时期，电力建设以火电站为主。1959年，提出以水电为主、火电为辅的建设方针。1960年，提出电力建设，既要掌握在长远发展上的水主火辅，又要照顾到某地的火主水辅。因此，在当年全国电力会议上确定为电力建设方针是“水火并举、因地制宜”。充分发挥中国的水电优势，有水电的地方多搞水电。

1950~1960年，水电装机年均增长27.5%；1961~1980年，水电装机容量年均增长12.6%。1981年，为了克服电力短缺，五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电力的生产和建设，要因地制宜地发展火电和水电，逐步把重点放在水电上，有水力资源的农村要发展小水电，以解决能源短缺的问题、减少环境污染，降低发电成本。1985年，第七个五年计划明确提出，能源工业的发展要以电力为中心，要积极发展火电，大力开发水电，有重点有步骤地建设核电站。

与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水电建设与管理技术水平处于领先地位。但是，根据中国水电开发规划，到2030年水电基本开发完毕，装机容量在3.5亿千瓦左右。[9]电源建设必然要向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因此，中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建设方针发生一些改变：即核电由“适度发展”到“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发电由“发展”到“大力发展”。

2．关于能源开发与能源节约并重的问题

改革开放之初，鉴于全国能源供需紧张局面以及能源需求规模不断增长，中国开始认识到节约能源的重要性。在此之前，中国虽然也力主反对浪费，但未专门强调能源节约问题。198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解决问题的方针，是开发和节能并重，近期把节约放在优先地位，首次高度强调能源节约。这一方针提出后，国务院又先后发出了若干节约用油、节约用电、节约用煤的指令。

节约能源方针的落实，一方面靠技术进步；另一方面靠加强管理。例如，冶金行业，通过“七五”技术攻关，全行业推广高炉喷煤、炉顶压差发电、煤气回收等技术，使吨钢综合能耗由1985年的1.75吨标准煤降到1990年的1.62吨，5年累计节煤700万吨。“七五”期间，全国统配煤矿更新改造了一批高能耗设备，淘汰了2000多台老式锅炉，发展了一批集中供热，建设了一批煤矸石电厂。电力工业通过采用大机组等技术手段，10年间使每千瓦时供电煤耗下降22克。中国能源节约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这项方针在后来的五年计划中并没有始终坚持和强调，例如，“九五”和“十五”两个规划中并没有再专门提出节能目标，直到2002年能源再度较为严重短缺时，才又得到重视。“十一五”发展规划首先提出全国万元GDP能源消耗降低20%的目标后，层层分解到各地区，使产业结构调整是各地区完成节能目标的重要途径。但是，从根本上，产业结构的调整成功与否，最终取决于比较优势的改变。因此，要将节能目标与宏观经济发展密切结合起来。

3．关于能源工业布局问题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能源工业的布局支离破碎，煤炭工业主要集中在东北辽宁和华北地区，南部地区几乎没有煤矿；石油工业主要位于西北地区，电力工业则集中在沿海地区的大城市，内陆地区很少。新中国成立后，提出了工业化和全面建立工业生产体系的目标，同时，能源建设受到高度重视。“一五”时期，共有12项具体任务，其中第一项任务就提出了建立和扩建电力工业、煤矿工业和石油工业。在“一五”计划建设的156项工程中，能源工业52项，占1/3。其中，煤炭工业25项，电力工业25项，石油工业2项。当时工业布局的指导思想是扭转工业设施过于集中于东南沿海的状况，因此，火电厂的布局在全国比较均匀。

“一五”时期，新建的火电站项目，都是根据工业的布局，按照靠近负荷中心或者燃料基地的原则进行建设的。但是，由于煤炭生产的增长并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1956年，周恩来总理提出围绕着大型水电站建设工业基地的思想。在西南、西北和三门峡周围地区，建设了一批钢铁、有色和机械加工企业。

1964年，国家提出建设大小“三线”的战略布局，对西南、西北地区和中原腹地的大小“三线”加快建设，先后新建和扩建了宜宾、江油、渡口等一大批内地发电工程，使这些地区的电厂建设得到了较大发展，改善了全国电力工业布局。[10]“三五”和“四五”时期，电力工业的布局转向“山、散、洞”，即按分散、隐蔽、进洞的原则建设新的电厂。按当时的“三五”规划，“三线”地区的发电量增加2.9倍，占全国的比重由原来的13%提高到22%，装机容量增加2.4倍，由原来的16%提高到26%。二线地区的发电量比重由原来的27%提高到32%，装机容量由原来的28%提高到31%。一线地区的发电量则由原来的60%降为46%，发电装机由原来的56%降为43%。但是，“山、散、洞”建设方针造成严重浪费。例如，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全国建了32个火电厂，容量543.4万千瓦，按“进洞”要求建设，结果造成数亿元的损失，普遍推迟了机组投产时间，并留下许多技术难题，加剧了当时的电力短缺。

改革开放后，对不合理的电力布局进行调整，在沿交通线、矿区、负荷中心建一批火电厂。20世纪90年代，提出积极发展坑口火电厂，加强电网建设，变输煤为输电，减轻运输压力；并在东南沿海能源负荷中心，建设核电站。但是“输煤”还是“输火电”在实际部门还存在着争议，其原因主要是有观点认为，长距离输电并不有利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问题。

中国煤矿的布局，也曾进行多次战略性的调整。第一、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煤炭工业的布局着重在东北、华北、华东建设煤炭工业，第三、四个五年计划期间，煤炭建设的重点转向西北、西南和江南诸省10多个矿区。目的是扭转北煤南运和“大三线”建设的需要。“三五”期间，“大三线”建设规模占煤炭工业基本建设总规模的30.5%，比“二五”增加了12.5%。西南、西北“大三线”建设历时将近10年，显著地改善了煤炭工业的布局。南方煤炭产量有较大的增长，湖南、江西两省基本上做到了煤炭自给。南方煤矿建设虽然取得了有意义的成就，但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由于客观上江南煤炭资源少、分散，地质构造复杂，煤矿床岩溶水和瓦斯含量很高，加之工作中盲目性较大，致使有些矿井因资源不多而报废。“四五”期间，国家用于江南九省、自治区煤炭工业基本建设的投资达96.69亿元，占全国煤炭工业基建投资的41.5%，但与建成的生产能力相比较，投资效果却不理想。

“三五”以及“四五”头两年，北方和东部沿海地区的煤炭工业基本建设却大大压缩。东北、华北和华东地区的煤炭工业投资比重由“二五”期间的63.5%，下降到“三五”期间的36.5%，使得储量丰富、开采条件好的山西、山东、河北等省的优势难以发挥。而在同一时期，煤炭需求不断上升，煤炭供需矛盾日趋突出，据估算，1974年煤炭缺口达到2100万吨，1975年达到3500万吨，不足部分，只好以烧油来替代。鉴于上述问题，其后中国煤炭工业建设重心又转向北方。

石油开发的战略调整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以西部为重点，然后转向东部。之后又扩展到东北、华北、华东、西南等地区。截至1979年底，已在19个省市自治区发现了油气田。目前，石油资源勘探开发的方针是：稳定东部，开发西部，积极开发海上石油资源。

4．关于小水电、小火电和小煤矿的问题

电力工业的特点是高参数大容量机组的比重越大，其效率越高。早在“二五”时期，就已就中国电力工业应该采取的技术政策进行过讨论。其结果是发展高参机大容量机组。同时，又提出了“大中小并举，因地因时制宜”的电力发展方针。但是大中小的概念是相对的和发展的，从总的趋势来看，无论电网、电厂还是机组，都要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有计划地向大的方向发展。现在看来，这些都是正确的选择。但是，在不同时期，中国电力工业的发展并不总遵循这一路线。1970年，全国33个拥有发电容量10万千瓦以上的电网，有将近一半电网严重缺电。但在当时“左”的路线影响下，批判搞大电厂、大机组、大电网和高坝水库。推行“大中小并举，多搞中小”的方针，使中国大机组的研制工作至少被推迟了10年。

20世纪50年代，为了解决煤炭供应问题，开始重视小煤矿发展，1957年，有关政府部门颁发了《关于发展小煤窑的指示》，以就地解决民用燃料的供应。1958年“大跃进”为了确保钢产量“翻番”，大办地方煤矿，开办小煤窑，仅几个月时间全国小煤窑就发展到100万个以上，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浪费。1961年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封闭了一些小煤窑。1970年，贯彻国家通过的《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再次要求大力发展地方“五小”工业，小煤炭、小火电又快速发展。

改革开放后，对小煤矿继续实行鼓励措施。1984年，有关部门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小煤矿八项措施的报告》，从办矿体制、资源划分、产品运销、技术服务等方面放宽了小煤矿发展的政策。实行“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大中小煤矿一起搞”。在煤炭资源丰富的地区，各种形式的煤矿如雨后春笋，小煤矿遍地开花。“六五”期间，乡镇煤炭的发展对缓解煤炭供应紧张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小煤矿因陋就简，许多矿井存在先天不足，装备差，管理工作薄弱，因而事故频发，死亡率高。“六五”期间，小煤矿事故死亡人数，占全国煤矿死亡总人数的3/4。安全生产成为小煤矿一个突出的问题。

大中小并举的方针，煤炭工业一直坚持到“九五”。“十五”期间，对小煤矿进行了重点整顿，提出煤炭工业走规模化发展的方向。“十一”规划，提出优化发展能源工业，有序发展煤炭：建设大型煤炭基地，鼓励煤炭企业联合，引导形成若干产能亿吨级的企业。电力工业在“九五”期间就已明确提出限制小火电的发展。“十一五”进一步明确，大型高效环保机组为重点优化发展火电。2006年，能源工业提出了“上大压小”的方针，目前，从理论和政策上都确立了发展大型能源企业，高技术参数的技术路线。但是，在实践中由于存在各种实际问题，高参数大机组等技术并没有完全被接受，尤其是在能源短缺时期，由于小电厂、小煤矿建设时间短，往往又得以发展。

1．能源工业的发展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

2007年下半年以美国的次贷危机为导火索，逐步引发国际金融危机，并对世界实体经济的发展产生较大的冲击。中国经济由于具有较高的外向性，经济增长速度随着世界经济衰退开始明显放缓。能源工业发展的市场环境因此发生较大的改变。

（1）国际油价大幅度下跌。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初，受投机因素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国际石油价格在2008年上半年迅速攀升，7月11日石油价格冲上147.27美元/桶的高峰。随后如过山车一样快速下落。2008年底，国际石油价格降到50美元/桶左右，国际油价的波动对中国石油工业产生直接的影响，由于国内油价机制的调控，石油上下游生产环节利润和经营状态发生较大的变化。由于价格大幅度下滑，石油工业的经济效率下滑，利润减少。

受国际油价上涨和经济快速增长的影响，中国的煤价和电价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一度呈现持续上涨的趋势。国际金融危机和国际油价大幅度下降改变了中国煤炭价格和电力价格的变动趋势。国家发改委在2008年12月15日公布了2008年11月份主要商品价格监测情况，结果显示，监测的主要商品价格总体继续回落，其中煤炭价格明显下降。2008年11月份，煤炭主产省平均出矿价格为每吨725元，比10月份下降12.01%。其中，动力煤价格为每吨509元，环比下降9.09%；炼焦用煤价格为每吨1013元，环比下降13.86%。主要煤炭中转港秦皇岛港11月份动力煤平仓价每吨680元，比10月份下降17.90%。

虽然电价仍由中央政府控制，但是有相当多的省、自治区，尤其是能源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在定价的权限范围内下浮了电力价格。例如，云南省经委和云南省发改委联合发出通知，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要求，由统调电网直供的水泥、铝、钢铁、电石及烧碱等10个行业的企业，从2008年12月1日起至2009年3月31日期间，其生产性用电每千瓦时电价，在平水期电价的基础上下浮0.06元。而早在2008年11月，内蒙古就率先出台了《电力多边交易市场方案》，按该方案所下发的通知，下调工业用电电价，铁合金、多晶硅等7种高耗能产业的生产用电在现行电价基础上每度下浮0.08元；黑色金属冶炼、有色冶金及深加工企业下浮0.045元。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决定从2008年11月1日起，也对铁合金、电石行业生产用电实行电价优惠政策，优惠金额由神华宁夏煤业集团、宁夏电力公司、区内各火力发电企业、政府共同承担。青海省政府从10月份开始，就已对高耗能用电实行电费补助政策。[11]

（2）能源需求减少。由于出口减少和对未来发展不明确等原因，中国企业开工不足，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直接导致能源需求减少，首当其冲的是用电量明显下降。自2008年7月份开始全社会用电量持续下降。2009年1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下滑12.88%，首次出现负增长。全国规模以上电厂发电量同比下降12.30%，连续第四个月负增长。中电联发布的《全国电力供需与经济运行形势分析预测报告》称，2009年，全国电力供需形势将继续延续2008年下半年供大于求态势。其中，华东、南方电网供需平衡，华北、华中、东北、西北电网电力富裕，一改高增长时期电力供需偏紧的态势。

由于与煤炭行业紧密相关的电力、钢材、建材和化工行业产品产量呈下降趋势，国内的煤炭需求减缓。2009年1月，山西原煤产量继续减少，比上月减少1381万吨，同比则减少526万吨，下降13.6%。此外，受国际市场的影响，煤炭出口量也有所下降。2008年，全国共出口煤炭4543万吨，比上年同期下降14.6%；其中，12月份出口煤炭447万吨，比上年同期减少22%。

（3）能源行业经济效益下滑，能源企业的利润收入减少。据国家能源局的统计，2008年电力行业陷入全行业亏损，华能、大唐、华电、国电和中国电力投资这5大电力集团全年亏损约400亿元人民币，中电投的亏损额高达到67亿元。[12]2009年，煤炭行业与宏观经济同步进入下行周期。2009年1~2月，煤炭行业实现利润206亿元，同比增长15%；但同期应收账款净额达到了248.76亿元，同比增加115.69亿元，增长86.93%，给企业经营带来很多困难和不确定性。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1~2月份，在39个工业大类行业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利润同比下降86.1%。[13]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25日公布，按照国际会计准则，2008年公司实现净利润1144亿元，同比减少22%。[14]

2．资源和环境的约束加剧

能源工业是资源性产业，资源的丰裕程度对能源工业发展的影响大。目前，中国能源资源供需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中国煤炭地质储量1万亿吨，但是精查储量不足，估计2010年缺精查储量500亿吨，2010~2020年缺1200亿吨。石油可采储量为212亿吨，探明剩余可采储量为25亿吨，平均采储率为33%，处于采储的中后期，大幅度增产的可能性不大。天然气的开发潜力很大，但是处于早期发展阶段，近期不会有较大幅度的增产。水电资源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受自然和移民因素影响，开发难度较大。另外，人均资源不足的问题更加突出，中国人均煤炭拥有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58.6%，石油是世界平均水平的7.68%，天然气是世界平均水平的7.05%。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直接表现为人均收入的提高，人均资源拥有量低必然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制约作用。

化石能源对环境和生态的影响是全生产周期的，从资源开采到生产加工和运输消费，都不同程度地对生态环境有负面影响。环境问题是中国当前与今后能源生产与消费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2005年，中国的烟尘排放量达到1182.5万吨，比2002年增长19.7%；二氧化硫排放达到2549万吨，比2000年增长27.8%，均超过了“十五”环保计划。2006年上半年污染物排放问题仍然十分突出。据统计，2006年上半年，全国化学需氧量（COD）排放总量689.6万吨，同比增长3.7%；二氧化硫排放总量1274.6万吨，同比增长4.2%。

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是造成中国大气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目前，中国85%的二氧化碳排放、74%的二氧化硫排放、60%的氮氧化物排放以及大气中70%的烟尘都是燃煤造成的。同时，电煤消耗约占全国煤炭产量的一半，火电用水占到工业用水的40%，二氧化硫排放量占到全国排放量的一半以上，烟尘排放量占到工业排放量的33%和全国排放量的20%，产生的灰渣占全国的70%。

节能减排是中国能源工业未来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问题。然而，无论是节能，还是减排，都需要增加技术研究投入、生产设施的投入和管理人员的投入。在能源企业投入需求增加的条件下，节能减排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使能源工业发展所面临的风险加大。同时，随着全球、全社会对环境的关注，能源工业的社会责任压力也会愈来愈大

从全球的角度来看，节能减排会改变世界各国比较优势的排序，那些拥有节能减排技术、产业结构低耗能型的国家，无疑具有更大的比较优势。

3．未来能源工业的发展方向及重点

能源工业的发展状态与宏观经济运行周期有很强的相关性。中国能源工业要克服当前所遇的困难，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经济发展的态势。但是，无论是经济繁荣，还是经济萧条，能源工业发展的方向还是要围绕着节能减排这个中心，这是世界性的趋势。对于中国来说，未来能源工业的发展重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1）煤炭清洁利用技术及其推动应用。在未来几十年内，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有较大的发展，但是不会大规模地替代化石油能源，煤炭仍将是中国的主要能源。煤炭清洁利用技术及其应用，对于中国减排具有重要的作用。

（2）核电建设和发展。核电是有可能继水电开发完毕之后能大规模利用的清洁能源。目前，中国的核电规模小，但已经具备大规模加速发展核电的条件，在未来20年将是中国核电快速发展时期。

（3）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与利用。与化石能源相比，可再生能源种类较多，开发利用的技术有多样化的特点，同时对能源利用带来新的挑战和要求。降低可再生能源的生产成本，提高运用的稳定性，是发展可再生能源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

（4）进一步加快天然气的开发利用力度。中国的天然气资源丰富，但开发利用率较低，天然气的开发利用还有较大的上升空间。

专栏14—1

中国能源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份额

资料来源：根据《能源政策研究》2008年第6期提供的数据整理。

参考文献：

李代耕编著：《新中国电力工业发展史略》，企业管理出版社1984年版。

吴迪儆等著：《当代中国的煤炭工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焦力人主编：《当代中国的石油工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张彬主编：《当代中国的电力工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

史丹：《能源工业改革开放30年回顾与评述》，《中国能源》2008年第6期。

史丹等著：《中国能源工业市场化改革报告》，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年版。

[1]本小节改革开放前的内容主要参考了张彬主编：《当代中国的电力工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李代耕编著：《新中国电力工业发展史略》，企业管理出版社1984年版。

[2]张彬主编：《当代中国的电力工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38页。

[3]本小节改革开放前的内容主要参考了吴迪儆等主编：《当代中国的煤炭工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4]吴迪儆等主编：《当代中国的煤炭工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8页。

[5]本小节改革开放前的内容主要参考了焦力人主编：《当代中国的石油工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6]焦力人主编：《当代中国的石油工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1页。

[7]国家能源局：《国电泰州发电公司1号机组是7亿千瓦标志性机组》，《电业政策研究》2008年第8期，第7页。

[8]《2007~2008年中国风电产业发展研究年度报告》，中国行业信息网，http://www.36021.cn。

[9]国家发改委：《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

[10]张彬主编：《当代中国的电力工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42页。

[11]《电力价格下调的利与弊》，http://www.mysteel.com/11/gnza/2009/01/13/091756，1935966.html。

[12]《煤电价格博弈僵局仍未破解》，《北京青年报》2009年4月4日第9版。

[13]http//:stock.sohu.com/20090405/n263215080.shtml.

[14]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9-03/25/content/11071564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