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贸开放：新变化与重大成就

回顾新中国成立60年来对外开放的曲折历程，对外开放是中国的重大历史选择。60年来，我们不断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对外开放模式，在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境外投资、对外经济合作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工业是中国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部门，对外开放对工业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推进了中国工业的市场化改革，带动了工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促进了工业竞争力和国际分工地位的提高，同时也使中国工业发展对外部资源和市场形成了一定的依赖。金融危机对中国工业造成了冲击，面对新的国际国内形势，应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加快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向中西部的有效转移；提高机电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促进对外投资发展，实现资本双向流动；积极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完善预警机制，有效防范对外开放的风险；积极主动参与国际经济协调，抵制贸易保护主义，从而为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的新型工业化创造更有利的发展环境。

新中国对外开放走过了波澜壮阔、曲折发展的历程。60年来，我们不断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外开放之路，实现了由传统封闭社会向现代开放社会的历史性转变。中国对外开放的伟大实践和丰富经验，不仅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宝贵财富，而且对世界经济发展和国际秩序的演变产生了日益深远的影响。站在新中国成立60年的历史节点上，面对国际形势的风云际会，对60年对外开放的历程进行全景描述和经验提炼，实事求是地回顾总结中国对外开放的模式、成就与教训，深入分析对外开放对中国工业发展的影响，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很快结束了旧中国由外国资本和官僚买办垄断对外贸易的局面，人民政府接管海关，统制贸易，开始独立自主开展对外经贸活动。60年来，中国对外开放的国际环境和制度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外经贸管理体制经历了重大的变革，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和地位显著提高，对外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1．新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轨迹

新中国对外开放的历程以1978年为转折点，可划分为两大阶段，其对外开放的政策导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978年之前的对外经贸活动有较大的局限性，对待开放的态度相对保守。1978年之后，中国抓住了国际产业结构调整、技术革命深化以及国内经济建设加快的重大历史机遇，把对外开放确立为长期国策，对外开放的领域逐步扩大，对外的政策体系不断完善，使对外开放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和体制变革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1）1978年之前的对外经贸活动与外经贸管理体制：计划、统制与保护。新中国成立后，逐步确立了国家统制对外经贸活动的指导思想。早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就明确提出：“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这个国家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1]1949年9月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实行对外贸易的管制，并采用保护贸易政策。”[2]在这一指导思想下，中国逐步建立起集外贸经营与管理为一体、政企不分、统负盈亏的外贸管理体制，由中央的指令性计划直接管理少数国有专业外贸公司开展进出口业务。发展对外贸易的基本原则是“调剂余缺、出口换汇”。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的情况下，中国的贸易伙伴主要集中在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阵营。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我国转而与港澳地区、日本、东南亚、非洲等国家和地区开展进出口贸易，并采取定期举行出口商品交易会的方式，扩大贸易伙伴的范围。在贸易方式方面，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与苏联和东欧主要通过签订政府协议，采取记账结算的易货贸易方式。我国与东南亚、非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实行易货贸易，以克服现汇短缺。同时，为解决出口货源紧张，增加出口创汇，1957年起，开始有计划地开展“以出养进”方针，即进口部分原材料在国内加工再出口，这可算是中国加工贸易发展的“雏形”。

这一时期，中国在技术和资金引进方面也经历了很多波折。20世纪50年代，苏联对华援建开启了新中国技术和资金引进的序幕。1950~1955年，苏联采取政府贷款、设备供应等方式，对华援建“156项工程”。这些援建项目直接影响了新中国工业体系的产业结构和地区布局，为我国提供了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苏联对华援建项目尽管当时对中国的经济建设十分必要，但有其局限性。在资金支持方面，苏联对中国的贷款总额为14.06亿新卢布，占“一五”期间总投资的比重仅为3%；而从1955年起，中国开始用对苏贸易顺差偿还所借外债的本息。1954~1959年，作为援建项目的补偿，我国向苏联提供了大量战略物资，包括钨砂16万吨、铜11万吨、锑3万吨、橡胶9万吨等。[3]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援助资金、人员的撤离以及提前偿还债务带来的巨大外汇压力，使经济建设和工业发展受到严重冲击。20世纪60年代初到“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国先后与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联邦德国、奥地利等国家的厂商签订了84项合同，主要引进冶金、化纤技术和设备。“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的技术和资金引进基本陷入停顿。20世纪70年代，中国与美国、日本、联邦德国等西方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技术引进逐步恢复。1973~1978年，重点引进了26个大型成套设备项目，用汇约30亿美元。其中包括：武钢从联邦德国引进的1.7米连续轧钢机，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和2套石油化工联合生产装置以及发电设备等。[4]这些生产线和技术设备的引进，促进了工业技术水平的提高。

对外援助是我国这一时期对外经贸发展的另一特色领域。新中国成立后，为缓和西方国家对我国在政治、经济、外交上的孤立，我国在自身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向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大量援助，帮助这些国家和地区解决了食品、原材料、基础建设、医疗、教育等实际困难。据统计，1950~1978年，我国对外援助总金额高达483亿人民币，约占同期财政支出的3.38%。[5]严格意义上讲，对外援助属于外交和国际关系活动，而非纯经济交往。虽然我国对外援助过多强调道义原则，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援外成为我国扩大经贸合作以及技术、设备和劳务输出的重要途径。

总体来看，在1978年之前的30年中，中国对外开放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对外经济领域带有浓厚的计划色彩。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实行了进口替代政策，经济发展基本处于半封闭、内向型的状态。一方面，国家不断尝试拓展对外经贸关系，进出口和技术引进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资源短缺，提高了生产能力，为工业化和经济建设积累了资金；另一方面，虽然当时的外经贸政策有利于国际收支平衡，但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缺乏活力，割裂了国内外两个市场的有机联系，阻碍了商品和要素的流动，制约了贸易规模的扩大和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同时，由于中国未能参加关贸总协定等主要国际经济组织，对外经贸活动受到很多限制。

（2）1978年之后的对外开放：渐进式推进与全方位发展。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中国对外开放的形势发生了重大转折。从外部环境来看，国际政治形势趋向缓和，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深化，国际产业转移加快。周边的“亚洲四小龙”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发展外向型产业实现了经济腾飞，对我国具有较强借鉴意义；从国内条件来看，“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迫切需要打开国门，引进技术和资金。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作出了中国经济走向开放、走向世界的重大决策。

在1978年之后的30年中，对外开放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1992年初，以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为契机，对外开放由试验探索转为加快推进；而2001年加入WTO后，对外开放则进入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有重点的新阶段。从对外开放的区域格局来看，1980年，国家决定兴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1984年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发展，逐步形成了由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市到东南沿海地区到内陆地区的梯度开放。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国家相继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开发天津滨海新区等政策措施，对外开放的区域格局不断完善。

从对外开放的领域来看，由商品贸易到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流动，也采取了渐进推进的方式。在对外贸易方面，逐步打破单一的计划管理体制，不断下放贸易经营权，将市场机制应用到对外贸易的经营管理中。在争取“复关”和“加入WTO”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对关税政策以及贸易管理体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在加入WTO后，通过履行相关承诺，中国贸易政策的透明度显著提高，贸易政策在引导产业升级方面的作用更为突出，逐步形成内需和外贸均衡发展的大国贸易政策体系。同时，市场多元化战略、大经贸战略、加工贸易升级等战略措施的实施，有效地促进了进出口的扩大以及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在利用技术引进和利用外资方面，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受外汇积累的限制，单纯靠进口设备、引进生产线已经无法满足工业快速发展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果断决策，开放利用外资。从20世纪80年代的餐饮宾馆等传统服务业，到90年代的制造业，再到加入WTO后的金融、保险等现代服务业，利用外资规模不断扩大，外资的准入条件逐步放宽，外商投资企业在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中国整体经济实力以及国内企业竞争力的提高，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的政策措施，境外投资迅速增长。在外汇体制改革和资本市场开放方面，中国始终遵循自主、渐进和可控的原则。20世纪80年代，建立外汇调剂中心，实行外汇留成制度。1994年推行的金融体制改革取消了外汇留成制度和境内外币计价结算，建立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减少了资本流动的障碍，为扩大利用外资创造了便利。2005年，中国政府仍顶住了各方面的压力，自主、有序地推进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这是与我国的金融调控能力以及国家根本利益相吻合的。

1978年之后的对外开放，是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的主动对外开放；由渐进推进到全面升级的开放模式，是由对外开放的初始条件及目标方向共同决定的。实践证明，这种开放模式很好地利用了“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降低了开放成本，开放领域获得的成果，减弱了经济转轨和体制改革带来的震荡和冲击，保持了政府对开放进程的有效控制。这种独具特色的开放模式丰富了人类对外开放的实践，并使中国为对外开放的理论创新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2．主要成就与经验

（1）对外开放的总体水平：高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一国对外贸易依存度是反映该国对外开放程度和经济外部依存关系的重要指标。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由1985年的22．7%上升到2008年的58．2%，而同期美国和日本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变化不大，保持在20%~30%的水平，这表明过去30年是中国对外开放水平快速上升的时期，涉外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显著提高。从横向比较的结果来看，作为大国经济体，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已处于较高的水平。2007年，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为66%，高于51%的世界平均水平以及高收入国家（49%）和中低收入国家（59%）的平均水平，同时也高于美国、日本、法国等发达贸易大国以及巴西、俄罗斯、印度等新兴经济国家的水平，但低于亚太地区的平均水平以及韩国、中国香港、泰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水平（见表12-1）。[6]考虑到各国资源禀赋、经济实力和发展模式的差距，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政策上，迄今尚难以确定对外开放的“合理水平”。虽然外贸依存度并不能全面体现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水平，但较高的外贸依存度还是说明中国已经高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经济特别是制造业领域的外部联系日趋广泛和紧密，经济增长需要外部资源和市场的支撑，并形成了一定的路径依赖。

表12-1　2007年部分国家（地区）外贸依存度的比较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http://web.worldbank.org/WBSITE/EXTERNAL/DATASTATISTICS。

（2）对外贸易：日益巩固的贸易大国。新中国成立以来，进出口规模扩大是对外开放取得的最显著的成就之一。1950年，中国进出口总额仅为11．4亿美元，到1978年增长到206．4亿美元，2008年达到了25616．3亿美元。对外贸易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1950~2008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增长了2246倍，而据WTO统计，1950~2007年世界贸易总额增长了216倍。其中，出口由1950年的5．5亿美元扩大到2008年的14285.5亿美元，贸易差额大幅升至2954.7亿美元（见表12-2）。出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真正意义上的“三驾马车”之一，而我国在国际贸易中地位也不断提高。自2004年起，中国贸易额的世界排名已连续4年居于第3位，2007年出口跃居世界第2位，扣除欧元对美元升值等因素，我国出口当年的实际排名世界第一，中国作为世界贸易大国的地位日益巩固提高。

中国贸易地位的提升，还表现在贸易结构的优化上。新中国成立初期，出口产品以农副产品为主，约占出口总额的70%；而进口则以生产资料为主，1953~1978年生产资料进口占进口总额的比重约为80%。随着新中国的工业化发展，轻纺产品的出口比重逐步提高，由1953年的26．9%上升到1978年的46．9%，但到1980年，初级产品的出口比重仍超过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比重，为50．3%。到2007年，初级产品的出口仅占出口总额的5．0%，而工业制成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则上升到95．0%，远高于世界69．8%的平均水平。目前，中国不仅是劳动密集型产品重要出口国，而且成为全球机电产品和高技术产品的主要生产和提供者。中国不仅对全球贸易增量的贡献十分突出，而且直接改变了世界贸易格局。来自WTO的数据显示，1978年，中国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仅为0．75%，美国、日本和德国所占比重分别为11%、10．8%和7．4%；而2007年，中国出口份额上升为8．7%，美、日、德三国的比重分别为8．3%、5．1%和9．5%。

表12-2　1950~2008年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资料来源：1978年前及1978年的数据转引自傅自应主编：《中国对外贸易三十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年版，第20页。1978～2005年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8），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年版，2008年的数据来自海关总署网站的海关统计。

（3）利用外资：最具吸引力的FDI东道国之一。1978年之前，中国以政府借款等方式从苏联以及一些西方国家引进资金，主要用于购买技术设备和重大项目建设。中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开放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这短短30年中，丰富廉价的劳动力、工业化发展形成的较完整的产业体系、从最初的优惠政策到政府为优化投资环境的不懈努力，以及经济快速持续增长所释放出的巨大市场潜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商到中国投资。据商务部统计，自1980年我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成立以来，截至2008年，全国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659812家，实际使用外商投资金额8590.6亿美元（见图12-1）。利用外资为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加快要素配置的全球化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外商投资企业在扩大出口、增加税收、吸纳就业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由1991年的21．3%上升到2008年的56．5%；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由1980年的0．09%上升到1994年的17．54%，2007年回落至5．80%；外商投资企业税

图12-1　1979～2008年中国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的变化

资料来源：2008年的数据来自商务部网站，其他年份的数据来自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

收占全国工商税收总额的比重由1992年的4．25%上升到2007年的22.92%。尽管受到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金融危机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利用外资的增速趋缓，外商投资在资本形成和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的比重回落，但中国仍然是世界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之一和FDI流入规模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4）境外投资：快速成长的对外投资母国。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时期内，我国技术、设备、资金和劳务输出主要通过对外援助和对外经济合作的方式。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发展以及综合国力的提高，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在国际资本流动中的角色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产业转移的承接国逐步转向资本双向流动的国家。近年来，贸易摩擦加剧、能源矿产需求增加及其价格波动，也是促使更多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重要因素。尽管中国境外投资的历史较短，但在一系列鼓励措施的作用下，境外投资增长迅速，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明显加快。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非金融类）达到了406．5亿美元，是1990年的45倍（见图12-2）。据《2008年中国对外投资发展报告》的数据显示，截至2007年，中国7000多家投资主体在境外设立了10000家直接投资企业，分布在全球173个国家和地区。2007年，我国已成为FDI流出量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图12-2　1990~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非金融类）流量

资料来源：商务部网站。

（5）国际经济协调：主动参与的发展中大国。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对外经济交往的对象以第三世界国家为主，对外经济关系相对比较简单。不论是对待发展中国家还是西方友好国家，中国对外经济活动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并通过大规模的对外援助，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树立起了中国无私、慷慨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但由于西方国家对我国长期实行经济封锁，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协调的范围十分有限，国际经济协调的手段也不够丰富。1978年之后，中国开始活跃在国际经济协调的舞台上。然而，由于缺乏国际协调的经验和战略意识，中国在“复关”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中历经磨难，在处理国际贸易摩擦、应对“中国威胁论”等方面屡显被动。随着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在国际经济协调中被赋予了更多的责任。中美战略对话、中欧高层论坛、积极参与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通过中非论坛大举进入非洲市场，这一系列活动表明中国在国际经济协调中逐步成熟，机制建设不断完善，尤其是在推进双边自由贸易安排（FTA）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据商务部的统计，到2008年7月，中国正在商谈的FTA共有12个，涉及29个国家和地区，涵盖2007年对外贸易总额的1/4。凭借不断增强的实力和日益丰富的经验，以金融危机为契机，利用20国集团（G20）领导人会议等平台，中国在国际经济协调中的作用愈加显现，主动传递出清晰、有力的声音，运用经济、外交手段为本国和发展中国家争取话语权、弱化价值观冲突的综合能力显著提高，这必将为中国外经贸发展创造更有利的外部环境。

新中国的工业体系一定程度上是在接受苏联援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苏联援助的终止和西方国家的封锁严重限制了中国工业发展对外部资源的利用，使我国转而采取了较为封闭和内向型的发展模式，导致中国工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脱离了世界分工体系的支撑。1978年之后的30年中，对外开放成为中国工业发展的重要助推力，对外开放对工业增长和体制变革产生了深远影响。

1．对外开放推动了工业体制改革，加快了工业领域的市场化进程

中国对外开放的基本特点和主要经验之一就是“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促发展”，对外开放的市场化操作与改革的市场化方向相互促动。在工业领域，对外开放突破了工业发展的体制障碍，促进了工业领域竞争主体的多元化，加快了要素流动和配置的市场化。对外开放初期，领导层并未形成明确的长期目标，而是采取了很多实验性、局部性的政策措施进行探索试错。[7]以设立经济特区的政策为例。在兴办经济特区的过程中，计划经济下的外贸、外汇、价格等管理体制很快变成特区企业生产和出口快速发展的障碍，原有的政企关系、企业所有制结构等方面的矛盾集中暴露出来，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的需求不断增强。在这种情况下，下放外贸经营权和管理权、理顺价格机制等一系列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措施不仅使特区的企业受益，而且经济特区和外经贸领域市场化改革的成功经验，为工业乃至国民经济各个领域的改革确立了正确的方向。

大规模引进外资给工业领域的体制改革带来了更多的需求和动力。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增加了中国市场的竞争主体，外资企业之间以及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之间的竞争为中国市场注入了活力。一方面，外商投资企业先进的治理结构和丰富的竞争策略起到了示范作用，产生了学习效应，加快了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机制和治理结构的改革；另一方面，巨大竞争压力促使内资企业通过各种形式进行资产重组，低效率的内资企业被迫退出市场，从而完善了我国部分行业的退出机制。从法规层面来看，竞争主体的多元化对市场规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并购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制定实施，大大提高了我国市场规范的立法水平，“两税并轨”的实行则使我国在维护公平竞争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而对地方政府来说，不断简化审批权、提高行政效率，以优化投资环境，为外商投资企业提供更好的服务，也成为政府机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对外开放全面升级的重大举措，加入世贸组织谈判和履行承诺不仅创造了新的体制供给，按照世界贸易组织要求，经济体制的框架逐步与国际接轨，“公平、透明、非歧视”等世界贸易组织原则成为外经贸立法和执法的依据，而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带来的外部压力成为国有企业以及汽车、银行、电信等领域扫除体制沉疴、加快自身改革的重要契机。

2．对外开放带动了工业技术进步与结构升级

20世纪50年代，苏联对华援建项目主要集中在工业领域，从苏联和东欧国家进口的机器设备以及各国专家带来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新中国工业化初期的技术和资金需要。20世纪70年代，我国从西方国家引进棉纺、化纤、轧钢、采掘等大型成套设备和生产技术，填补了这些行业的技术空白，促进了工业技术水平的提高。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工业领域对外商投资的开放程度较低，技术引进仍通过引进生产线和生产设备的方式。这种技术引进方式虽然在短期内扩大了工业品，特别是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的生产能力，但当时有限的出口创汇能力难以弥补技术设备引进的外汇缺口。同时，由于整体工艺和管理水平落后，不少企业的产品质次价高，无法满足消费结构升级带来的巨大市场需求。在这种情况下，顺应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的趋势，政策导向转为主要通过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扩大生产能力，提高工业技术水平。

图12-3　1979～2007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产业构成的变化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年份。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工业部门逐步向外资开放，工业成为利用外资最集中的领域，大量外资进入第二和第三产业（见图12-3）。工业内部，制造业是利用外资的主导领域。2007年，制造业实际外商投资额占当年全国实际外商投资总额和第二产业实际外资额的比重分别达到了54．6%和95．4%。这一方面是由中国固有的产业结构和国际产业转移规律决定的，国内制造业具备较完整的内部结构和较强的产业配套能力，产品的市场容量较大，市场机制发育较完善，具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外资大量进入制造业也与中国对外开放的政策导向有关。相对于其他产业，我国制造业对外资的程度较高，对外资进入方式和股权比例的限制较少。制造业中的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在各行业利用外资中居第一位，2006年其实际使用外资额占同期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的11．75%；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工制品业、专用设备制造和通用设备制造利用外资的规模也比较大，这6个行业实际使用外资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的比重接近30%，占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的比重约为50%。这些行业属于重化工业和高技术行业，跨国公司向中国大规模转移这些行业的生产能力，促进了我国工业内部结构升级和机电产品出口规模扩大。

对外开放进一步丰富了获得先进技术的来源，跨国公司技术转移及其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加快了中国技术进步的步伐。在汽车、家用电器、通信设备、办公设备、食品加工等领域，外商投资企业或直接转让技术，或促进了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使这些行业的技术和工艺在较短时间内缩小了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外资企业的图纸、操作方法、技术诀窍、专利、商标、技术规程、产品标准和管理模式则带动了国内工艺水平和质量管理的改进和提高。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大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中心和总部，吸引了大量本土和国外的优秀创新人才，提高了我国研发体系的国际化程度。同时，外商投资企业成为国内技术引进的主力军。2007年，外资企业引进技术金额为120.5亿美元，同比占全国技术引进总额的47.4%，居各类企业的首位。

尽管对跨国公司技术转让及其溢出效应仍有争议，部分行业“以市场换技术”的效果并不理想。但总体来看，对外开放为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营造了有利的制度环境，引进技术和利用外资促使工业结构不断完善升级。同时，对外部技术和资本的倚赖也使中国工业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面临一定的路径限制。这一点在我国高技术产业中尤为突出。电子、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办公设备等行业外商投资的比重较高，外资企业掌握了行业的技术主导权，致使这些行业的发展长期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目前，接近80%的高技术产品出口是由外商投资企业采取加工贸易方式，出口附加值低。面对激烈国际竞争，中国的高技术行业由于未能掌握核心技术和价值链的关键环节，在市场波动中受冲击较大。

3．对外开放促进了中国工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毋庸置疑，对外开放是促进中国工业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的重要因素。这种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对外开放扩大了中国工业的发展空间。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需求共同支撑了中国工业生产和出口在较短时间内飞跃式的发展，由此带来的规模效应成为中国工业由大转强、形成竞争力的基础。其次，对外开放拓宽了中国工业发展的资源利用范围。中国曾经是工业基础薄弱、技术落后、人均资源占有量较少的发展中大国，对外开放丰富了中国工业的资源利用渠道，这种外部资源包括能源矿产、先进技术以及制度体制等，有效缓解了中国加快工业化发展的资源瓶颈。再次，从微观层面来看，企业竞争力是产业竞争力和国家竞争力的基石。对外开放使中国企业直面国内外的各种风险和竞争，塑造了一批熟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具备自我积累和发展能力的企业群体，这是中国工业体系中宝贵的财富，也是中国工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源泉。最后，对外开放使中国制造的比较优势充分释放，大量农业劳动力转向工业领域，分享了工业化的成果。在此基础上，中国工业逐步形成了一定的竞争优势。1980~2007年中国工业的国际市场占有率、贸易竞争指数（净出口指数）和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变动情况显示，近30年来，中国工业制成品的国际竞争力总体上保持了上升的趋势（见表12-3）。

表12-3　1980~2007年中国工业制成品出口竞争力的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各年的WTO：《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商务部网站的数据计算。

4．对外开放提升了中国参与全球分工的深度和广度

在对外开放过程中，通过主动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国工业与世界商品和要素市场建立了越来越多的接点，中国工业发展见证了国际分工方式和格局的变迁。近年来，中国工业的外向程度不断提高，参与国际分工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参与全球分工的方式由产品分工向要素分工伸延、由产业间分工向价值链上的产业内部分工拓展。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工业付出了一定的资源和环境代价，也分享了全球化的“红利”，包括劳动者收益、税收及外资企业的部分营业收入。[8]

尽管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但由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主要以低价的劳动力参与国际要素分工，导致中国发展对工业国际市场和外部资源产生了一定的依赖。大规模承接国际产业转移造就了中国工业制成品的强大生产和出口能力，大量价格低廉的中国产品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发达国家消费需求的扩张，发达国家的金融创新为当地消费者更多地超前消费来自中国的廉价产品提供了信用支持。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工业与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较为紧密的分工和依赖关系，而这种相互依赖关系使双方在金融危机中难免相互指责。同时，在要素分工的条件下，世界各国产业结构的关联性和互动性增强。中国的产业结构作为一个开放系统，一方面在与其他国家产业结构的互动影响中运行调整；另一方面日益紧密的分工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工业结构调整的自主性。

随着中国国际分工地位的提高以及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我国工业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中国工业发展造成了严重冲击。(www.xing528.com)

1．要素配置全球化与中国在世界分工体系中的角色转换

当前，全球化进程虽然遇到了一些阻碍，但总体上仍在推进，商品和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的流动，跨越国界的生产组织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工业生产的常态。首先，在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共同作用下，传统意义上以商品贸易为基础的国际分工格局正被打破，国际分工的方式由产业间分工向产业内部产品分工和要素分工延伸。在要素分工方式下，价值链中的每个环节都配置到最有利于获得竞争优势的区位，国际分工的接点由产品转变为要素。其次，随着知识经济不断发展，制造业的价值链正向上游和下游扩展，越来越多的制造业企业特别是高技术企业广泛参与了各种“技术支持”和“信息服务”，致使产业边界模糊，产业之间的重叠性强，制造业服务化的程度提高。目前，制造业服务化成为发达国家制造业发展的重要特征。制造业的服务化使得国际产业转移逐步向软件、信息、金融、保险服务领域渗透，国际产业转移的领域不断扩大。再次，跨国公司全球配置资源主要通过建立全球一体化生产体系来实现。全球一体化生产体系依托全球资源，充分利用各国生产要素的成本优势，改善企业的成本结构，增强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全球一体化的生产体系主要利用海外直接投资、离岸外包、战略联盟以及其他形式的研发合作和制造合同共同搭建起来，成为电子、通信设备、计算机等高技术产业主导生产方式。

中国的对外开放很好地契合了要素配置全球的新趋势，促使中国在世界分工体系中的角色发生了变化。尽管中国不少产业仍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低附加值环节，但随着出口总量的扩张和工业体系的不断完善，中国正在由全球化的接受者向全球化的推动者转化，“中国制造”成为要素全球配置的重要一环。然而，现阶段要素的全球配置有一定的局限性。相对于商品和其他生产要素，劳动力在各国之间流动仍存在很多限制和障碍，因而，资源配置全球化并不彻底。另外，发达国家较长时期的“去工业化”发展以及虚拟经济过度膨胀被视为导致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也意味着目前尚未形成技术成熟、拉动作用明显的新兴产业群以支撑西方国家所谓的“二次工业化”。在这种条件下，工业生产能力必然大量向中国这样劳动力丰富、且成本较低的国家和地区转移，产业梯次转移和国际分工深化的进程仍将持续，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和全球要素分工仍有较大空间。

2．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工业的影响

随着金融危机不断向实体经济蔓延，全球贸易正在经历80年来最严重的衰退，据WTO预计，2009年世界贸易将下降9%。外需减少、市场信心不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在这些因素冲击下，中国工业品出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进入2008年第四季度，中国的出口形势急剧恶化。2008年全年出口同比增长17.2%，增幅回落8.5个百分点。自2008年11月以来，出口连续4个月出现负增长。其中，2009年2月出口同比下降了25.7%，为自1993年有记录以来的最大跌幅。同时，国际市场上的能源、矿产等初级产品和工业原料价格回落，并呈剧烈波动之势，致使中国贸易盈余大幅波动（见图12-4）。

图12-4　2008年1月至2009年2月中国进出口的月度变化

资料来源：海关统计。

出口的大幅下滑是国际金融危机加速向实体经济传导的重要表现之一。从出口商品结构看，中国各类出口商品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不尽相同：一是工业原材料出口降幅进一步加大。受全球工业生产萎缩的影响，国际市场上初级产品、工业原材料和半成品的需求和价格震荡下滑，加之国家对“三高一资”产品出口的限制，这类产品出口受冲击很大。据海关统计，进入2009年后，工业原料和半成品的出口量急剧下降。其中，2009年1~2月，化肥出口下降55.4%，煤出口下降41.6%，焦炭出口下降93.9%，钢坯及粗锻件出口下降98.9%，钢材下降52%，未锻轧铝下降68.2%。二是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仍有一定优势。随着金融危机的深化，国际市场上服装、鞋类、箱包等需求刚性相对较强的最终消费品需求逐步企稳。据海关统计，2009年前2个月，服装及衣着附件累计出口下降11%，鞋类产品出口下降2.3%，箱包出口下降7.3%，玩具下降17.1%，均低于同期出口总额下降21.1%的水平。这表明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仍表现出一定的比较优势。同时，国家连续上调出口退税率、对出口企业给予信贷支持等政策措施的效果也开始显现。三是机电产品和高技术产品出口严重受挫。由于高技术产品需求弹性大，产业链条较长，其要素配置的全球化程度较高，加之现阶段高技术产业的产品生产主要处于产业链中低端的加工环节，技术密集型工业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较低，因此，与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相比，机电和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形势更为严重。2008年，中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17.3%，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仅增长13.1%，增幅均低于当年出口总额的增长。2009年1~2月，机电产品和高技术产品出口继续大幅下滑，降幅分别为21.8%和24.6%，均超过同期出口总额21.1%的下降幅度。机电产品是我国第一大出口产品，国家应对危机的出口刺激政策向机电产品和高技术产品倾斜，但却不如对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鼓励的政策效果明显。对于深度融入全球分工体系的机电和高技术产业，政府鼓励出口的应急措施作用有限。机电产品和高技术产品出口的急剧下滑，使中国工业品出口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陷入了被动局面。

目前，中国工业与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较为紧密的分工和依赖关系。在金融危机催生的贸易保护主义风潮中，“中国制造”难免将成为主要牺牲品。进入2009年，美国、印度、巴西等国对中国出口产品发起了前所未有、高度密集的贸易救济措施。同时，中国出口刺激和拉动产业的政策一再为美国等国家所指责。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使中国出口面临更多的贸易壁垒，一些进口商甚至以“出口退税提高”为借口给出口企业施压，要求降低价格，致使出口企业的利润被进一步挤压。

中国工业品出口遭遇的困难，既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也是人民币升值、国内生产成本上升、国际市场上原材料价格剧烈波动等因素的集中释放。从金融危机的演化趋势来看，中国出口形势短期内很难有大的好转，但随着欧美国家相继推出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在国家一系列出口扶持政策的作用下，中国工业品出口也出现一些转机。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显示，2008年12月以来，出口和进口的订单指数连续4个月双双攀升。然而，工业品出口要想走出危机的阴霾，全面恢复增长，很大程度上还要靠主要贸易伙伴特别是美国经济的复苏。以目前中国工业品的生产能力、产品质量、价格水平和多年积累的出口渠道，中国出口产品将会更快进入复苏后的欧美市场，并有可能以此为契机扩大国际市场份额。

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利用外资也造成了冲击。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流动性短缺直接导致全球FDI流量下降。尽管中国的投资环境对境外投资者仍保持吸引力，且尚未发生外商大规模撤资的问题，但利用外资连续出现下滑。据商务部统计，2008年，虽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增长23.58%，但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同比却下降了27.35%。进入2009年，利用外资形势更为严峻，1~3月，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和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分别下降了34.47%和20.56%。工业是利用外资最多的部门，工业利用外资占利用外资总额的比重超过60%，外商投资占工业实收资本的比重接近30%，利用外资持续下降使投资对工业增长的拉动作用面临更多的制约。

尽管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工业发展和对外经济贸易造成了严重冲击，但危机中也酝酿着国际经济关系的大变局。资源产品价格回落、各国资产价格的调整以及对中国应对危机的资金和政策投入，这些危机中蕴藏的有利因素，已成为调动制度创新积极性、完善对外开放风险预警机制、提高中国国际地位的重大机遇。

在中国经济加速与国际接轨的进程中，全球化和外部因素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日渐显现，使中国对外开放呈现出一系列新特征：一是跨国公司的大规模进入使资源的全球配置程度不断提高；二是中国对外开放从自主选择的局部开放转向国际选择的全面开放；三是国内政策与国际规则共同作用于经济发展。尽管中国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还会遇到一些波折甚至是各种敌对势力的严重干扰，但与新中国成立之时以及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可以肯定的是：当今世界已没有哪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能够切断中国融入世界的步伐以及世界接纳中国的历史进程。面对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和蕴藏的机遇，应深入思考中国对外开放的模式和未来的发展方向，对外开放的推进应由政策调整转为制度塑造和建设，树立旨在协调内需和外需、维护公平竞争、促进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指导思想。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工业仍具有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发展空间，工业生产仍将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为此，要把握全球化条件下中国工业开放发展的规律，采取以下措施，进一步提升工业国际竞争力，实现中国工业的可持续发展。

1．加快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向中西部的有效转移

近年来，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上升、土地资源紧张等因素严重制约了东部地区外向型工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的发展。针对区位条件的变化，一些地方政府也采取了“腾笼换鸟”等措施，加快产业跨省以及省内各地区之间的转移。国际金融危机一方面使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在东部沿海的生存发展条件进一步恶化，产业转移的压力明显增大；另一方面大量农民工返乡为中西部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创造了条件。应该看到，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仍是保持中国工业稳定增长的基础和提供就业岗位的重要部门，是应长期发展的产业。通过有效的产业转移，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仍将会在扩大出口和就业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因此，在产业转移过程中，首先，要综合分析中西部地区的区位优势和劣势，结合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和转移的规律，确定合理的转移半径和投资模式。其次，产业向中西部转移要与创新利用外资方式紧密结合起来，改变单纯以优惠条件吸引外资的指导思想，因地制宜，有的放矢，为外资企业、民营企业提供公平的进入条件和竞争环境。最后，东部地区应抓住产业转移的机遇，利用产业转移置换出来的发展空间，在积极培育本土的新兴产业和市场主体的同时，创造条件，承接高技术产业、服务业等高层级的国际产业转移，实现产业的有序升级，避免产业空心化以及由此引发的地方经济停滞。

2．加强自主创新，促进出口结构进一步优化

一般而言，技术密集行业的产业链条较长，产业内部分工的全球化程度较高。现阶段中国主要还处在这类产业的劳动密集环节，虽已形成出口规模和一定的价格优势，但尚未掌控产业的技术主导权和高附加值环节，很多机电产品和高技术产品不具备自主品牌和自主技术。从长远来看，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竞争力提升的关键要依靠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掌握产业发展的核心技术。在研发创新活动日益全球化的条件下，中国应实行开放、集成的创新模式，充分利用科技要素全球流动的机遇，有效吸纳、利用、整合国际创新资源，逐步增强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和系统集成创新能力。为此，国家应加大基础研发的投入，支持企业自主技术创新和自主品牌的培育，改进完善技术标准体系。同时，综合运用出口退税、进出口信贷、信用担保等政策工具，在WTO允许的范围内，加大对自主创新产品出口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加快推进服务业的全面开放，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掘对外贸易新的增长点，增加与全球产业链的接点，巩固提升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

3．促进对外投资发展，实现资本双向流动

尽管中国境外投资规模迅速扩大，但对外投资仍处于起步阶段，对外投资发展波动较大，风险和障碍较多。针对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资产价格缩水的有利时机，有关部门要充分利用经济、政治和外交手段，为中国企业海外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帮助企业预判和扫除国际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加快促进资本的双向流动，全面提升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及其在国际产业转移中的地位，增强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优势。为此，一要加快制造业“走出去”的步伐，促进市场多元化，提高自主品牌的影响力，减少贸易摩擦。二要鼓励资源类企业建立海外生产和供应基地，提高资源供应保障能力，降低资源使用成本。三要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参与全球资源和价值链的整合，加快培育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跨国公司。四要创新海外并购方式，有实力的国内企业和投资机构应充分利用我国的外汇储备丰厚和人民币升值的条件，与国外的投资机构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收购价格缩水、有市场前景的海外资产，提高海外并购的成功率，推动中国企业成功“走出去”。

4．积极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目前，中国金融领域的市场化程度以及对外开放程度相对滞后于贸易、投资等领域。随着中国贸易规模的扩大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人民币需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获得与之相对应的地位。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以美元主导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暴露出诸多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国际化是大势所趋，金融危机也将成为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催化剂。人民币国际化不仅在微观上将减弱我国企业和居民的汇率风险，降低交易成本，而且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我国宏观调控的能力，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为此，应加快国有金融机构改革，促进各种类型金融机构之间的有效竞争，提高金融机构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自我发展、抵御风险的能力。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机制，加强风险预警和控制，建立高效、稳健的监管体系。确立人民币汇率制度调整的短期、中期和长期目标，逐步增强汇率制度的弹性。提高国际收支管理能力，通过货币互换协议等方式，逐步扩大人民币的有效流通范围。人民币的国际化不仅是未来对外开放和金融改革的重点领域，而且也对中国宏观调控能力和金融体系的稳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即使是面临诸多困难与挑战，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是清晰和坚定的。要采取积极而审慎的态度，兼顾政策的自主性与开放性，既要考虑到自身的发展目标和承受能力，又要充分了解国际上方方面面对中国的要求与期望。在顶住各种不合理压力的同时，广泛吸纳有益的建议和经验，少走弯路，尽量减少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震荡与冲击。

5．完善预警机制，有效防范对外开放的风险

中国经济在走向高度开放过程中，更多地分享了全球化的利益，而并未引发剧烈的经济社会震荡，这无疑创造了人类开放的奇迹。然而，中国对外开放的初始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开放的制度效应有所减弱，与全球经济体系日益紧密的联系也为经济发展带来了更多的风险。这些风险存在于宏观经济运行、金融体系、资源利用、产业安全、贸易争端、海外并购、市场规范等各个层面。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经济全球化的破坏性一面，促使我们加强预警和监管。在全面分析判断对外开放面临的各类风险的基础上，要逐步建立完善既相对独立又开放兼容、层次分明、操作性强的预警机制。同时，坚持深化改革，集中解决国有企业、产业进入和退出机制、公司治理等工业领域的改革难点，提高中国工业抵御外部风险的整体能力。

6．积极主动参与国际经济协调，抵制贸易保护主义

发展中大国的角色为我国处理国际经济关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应明确开放条件下国家利益的战略层次，以及参与国际经济协调的次序。从长远来看，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协调应以区域关系为战略重点，在亚太地区国际经济合作中充分发挥大国的作用，并以渐进的方式，争取成为国际规则的制定者和国际协调机制的核心成员，打造发展中大国积极、负责任和建设性的形象。近期，国际经济协调的主要任务则是围绕着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应与相关国家及国际组织保持密切接触，协调彼此的立场，积极主动参与经济救助的全球行动，共同抵制贸易保护主义。同时，国际金融危机也暴露出了现行多边贸易体制的局限性，推进双边自由贸易安排的现实意义进一步凸显，应及时调整FTA战略和谈判次序，为资源收储和开拓新兴市场创造条件。中国作为一个高度开放的大国，需要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和国际秩序的主要矛盾，制定全球性和地区性策略，娴熟、灵活运用各种国际规则，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并获取特定范围内的代表权和充分的倡导机会，从而逐步形成一定的国际向心力和凝聚力。在这一过程中，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既要争取属于自己的开放利益和产业安全，又应为改善国际经济秩序付出更多的努力。

专栏12—1

人民币国际化：中国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步骤

2009年3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阿根廷中央银行签署了700亿元等值人民币的货币互换框架协议，这是迄今中国与拉美国家最大规模的金融交易。在此之前，中国人民银行已先后与韩国、中国香港、马来西亚、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等国家与地区的中央银行或货币管理机构签署了总规模高达6500亿元人民币的货币互换协议。

续专栏12—1

所谓“货币互换”，是指两笔金额相同、期限相同、计算利率方法相同，但币种不同的债务资金之间的调换，是回避国际汇率波动和支付风险而进行的一种货币安排。使用非自由兑换本币的贸易伙伴之间进行直接货币互换，可以绕过美元等自由兑换货币，增加本国货币在国际上的流通量，进而推进双边贸易与投资的发展。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和欧洲金融市场剧烈动荡，信贷规模明显紧缩，国际金融环境严重恶化。这次金融危机暴露了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弊端，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呼吁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倡导以多极国际货币来取代美元单极的国际货币。从这一角度来看，国际金融危机为加快人民币国际化、全面提升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带来了机遇。为此，中国政府围绕着应对金融危机，明显加快了货币互换的步伐。2009年4月，国务院批准上海市和广东省广州、深圳、珠海、东莞4城市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之下，在目前人民币资本项目仍未开放的条件下，加快人民币与贸易伙伴的货币互换，一是有利于回避国际汇率风险，确保我国与贸易伙伴的金融稳定。二是有利于增加周边地区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为双边及多边贸易与投资提供便利。三是有利于增加人民币的国际使用量及覆盖面，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国家实力迅速增强。与欧美金融体系在国际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形成强烈反差，中国的金融体系保持了稳健和安全。在这种情况下，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不仅是中国金融的发展方向和努力实现的目标，而且也是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改善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全面提升中国国际地位的重大战略步骤。然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欧美发达国家的阻挠。因此，这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在国内，长期实行的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不可自由兑换的政策，已经成为了“双刃剑”。一方面，这一政策有助于减少国际金融的动荡对中国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的冲击，这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受益匪浅；另一方面，也在客观上阻碍了人民币的国际化。在当前形势下，中国既不能匆忙地放开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同时又要抓住机遇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充分利用中国作为国际贸易大国的有利条件，在国际贸易中扩大人民币的结算范围，逐步提高人民币的影响力，应该是现实而可行的选择。

资料来源：根据2009年3月26日《证券时报》（时报在线）吴智钢的时评《货币互换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一步》改写。

参考文献：

江小涓主编：《中国开放30年：增长、结构与体制变迁》，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傅自应主编：《中国对外贸易三十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年版。

薛荣久：《50年的探索：对建国以来中国外贸理论的回顾与思考》，《国际贸易》1999年第10期。

孙国梁、孙玉霞：《“一五”期间苏联援建“156项工程”探析》，《石家庄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萧冬连：《中国对外开放的决策过程》，《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2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工业的反应》，《中国工业经济》2009年第4期。

[1]《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434页。

[2]转引自傅自应主编：《中国对外贸易三十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

[3]所谓“156项工程”最终确定为154项，实际实施150项。引自孙国梁、孙玉霞：《“一五”期间苏联援建“156项工程”探析》，《石家庄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第52~56页。

[4]http://ckrd.cnki.net/grid20/Getinfobydoi.aspxdoi。

[5]根据张郁慧《中国对外援助研究》（中共中央党校2006年博士论文）第165页的数据计算。

[6]一些学者认为，外贸依存度指标不能准确衡量中国对外开放的水平。扣除汇率、加工贸易、外资企业进出口等因素，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并没有名义上的那么高。而且由于中国服务业不发达，服务贸易规模较小，货物贸易占GDP的比重相对较高，因此如果加入服务贸易，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低于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

[7]江小涓主编：《中国开放30年：增长、结构与体制变迁》，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0~23页。

[8]江小涓主编：《中国开放30年：增长、结构与体制变迁》，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