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国际竞争力的转型与下降趋势

中国工业国际竞争力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经历了上升、徘徊和下降三个时期；而改革开放后工业国际竞争力则一直呈现上升趋势。改革开放前，工业国际竞争力之所以没有呈现持续上升势头，除了外部因素外，还在于中国实施的是进口替代战略，以及国内体制、政策等原因，造成了结构失衡、效率低下。改革开放后，工业国际竞争力之所以一直呈上升之势，其原因除进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外，还与前30年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实施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有关。这些因素在未来的一个时期内仍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从工业国际竞争力的走势看，中国正在进入产业竞争优势的转型期，这个时期是一个原有的竞争优势面临挑战，新的竞争优势尚未形成的时期，因此，如果采取的措施不当，就有可能患上“竞争优势转型病”，从而引发一段较长时间的经济衰退。

以改革开放为推动，在新中国成立后30年建立的工业和充分利用资源优势的基础上，中国的工业国际竞争力，在近30年中得到了持续提高。这种持续提高对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目前中国的工业竞争力进入了转型期，面临竞争力下降的风险。如何避免这种风险，继续保持工业竞争力持续提高的势头，是未来一个时期面临的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1．新中国成立后至1978年中国工业国际竞争力的变化

竞争这一概念源于市场经济，但即便是实行完全计划经济的国家，只要存在国际贸易，国际竞争问题仍将实质性地存在。对于计划经济体制来说，虽然体制上与市场经济有所不同，但它并不能消除国际竞争这一现象，只是竞争的方式和竞争的外部条件存在差异。新中国成立后至1978年，中国较长时间内处于计划经济时期，对外开放受到体制和国际关系的制约，对外经济关系有其特殊性，但不可否认的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仍然是影响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这一时期，中国工业的国际竞争力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60年代；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从20世纪70年代到改革开放前夕（见图3-1至图3-3）。

（1）新中国成立后到“一五”时期，中国的工业国际竞争力总体有所上升。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工业得到了发展。1952年的主要工业品产量大大超过了1949年，有的还超过了历史上的最高年产量。例如，平板玻璃产量，1952年为1949年的197.2%，历史最高年份的165.1%；棉纱产量为1949年的200.06%，历史最高年份的147.4%。[1]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工业产品的品种也有了很大的增长。新中国成立前不能生产的冶金设备、发电设备、大型机床、机车等在1952年都已研制成功。这个时期，中国工业的生产效率也得到了很大提高，工业的国际竞争力有所提高。

1953～1957年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这个时期确定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了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兼顾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1953年中国的工业产值和基本建设投资增长很快，但由于同期钢材、水泥和木材产量的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投资增长，加之1953年和1954年农业连续受灾严重，使中国的工业1954年和1955年增速回落，工业的国际竞争力随之出现下滑。由于中国经济基础薄弱，又受到西方国家的封锁，早期出口额很小，每年只有数亿美元。为了打破西方国家的封锁，中国积极发展对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贸易，出口额逐年增长，到1959年达到22.6亿美元，9年间每年平均增长17%。

（2）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中国工业的国际竞争力徘徊不前。这个时期包括第二个五年计划、经济调整和第三个五年计划几个阶段。“一五”时期，中国就已经出现了重工业比例过重的倾向，“大跃进”三年，重工业比例过重的倾向更加明显。为了保证重工业的发展，轻工业生产所需燃料动力、钢铁、木材等非农产品原料被挤占，加上1959年和1960年两年农业的全面减产，轻工业所需原材料来源不足，很多轻工业企业生产能力得不到充分利用，使出口货源大大减少。1961年中国共产党八届九中全会召开，会议决定从1961年起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其后农、轻、重之间的关系趋于协调，工业品出口开始回升。但持续了几年，又开始下降。1967～1969年，对外贸易大幅度下降（这主要是由于农副产品出口下降造成的），到1970年中国工业的国际竞争力大幅度下降。由上可见，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工业竞争力由于各种原因虽然起伏不定，但总体格局是，经过短暂的提升后开始徘徊不前。其原因，除受“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外，国际环境的变化也是重要因素。在这个时期，中苏关系破裂，中国对苏联、东欧国家贸易急剧缩减，与欧美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第三世界国家的贸易渠道尚未开通，对外贸易进入了徘徊的局面，1971年出口额只有26.4亿美元，1960～1971年的12年间每年平均仅增长1.3%，进口额徘徊在20亿美元上下，1960～1971年进口额年均增长0.3%。60年代，由于自然灾害影响，农业歉收，中国开始大量进口粮食、棉花和食糖等生活资料。60年代前期，生活资料进口约占进口总额的40%左右，这对保障供给、解决人民生活需要起了重要补充作用，但对提高工业国际竞争力的作用有限。

（3）20世纪70年代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工业的国际竞争力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这期间，由于中国石油工业的崛起和打开了与西方发达国家和与第三世界国家发展贸易的大门，出口额有了较大的增长。1978年达97.5亿美元，1972～1978年每年平均增长20.5%。70年代重工业的发展使其产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由1969年的21.4%上升到1978年的25.5%。尽管如此，中国的工业国际竞争力仍呈下降趋势。其原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随着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外交关系的建立，中国从这些国家进口技术的条件大为改善，1972～1977年，中国与西方国家谈成222个进口项目。1972～1978年进口高速增长，1978年进口额达108.9亿美元，1972～1978年年平均递增25.6%。二是中国的工业生产率在这期间也出现了下降（见表3－1）。所以，中国的工业国际竞争力出现的下降趋势表明，中国的工业国际竞争力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显得更弱些，其原因是中国工业生产率的下降。

图3-1　1950～1978年中国贸易竞争力指数

注：工业品贸易竞争力指数是在进口总额中扣除了生活资料进口后得出的。
资料来源：《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年鉴》（1989），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版。

图3-2　1950～1978年中国出口占世界出口的比重

资料来源：《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年鉴》（1989），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版。

图3-3　1950～1978年中国出口的构成

资料来源：《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年鉴》（1989），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版。

表3-1　1949～1978年中国工业生产率的变化

注：1949年、1952年和1957年为工业企业指标；1958~1962年为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
资料来源：上海财经大学课题组：《中国经济发展史（1949~2005）》，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8、289、303、310、321页。

2．改革开放后，工业国际竞争力的变化

改革开放后，中国工业的国际竞争力总体呈上升趋势。产业整体贸易竞争力指数从20世纪80年代的负数逐步上升到90年代后的正数，但其上升的速度较慢，维持在一个不高的水平上，该指数一般小于0.2。这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竞争力水平得到提升，具有了一定的国际竞争力，但还不能说产业竞争力“很强”（见图3-4）。

图3-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贸易竞争力指数的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7）相关数据计算。

分行业看，初级产品的贸易竞争力指数不断下降，而工业制成品则稳中有升，所以，中国初级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逐步下降，而工业制成品的国际竞争能力则是逐步上升的。这种变化反映了中国在国际贸易和生产分工体系中的结构升级，是一种积极的变化（见图3-5）。

图3-5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的显示性比较优势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7）和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数据计算。

从初级产品内部的构成看，具有较强竞争能力的是食品及主要供食用的活动物，饮料和烟类也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但近年来出现了显著下降。初级产品中的非食用原料、矿物燃料、润滑油及相关原料、动植物油脂及蜡等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断出现下降，已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进口。

从工业制成品内部的构成来看，化学品及相关产品维持在较低的国际竞争力水平，轻纺产品、橡胶制品、矿冶产品及其制品和机械及运输设备则具有了一定的国际竞争能力。工业制成品内部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变化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国际竞争力较强（见图3-6）。

图3-6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同产业的贸易竞争力指数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8）相关数据计算。

总之，从改革开放以来贸易竞争力指数和显示性优势指标的变化趋势看，一方面，中国产业竞争力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表现为进出口量大增，国际贸易量占世界总贸易量的比重大幅度上升，贸易结构不断优化，由主要依赖初级产品向主要依赖工业制成品转变；另一方面，产业国际竞争力水平还处于比较低的层次上，反映到总体贸易竞争力指数和工业制成品的显示性优势指数仍然偏低。

3．早期的工业化战略对工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

研究分析60年来工业国际竞争力的变化，需要回答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工业发展与改革开放后工业国际竞争力提升存在什么样的关系？从实践的效果看，社会主义的工业化道路在推进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方面功不可没，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工业国际竞争力提升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工业化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题，其起步比西方发达国家晚了约一个多世纪。19世纪40年代，中国开始产生了外国人所办的大机器工业，产生了一些民族近代工业，也产生过几次工业化运动的高潮，但由于战乱频仍，社会动荡，成效不显著。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的工业化虽然经历过不少曲折，但依然在短短二三十年时间内就基本实现了国家工业化的初期目标，建立了一个初具规模、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就为中国后来实施多元化的出口战略，通过产业间升级带动出口增长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当工业化这个命题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时，中央做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决策。“一五”计划的方针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建设的重点是建设钢铁、煤炭、电力、石油、机械制造、军事工业、有色金属和基本化学工业。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工业发展的重点是钢铁工业和机械工业。1958年8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的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提出，重工业以1962年生产钢8000万吨为纲进行安排，到1962年，全国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接近美国。1959年，李富春代表国务院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做的《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中指出：工业生产贯彻优先发展重工业，首先是发展原材料工业和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方针。[2]对这个方针后来虽然做过调整，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总体战略没有变。从发展速度看，只有“五五”时期重工业的发展速度慢于轻工业，为1∶0.7，其余四个五年计划期间，重工业的发展速度都快于轻工业。“一五”时期轻工业发展速度与重工业发展速度之比为1∶2；“二五”时期达到了2∶6；“三五”时期为1∶1.8；“四五”时期是1∶1.3。从结构上看，中国重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1952年是35.5%，低于轻工业；经过6年的发展，到1958年重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超过50%，达到了53.5%。到1978年，重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50%以上的格局一直没有什么变化。1978年的工业总产值中，重工业占57.3%，轻工业占42.7%，和20世纪50年代末期相比，重工业的比重进一步上升。[3]对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虽有很多批评，但不可否认，这项方针为中国自21世纪以来的工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奠定了基础。

1．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工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已经放缓。与此同时，中国出口增幅大幅度下降，外向型工业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困难。目前，大都把这种困难归咎于国际金融危机。中国对外贸易的依存度已经很高，世界经济不景气会影响到中国的企业运营，但目前出现外向型企业倒闭、停产等现象，并不完全决定于这个外部因素，与中国在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过程中，步子迈得过大有关。2008年9月和11月对深圳、佛山和温州的企业调查发现，当时企业反映最强烈的政策调整包括劳动工资政策、节能减排、出口退税和加工贸易政策、人民币汇率、信贷紧缩调整等。这些政策，都对企业经营产生了或多或少的负面影响，但把中国目前的经济下滑的根源归之于人民币升值过快、新劳动合同法、没有及时放松信贷等单一因素，则失之偏颇。如果上述政策不是集中密集出台，企业可以通过一些措施加以化解；但有关政策集中出台，造成综合性的成本上涨，很多企业就难以承受。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已有不少企业因综合性成本上涨而关闭、停产或收缩业务的。这种类型的企业占的数量最大。从我们调查企业的情况看，金融危机爆发前的一段时期，企业总成本的上升趋势非常明显，能源、原材料成本的上升幅度平均在20%以上；资金成本上升幅度20%～30%；劳动力成本上升幅度20%～30%；因人民币升值而造成的汇兑损失增加，平均超过5%；出口退税减少，也平均超过5%。这些因素同时作用，使很多外向型工业企业竞争力受到了影响。

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从改革开放以来，总的趋势是上升，2007年达到了一个顶点。进入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出口已开始下降。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虽然对中国的出口造成了较大影响，使出口大幅度下降，但产业竞争力却得到了相对提升，10月份以后，中国的贸易竞争力指数开始大幅度上升，中国在美国市场上所占有的份额开始增加，重新回到了第一位置。更加重要的是，国际金融危机，强制性地修复中国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走得过快、过急的步伐，使我们再次清醒地发现了中国当前的竞争优势所在。这种作用是十分巨大的。它会使中国的产业竞争优势转型回到比较合理的路径上来，可以有效地化解和避免产业竞争优势转型过程中因应对不当而造成的巨大风险（见图3-7，图3-8）。

图3-7　近年来中国出口占美国进口的比重

注：为了更清楚地反映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2008年的数据以月份表示。资料来源：美国国家统计局。

图3-8　近年来中国的贸易竞争力指数变化(www.xing528.com)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

2．国际金融危机对不同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中国的经济加速下行，促使宏观经济政策在方向上做出调整，保增长成为了中国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但是，保增长与尽快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在短期内是存在矛盾的。

近几年来，特别是“十一五”以来，中国开始大力推进发展方式的转变，淘汰了一批落后产能，部分技术含量低、出口大的产品，其发展受到了抑制，局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开始得到合理调整。例如，昆山市，为了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近几年就大力推进了经济转型升级工作：一是加快推进产业高端化、基地化发展。以基地化发展为核心，加快光电、可再生能源、新材料、机器人、化合物半导体、模具、传感器等特色产业基地建设。围绕龙腾光电项目，推动光电产业集聚，全力打造具有国内主导地位的千亿元级产业集群。二是加快实现现代服务业跨越发展。深入实施服务外包发展行动计划，2008年1～9月，服务业占该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3.4%，比上年同期提高2个百分点。但国际金融危机发生时，这种结构转型尚未完成，新的一轮产业竞争优势还没有形成。国际金融危机加重了中国经济的下行走势，加大了保增长、保就业的压力，促使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路线有所调整，一些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出口量比较大的产业再次受到重视。

3．国际金融危机对产品质量竞争力的影响

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会影响产业升级的路径选择。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不断发现新的高增长行业带动的，中国的出口增长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新的出口产业的不断引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整体贸易竞争力指数呈现上升的趋势。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不断进入新的具有增长潜力的行业造成了冲击，发达经济体对引领中国产业投资新方向失去了作用，产业间升级面临严重的信息约束。这迫使中国的产业升级进行战略性调整，在一段时间内将从产业间升级转向产业内升级。

1．中国正进入产业竞争优势的转型期

中国已经跨入中低收入国家行列，今后的任务就是由一个中低收入国家向中高收入国家迈进，最终进入高收入国家之列。要完成这一历史重任，就必须有效地实现竞争优势的转型，而当前中国正进入产业竞争优势的转型期。这一时期最典型的特征就是面临双重压力：一是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工资成本、环境成本等必将上升，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发展面临一系列的发展压力，并不得不面对来自于低收入国家的严峻挑战；二是中国要想实现向高收入国家挺进的目标，必须创新比较优势，发展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但在发展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过程中，又将面对向发达国家发起挑战的挑战。

一个国家进入到竞争优势的转型期，往往会面临较大的比较优势的“断档”风险。一些拉美国家在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之前，经济发展的势头十分强劲，但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其发展势头受阻，经济出现衰退。对此，国内外已有大量研究。鉴于此，中国如果不能有效地实现竞争优势的转型，度过竞争优势的转型期，中国的经济也可能出现比较优势的断档，患上竞争优势转型病，引发经济衰退。

2．产业竞争优势转型期的对策措施

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推进产业竞争优势转型，中国政府和有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这些政策措施从长期看都是十分必要的，但问题在政策出台的时机和节奏上。如果政策出台的密集度过大、时间过于集中、时机不当，对企业就会产生过大的压力，对经济增长会产生影响。发达的经济体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大约花了40年的时间。我们虽然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从而相对缩短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但即便如此，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也不可能在三五年内完成。

为了避免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急、步子过大的问题，避免新出台的政策对企业和短期经济增长造成过大冲击，要科学地选择政策出台时机和政策组合，尽可能分散各种政策调整对企业经营带来的压力，使企业有相对充足的时间，调整其生产经营活动，形成新的技术能力，以适应新的政策需要。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要调整节奏、优化路径。

（1）适度推进逆向外包，推进产业的全球化布局。亚洲一些国家经济发展上的成功引发了大量的理论研究成果，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在各种理论模式中，“雁行模式”理论就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它最初聚焦于一国的产业兴衰，此后扩展到特定国家产业结构的变化和跨国的产业转移。随着产业内分工的出现，这种转变同时表现为低端环节的顺序转移。在产业升级过程中，中国应积极借鉴这一经验，把一些逐步失去竞争优势的环节转移出去，实行逆向外包，以充分利用其他国家的资源与成本优势，促进产业升级。

（2）调整国内产业空间布局，实施梯度升级战略。一个国家要保持持续的竞争力和长久的经济增长活力，就需要以技术进步作为支撑。不同企业、不同地区和不同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是不同的；相对而言，中国大型企业和东部地区的企业，其技术能力比较强，所以，中国应率先对大型企业、东部地区以及技术优势较强的产业实现升级，为下一轮的产业升级奠定基础。政府和相关部门要采取措施鼓励中西部地区做好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承接工作，鼓励中小企业做好大型企业产业转移的承接工作。通过这种空间布局和产业组织结构的调整，中国就可以从整体上防止比较优势“断档”现象的出现，为进一步的产业升级争取时间，积累资源，避免全局性的“产业空心化”。

（3）科学地选择政策组合以及政策出台时机。为了避免新出台政策对企业造成过大冲击，就要科学地选择政策出台时机和政策组合。要把各种政策对企业经营带来的压力分散到不同的时期，使企业有相对充足的时间，调整其生产经营活动，以适应新的政策需要。在政策组合上，还要实行有扶有压的政策，在对一些产业采取限制发展措施的同时，对一些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产业，要出台扶持政策，支持其发展，以抵消各类限制政策对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

（4）支持传统优势行业的产业内升级，加大传统优势行业关键技术的开发，防止传统优势行业竞争力下滑。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打击是比较大的。2008年，中国对美国出口机电产品增速回落9.6个百分点，而在出口额超过25亿美元的9类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中，鞋类和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出口有所提速，其余7类产品出口虽然增速均有不同程度的回落，但回落幅度较小，服装及衣着附件、塑料制品和玩具只分别下降1.2%、0.9%和3.1%。中国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际上有竞争力。为了支持中国产业竞争优势的转型，要进一步加大对传统优势行业关键技术的研发力度，促进其进行工艺升级，降低成本，进一步提升其竞争力。要大力发展资源储积型产业，为中国的工业化提供必要的资源支撑。

（5）加大对未来关键性引导产业的关键技术开发，大力扶持在新一轮产业竞争中具有关键支撑的引导产业发展。要积极推进一批高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工作，选择一批在未来国际竞争中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进行扶持、引导，为新的产业竞争优势形成奠定基础。如加大新能源产业的投入和扶持力度。新能源产业在中国仍属弱质产业，还需要各级政府有关方面的具体产业政策支持。例如，可考虑以政府资助、技术援助或政府购买技术服务的方式，加大新能源产业（风能、太阳能等）工程建设、扩大再生产的支持力度，在因地制宜基础上力争引入产业化程度较高的设备和技术；联合大学和产业研究机构，对培养新能源产业生产、管理、营销人才提供一定的资助和支持；加大对新能源的产业链建设力度，降低成本。同时要实施未来产业主导技术开发计划，为未来的产业发展，提供战略性技术储备，推进未来主导产业及其主导技术的发现机制建设。

专栏3—1

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在国内外市场的表现差异较明显

以市场占有能力衡量，中国企业的静态竞争力和动态竞争力在国内外市场上是有差别的，在国内市场上，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较强，在国外市场上，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明显较弱。这种差别源于对外开放对本土效应的弱化作用和对效率提升的强化作用。

本土效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位优势。中国企业在很多国内市场上相对“三资”企业来说，进入较早，是先行进入者，为在位企业。第二，信息优势。国内企业相对国外企业来说，拥有信息优势。国外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正如国内企业进入国外市场一样，在信息上处于劣势地位，这种劣势要经过一段学习过程才能逐渐得以扭转。第三，政策偏好。国家的政策偏好本地企业，这对内资企业占领国内市场是有利的。

对外开放，使中国企业的本土优势有所下降。1995年和2001年相比，开放程度要低些，对外开放程度有限，中国企业受益于国家的保护政策，所以，市场占有率较高。但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扩大，越来越多的“三资”企业进入中国，开始利用我们的市场优势和资源优势，其在中国经济的重要性不断加强，外商投资企业在很多行业中，其规模都位居前列，“三资”企业固有的占领市场的能力得到了充分发挥，在不少行业处于垄断地位。

一般认为，实行对外开放，引进外资，有学习效应，有利于国内企业的成长，这看起来产生了一种“斯密效应”。跨国公司为了寻求自身的利益，来到东道国，其结果却增强了东道国企业的实力，以致最后足以与跨国公司自身进行竞争。中国的实践也表明，实施对外开放后，中国企业的效率确实有所提高。但国内企业是否能成长起来，最终打破外商在技术上所处的垄断地位？迄今为止，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企业的技术进步影响十分有限，中国企业的效率虽有所改善，但仍没有达到与国外企业相竞争的程度，对外开放对于效率的积极影响并不足以弥补对外开放对本土效应弱化的影响。

在国外市场上，中国企业占领市场的能力虽然也是下降的，但下降的幅度较国内市场为低。其原因在于，对外开放，弱化了国外企业在其本土市场上的本土效应。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扩大，国外市场对中国企业的开放度也在增加，中国企业进入国外市场的经验逐渐丰富，由于学习效应，作为非本土企业的各种劣势逐步消除。国外企业在其本土市场上的本土效应弱化使得国有企业在国外市场的动态竞争力高于国内市场。

资料来源：张其仔：《开放条件下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管理世界》2003年第8期。

参考文献：

上海财经大学课题组：《中国经济发展史（1949～2005）》，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朱佳木：《陈云与中国工业化起步过程中若干基本问题的解决》，《当代中国史》1995年第3期。

吕政、郭克莎、张其仔：《论中国传统工业化道路的经验和教训》，《中国工业经济》2003年第1期。

张其仔：《开放条件下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管理世界》2003年第8期。

张其仔：《比较优势的演化与中国产业升级路径的选择》，《中国工业经济》2008年第9期。

丁溪主编：《中国对外贸易》，中国商务出版社2006年版。

傅自应主编：《中国对外贸易三十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年版。

[1]《中国工业统计年鉴》（1988），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版，第49页。

[2]朱佳木：《陈云与中国工业化起步过程中若干基本问题的解决》，《当代中国史》1995年第3期。

[3]吕政、郭克莎、张其仔：《论我国传统工业化道路的经验和教训》，《中国工业经济》200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