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工业发展特点

新中国60年的工业发展，基于不同时期的具体国情、主要矛盾、基本任务和指导思想等，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949～1979年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业发展阶段，主要体现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工业布局向中西部倾斜、工农业产品存在巨大“剪刀差”、工业化和城市化严重背离、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以及工业封闭化发展等特征。1980～2000年是改革开放条件下的工业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工业发展主要体现出工业布局向沿海地区倾斜、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城市化发展明显加速、外商投资企业的数量和规模迅速扩大、产业集群化趋势日益明显，以及新一轮重化工业加速发展等特点。2001年以来，中国工业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工业发展战略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充分体现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和“五个统筹”的要求，并与建设学习型社会、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创新型社会相适应；其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信息化促进工业化、三次产业协调发展、产业分工不断深化、知识资源对促进工业发展的作用显著增强、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受到普遍重视，以及人文元素在工业发展中的重要性凸显。

新中国60年的工业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是基于不同阶段的具体国情、指导思想、主要矛盾、基本任务，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同阶段的发展目标、发展途径、政策取向和具体实践。三个不同阶段，体现出各自的鲜明特征。

1．优先发展重工业

根据统计，在1949年的社会总产值构成中，农业占90%，工业只占10%。为了尽快改变这一现状，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改革开放前，中国采取了片面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发展战略，忽视了农业和轻工业。根据统计，1953~1980年间，在基本建设投资构成中（以农轻重为100%计），工业占83.6%，其中，重工业占74.4%（见表2-1）。

表2-1　1953~1980年中国农轻重基本建设投资构成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2）整理和计算。

另据统计，1953~1980年，比较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增长速度，除1963~1965年和“五五”时期以外，重工业的年均增长速度均大大高于轻工业的年均增长速度（见表2-2）。

表2-2　1953~1980年中国农轻重产值年均增长速度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2）整理和计算。

2．工业布局向中西部倾斜

新中国成立时，全国70%以上的工业偏集于占国土面积不到12%的东部沿海地带，而沿海工业的绝大部分又聚集在上海、天津、青岛、广州和辽宁省中南部的少数城市。广大内地除极少数城市外，几乎没有什么近代工业。为了尽快改变这一现状，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改革开放前，工业发展的重心转移到中西部。中国生产力的“西进”在历史上曾形成过两次高峰：一是“一五”时期，国家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对中西部地区采取了集中点状投入的方式；二是“三线”建设时期，在“要准备打仗”的思想指导下，各省要求建立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再次加大了生产力布局的“西进”，对有些企业还采取了“散、山、洞”的原则进行布局。根据统计，1953~1980年，中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60%偏集于中、西部经济地带（见表2-3）。

表2-3　中国三大经济地带基本建设投资构成

注：东部经济地带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12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中部经济地带包括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山西、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河南9个省和自治区；西部经济地带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川、云南、贵州、西藏等9个省和自治区。下同。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资料》（1950~1985）整理和计算。

3．工农业产品存在巨大的“剪刀差”

自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工业化所需要的巨额资金，一方面来自工业积累；另一方面来自农业积累。就后者而言，国家运用价格杠杆，引致农业部门利润流向工业部门。工业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方式来实现农业资源向城市工业的转移。计划体制下的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使工业发展通过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获得所需要的资金。根据有关资料，1952~1978年，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由17.9%上升到25.5%，其绝对量由74亿元增加到364亿元（见表2-4）。

表2-4　1952~1978年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

资料来源：吕政、史忠良主编：《从贫困走向小康——中国经济五十年》，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年版。

4．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严重背离

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改革开放前的工业化过程中，城市和工业联系在一起，乡村和农业联系在一起，城乡产业分工明确。城市搞工业，几乎集中和垄断了全部工业资源；乡村搞农业，利用土地，主要生产粮食，而发展工业和其他非农产业则被认为是“越轨行为”。从乡村产业序列结构看，农业占有绝对比重，乡村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十分落后。长期以来，乡村工业不是作为独立的第二产业，而被当作副业，只能限于原材料、生产、销售的“三就地”封闭状态。由于农业产值增长速度大大慢于工业产值增长速度，以农业活动为主的乡村经济发展自然大大落后于以工业活动为主的城市经济发展。

当时，城乡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利益格局。城市以职工为主，乡村以农民为主，而城市和乡村是在不同地域上形成的社区，它们各自执行着完全不同的分配方式：职工国家管，农民自己管。户籍制度使城市和乡村在住房、食品、医疗、教育、就业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形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群体。城乡之间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分配方式，它们之间相互隔绝。城市职工的收入一般要比农民的收入高出许多倍。在这种国民收入再分配以及城乡隔离的制度下，形式了一个排斥乡村的城市福利体系。因此，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分离的，即工业化非常迅速，而城市化则相当缓慢。这样，在1952~1978年长达26年的时间里，全国乡村人口保持了惊人的稳定，乡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87.5%下降为82.1%，平均下降仅为0.2%。[1]

城市化是工业化的伴生物，工业化的水平一般决定了城市化的水平。我国由于工业化水平低下，城市化水平也低，加之长期片面发展重工业，乡村劳动力的转移过程受阻，使工业迅速增长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显著地改变城乡人口的分布比例。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于乡村，处于隐蔽性失业状态，其边际劳动生产率为负数。

5．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

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改革开放前，在工业发展过程中，大力发展公有经济，对非公有制经济采取了限制、打击的做法，形成了公有经济一统天下的格局。在公有经济中，片面认为国有经济是公有经济的最高形式，集体经济要逐步过渡到国有经济，由此形成了国有经济占据绝对控制地位的状况（见表2-5）。

表2-5　1978年中国所有制结构的状况

注：其他经济包括个体、私营、混合、股份制、外资、合资等经济。
资料来源：吕政、史忠良主编：《从贫困走向小康——中国经济五十年》，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年版。

6．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把共产党执政的新中国划入了自己“冷战”和“遏制”的全球战略之中，并对中国实行全面“禁运”和“封锁”。在这种情形下，新中国的工业发展被迫采取了向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单方面对外开放。20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由于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分歧，中苏关系恶化，以苏联为首的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对中国基本上采取了“封闭”式的政策。而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工业化的过程中，闭关自守则达到了极端。当时，对外贸易部被攻击为“卖国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被诬蔑为“洋奴哲学”，并将出口诬蔑为“投降卖国”、“出卖资源”等，这使中国工业化走上了一条与世隔绝、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20世纪70年代，曾一度从西方国家引进了一些先进设备和技术。但从整体看来，这一时期工业的封闭化发展则是重要的特征。

1．工业布局向沿海地区倾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重心从内陆地区转向沿海地区。20世纪80年代以来，无论国内资金和国外资金大部分流向了东部经济地带。据统计，198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东部经济地带占47.3%，中部经济地带占28.5%，西部经济地带仅占17.9%，东部分别比中、西部高出18.8和29.4个百分点；199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东部经济地带上升到57.0%，中部经济地带下降为24.2%，西部经济地带进一步下降到14.7%，东部分别比中、西部高出32.8和42.3个百分点（见表2-6）。

表2-6　1981~1991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地区分布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资料》（1992）整理和计算。

另据统计，1984~1990年，东部经济地带占国家吸引外资总额的88.2%，中部经济地带仅占6.0%，西部经济地带更低，为5.8%（见表2-7）。

表2-7　1984~1990年吸引国外资金地区构成

注：*系指按实际利用外资数额计算，其他均按利用外资协议数额计算。吸引外资包括对外借款、外商直接投资、外商其他投资。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91）整理和计算。

2．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1979年以来，各地区打破了乡村单搞农业的传统做法，生产要素大量从低收入部门向高收入部门转移，即由粮食作物部门转向经济作物和其他部门，由种植业部门转向林牧副渔部门，由农业转向非农产业部门，乡村产业结构的变动幅度很大（见表2-8）。

表2-8　1990年三大经济地带乡村产业结构状况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91）整理和计算。

就乡镇企业发展而言，无论企业单位数还是企业总产值水平，都呈现出东高西低、由东向西依次递减的格局。不仅乡办、村办企业如此，而且联办、个体企业也是如此。也就是说，在乡镇企业发展上，中、西部经济地带与东部经济地带相比普遍落后（见表2-9）。

改革开放以后，全国乡镇企业发展迅速。据统计，1991年底，乡镇企业总产值分别占全国社会总产值和全国农村社会总产值的25%和60%，其中，乡镇工业产值已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3。重复建设、盲目建设比较严重，以小挤大、以劣挤优比较突出，“大而全”、“小而全”的“全能工厂”格局有所强化。其结果是，低技术产业和低质量产品过度扩张，规模经济优势被削弱和破坏。不仅如此，由于城乡工业之间缺乏必要的分工协作，城乡工业结构同构化的问题日益加剧。

表2-9　1989年三大经济地带乡镇企业构成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乡镇企业年鉴》（1990）整理和计算。

必须指出，改革开放的前10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的主要推动力是乡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单靠城市的工业化很难吸收农村中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因此，这一时期，地区城乡工业发展的矛盾并不是由于乡镇企业的发展，而主要是由于宏观上对城乡工业之间缺乏必要的协调的结果。

3．城市化发展明显加速

改革开放以后，全国地区城乡之间生产要素开始一定程度上的流动，诸如商品交换、资金拆借、技术转移、人员流动，而且它们之间的流动方式也逐渐减少计划经济特征而趋于市场化。

就人员流动而言，自1979年开始，全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开始加快，并得到了国家政策上的支持。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指出，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其后，又逐渐放宽向中小城市和大城市流动的限制。据有关方面统计，1986年在一些大中城市，流动人口已占城市人口的20%~30%以上。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其主要形式有：不离土不离乡、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离土也离乡、进厂也进城等。其中，前三种为就地转移模式，后两种为异地转移模式。据1986年对222个村农业剩余劳动力地域转移方式的统计调查，其中，就地转移占总转移的61.6%，异地转移占总转移的38.4%。[2]在异地转移中，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地域转移方向也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东部地区的劳动力主要是转移到中小城市，中部地区劳动力转移的主要空间是县城及建制镇，而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则主要是转移到较发达地区。

人员流动，既表现为城市流动人口的增加，也表现为城市固定人口的增加，而这两方面主要是城市数量扩大的结果。据统计，1976年全国大中小城市为187个，1987年增加到381个，1988年又进一步增加到434个。其中，东部经济地带162个，占37.3%；中部经济地带181个，占41.7%；西部经济地带91个，占21.0%。中部经济地带不仅高于西部经济地带，而且高于东部经济地带。

与城市地区分布结构相一致，中部经济地带非农业人口比重略微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却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相对而言，其工业化水平低，而城市化水平高。西部经济地带不仅非农业人口比重低，而且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也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其工业化水平低，城市化水平也低。东部经济地带则非农业人口比重和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均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相对而言，其工业化水平高，而城市化水平则低（见表2-10）。(www.xing528.com)

表2-10　1990年三大经济地带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2）整理和计算。

4．外资企业的数量和规模日趋扩大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发展在中国工业化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的话，那么，进入90年代以后，外商投资企业对工业增长的贡献则是越来越大。分析表明，经过改革开放20年的发展，全国工业中的外商投资企业，资产合计仅占全部工业资产的10.18%，但其提供的工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的27.39%；工业增加值占全部工业的23.98%；工业销售收入占全部工业的26.79%；工业利润占全部工业的29.19%；应交增值税占全部工业的20.05%。[3]据测算，通过利用外资，汽车工业的技术水平从20世纪70年代跨入90年代初期的水平，通信工业步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水平。通过嫁接外资，极大地促进了医药行业的技术进步，加快了推行GMP规范或ISO9000、ISO14000标准的步伐。

5．产业集群化的趋势日益明显

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与以往“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工业发展模式不同，工业企业开始以产业集群的方式在地理空间上形成集中发展的趋势，地方政府也把对产业集群的培育和创新作为重要的工业发展政策。以珠三角地区为例，建筑陶瓷产业主要集中在佛山市，铝型材产业主要集中在南海市大沥镇，家具产业主要集中在顺德市的乐从镇、龙江镇和东莞市的厚街镇，家电产业主要集中在顺德市，灯饰产业主要集中在中山市古镇镇，内衣产业主要集中在南海市盐布镇，服装产业主要集中在东莞市虎门镇，休闲服装产业主要集中在中山市沙溪镇，IT产业主要集在东莞市等。[4]

不仅如此，在产业集群集聚的一些地区，产业细分和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并形成了新的产业集群平台，“马太效应”机制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例如，在一些大型跨国公司——龙头企业的周边，都有大量的配套厂“众星捧月”。只要龙头企业订单一到，马上就近配齐材料，很快能够投入生产。有些材料的配套生产企业甚至仅隔一条马路，用周转箱就能把刚下线的配料运上装配线。[5]这样一来，每个企业只从事价值链上的某一环节、某一区段，做专做精做强，由此提升了“中国制造”在全球的广泛影响。

6．新一轮重化工业加速发展的趋势

1949~1976年间，中国采取了优先发展甚至片面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严重破坏了轻重工业比例关系，并影响到城乡人民生活。1979年开始，经济优惠政策开始转向轻工企业，并采取了优先发展轻纺工业的一系列措施，例如“六个优先”原则。据统计，1981年重工业的比重下降至48.5%。此后至1998年，全国重工业的比重一直保持在52%左右的水平。然而，从1998年开始，中国进入了新一轮重化工业发展阶段，重工业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轻工业的增长速度。截至2000年底，重工业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已达60.2%。实践表明，以重化工业为主的中国工业的高速发展，是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为代价的，其进一步的发展，势必遇到资源约束和环境约束两大“瓶颈”。就资源约束而言，包括矿产资源约束、能源约束、水源约束、土地资源约束等等；就环境约束而言，包括节能减排、污染治理等等。因此，中国工业发展战略必须由高度粗放发展转向全面集约发展。

1．总体指导思想

（1）科学发展观与工业发展战略。进入21世纪以来，中央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和“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形成了科学的发展观。可见，科学发展观是对工业发展在更高层次上的理论认识和总体把握。

1）注重城乡工业协调发展。中国城市工业相对发达，乡村工业大为落后，形成了工业发展中的重大“城乡差别”。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今后中国工业发展应当高度重视城乡工业协调发展问题。

2）注重三大地带工业协调发展。中国客观上分为东中西三大地带，就资源丰裕程度而言，由西到东逐步降低；就经济发达程度而言，则是由东到西逐步降低。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今后中国工业发展应当高度重视三大地带工业协调发展问题。

3）注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长期以来，经济发展相对超前，而社会发展大为滞后，形成了“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局面，由此造成了众多社会问题，并影响经济的深层次发展。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今后中国工业发展应当高度重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问题。

4）注重三次产业协调发展。这实际上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问题的具体化。在全国经济发展中，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发展过快，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这造成了经济发展总量水平提高很快，但是人民生活质量水平提升缓慢的状况，如公平程度、收入水平、就业率、健康水平等。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今后中国工业发展应当高度重视三次产业协调发展问题。

5）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过去，经济发展以牺牲环境、生态和资源为代价，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局面。“以人为本”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在发展中满足人的需要、提升人的素质、实现人的发展。当今时代，尊重自然、追求自然、回归自然、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已成为人类社会的共识。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今后中国工业发展应当高度重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问题。

6）注重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协调发展。实践证明，对外开放是中国工业发展的重要动力。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今后中国工业发展应当高度重视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协调发展问题。

（2）“四型社会”建设与工业发展战略。

1）学习型社会。知识经济时代，价值创造的重心已由实物资产转向知识资产，从而知识资本成为最重要、最稀缺的资源。一般而言，知识分为两类：一类是显性知识；另一类是隐性知识，后者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尤为突出。而且，随着社会发展由低速状态向高速状态的转变，知识更新速度越来越快，因此，学习不仅是获取知识而且是更新知识的基本途径。与以往更加努力地工作——卖力不同，今后应转向更加聪明地工作——思考。因此，学习型组织的建设不断推进，诸如学习型政府、学习型社区、学习型企业、学习型家庭、学习型个人，等等。

2）资源节约型社会。知识经济时代，从设计、制造到流通、消费整个过程，物质资源的“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成为必然。资源节约包括，节约能源、节约用水、节约土地、节约材料等等。资源节约型社会包括，节约型农业、节约型工业、节约型服务业，乃至节约型经济等等。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其实质是用“知识投入”部分替代“物质投入”。这既是建设学习型社会的要求，也是建设学习型社会的结果。

3）环境友好型社会。发展依靠人，发展为了人。“以人为本”是发展的最高目标。而人的发展，不仅有经济层面的，诸如货币、住房、汽车；更有自然层面的，诸如安全、健康、快乐。目前，随着经济发展，水污染、大气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直接威胁人的生命安全和健康状况。而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则是实践“以人为本”理念的最好方式，也是打开“国际市场”通道的根本途径。为了体现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决心，“十一五”《规划纲要》，第一次把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20%）、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低（30%）、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耕地保有量（18亿亩）、森林覆盖率（从18.2%提高到20%）作为“约束性指标”加以规定。

4）创新型社会（国家）。研究表明，建设创新型国家，一方面可以突破传统工业发展战略的重大约束，另一方面可以满足科学发展观的总体要求。鉴于此，要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提高竞争能力的中心环节；着力提高利用科技手段解决当前和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能力，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首要推动力量，即“第一推动力”。据统计，目前世界上有20个左右的国家已跻身于创新型国家的行列。这些国家拥有的发明专利总数占世界的99%，对外技术依存度均在30%以下，研究开发经费占GDP的比重均在2%以上，其中日本、韩国和美国接近3%，以色列高达4.7%。另据统计，中国研究开发经费占GDP的比重，2001年为1.07%，2005年上升到1.29%。[6]在建设创新型社会的大背景下，中国工业发展要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

2．新世纪以来工业发展的新特点

（1）以信息化促进工业化。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不论是现代的工业、农业还是服务业，都离不开信息技术。在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信息化时代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如果仍然走传统的工业化道路，像发达国家那样先工业化、后信息化，那么，将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处于更加劣势的地位，继续拉大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因此，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继续推进工业化的同时，必须大力推进信息化，将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相互补充，互为动力，以工业化培育和推动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和促进工业化，特别是要加快科技进步，大力地运用信息等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加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也就是说，在21世纪，发展中国家必须走将工业化与信息化同步推进的“现代工业化”道路。在新的起点上，实现与信息化相结合的现代工业化。即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2）三次产业的协调发展。就产业间关联看，仅就工业谈工业是没有出路的，必须将三次产业协调起来，并在产业融合中寻求产业的整体效益。鉴于此，一是以发展工业的方式发展农业，将农业和工业打通，把农业纳入工业化、产业化的发展轨道，即坚持以工业化生产方式推进农业现代化，彻底促进农业生产方式的根本转变，实现农业工业化发展。二是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互动发展，即围绕工业生产相关环节，重点发展工业设计、第三方物流、信息咨询、科技服务、电子商务、金融服务、通信服务、检测认证、商务会展等工业服务业，以及软件服务业、外包服务业等，实现工业服务业化的发展。就产业内发展看，不能就传统工业谈传统工业。工业的协调化发展，一方面是传统产业的改造，另一方面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导入。长期以来，中国的工业结构优化一直把传统工业的改造作为重中之重，而忽视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这是新时期工业结构优化的一项战略任务。这里，坚持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和传统产业的高度化二者并举，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以改造中的传统产业为主体的产业发展格局。

（3）产业的分工不断深化。从全球范围的国际分工看，工业经历了从产业间分工到产业内分工的变化，后来又经历了从企业间分工到企业内分工的变化，现在已经走到了从产品间分工到产品内分工这一层次，即区段分工，区段成为一个产业。某一产品，你做一段，我做一段，然后全球集成，即产品的价值链分工。一个企业，从价值链上可划分为四个区段：一是研究开发，二是生产制造，三是展览营销，四是营运管理。这里，生产制造是“躯体产业”，研究开发、展览营销和营运管理是“脑袋产业”。今后，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形成“两极分化”：一类是以实体为基础的“躯体”企业；一类是以知识为基础的“脑袋”企业。目前，国内一些领航企业已经开始实行“脑体分离”经营，即只做脑袋，不做躯体。不仅如此，一是躯体部分再分离。作为制造环节的躯体产业，包括核心部件制造、一般部件制造和组装。目前，一类企业专门从事核心部件制造，另一类企业则专门从事一般部件制造和组装。二是脑袋部分再分离。一类是做研究开发或展览营销的“小脑袋”企业；另一类是做营运管理的“大脑袋”企业，即只做“大脑袋”，不做“小脑袋”。适应这一变化，中国工业技术创新必须做出相应调整。即从过去的产业间升级到产业内升级，再重点转向产业链升级，如从组装到一般部件的制造，再到核心部件的制造，还可以从“小脑袋”升级到“大脑袋”。作为发展中国家，目前中国努力的方向应该是主要致力于躯体产业的升级，逐步使自己从组装和一般部件制造者的角色向核心部件的制造者跃变。在此之后，再使自己逐步由躯体产业的基地向脑袋产业的基地跃变，即由“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

（4）知识资源在工业发展中的作用显著。工业资源有两类形态：一是物质资源，二是知识资源。在中国，其原有的工业发展道路主要是以物质资源为基础的，强调设备升级，重视物的投入。现在，知识资源在中国工业发展中的分量不断增大，可以说已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以知识为基础的工业发展思路，强调智力投入，重视人的作用。过去，企业追求技术创新往往是从更新机器设备入手；现在，企业追求技术创新则更多地转向提升人的素质。这样，研发、教育、培训、学习的重要性在现代工业发展道路中的重要性加速上升。不仅如此，知识资源和物质资源，其“本性”是大不相同的。一是物质资源，排他性使用；而知识资源，则是共享性使用。二是物质资源，一次性使用，用一次少一次，越用越少；而知识资源，则是无限次使用，用一次多一次，越用越多。三是以物质资源为基础形成的产品，卖得越多，利润越低，薄利多销；而以知识资源为基础形成的产品，则是卖得越多，利润越高，厚利多销。四是以物质资源为基础形成的经济，边际成本递增，边际收益递减；而以知识资源为基础形成的经济，边际成本递减，边际收益递增。五是物质资源，一般为非绿色资源；而知识资源，一般为绿色资源。知识是最有价值的战略性资源，通过缔结战略联盟，创造一个便于知识分享、移动的宽松环境，将显性知识尤其是隐性知识移植到联盟各方，实现联盟的“从相互作用中学习”、“产业间外溢”等基本的学习途径。根据知识经济理论，中国工业经济将更快地走向“以知识为基础”的发展道路。

（5）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受到普遍重视。工业的循环化发展就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所谓循环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它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而不是机械论规律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与传统经济相比，循环经济的不同之处在于：传统经济是一种由“资源—产品—污染排放”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其特征是高开采、低利用、高排放。在这种经济中，人们高强度地把地球上的物质和能源提取出来，然后又把污染和废物大量地排放到水系、空气和土壤中，对资源的利用是粗放的和一次性的，通过把资源持续不断地变成为废物来实现经济的数量型增长。与此不同，循环经济倡导的是一种与环境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其特征是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所有的物质和能源要能在这个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和持久的利用，以把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循环经济为工业化以来的传统经济转向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提供了战略性的理论范式，从而从根本上消解了长期以来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尖锐冲突。

（6）人文元素在工业发展中的重要性凸显。工业的人文化发展就是在中国由世界工业大国到世界工业强国的进程中，培育工业领域的“软实力”，掌控工业领域的“话语权”。就国内看，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工业发展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居于引领作用，占据主体份额；就国际看，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工业发展在全球工业经济格局中跃居前列，占领全球市场。然而，与工业发展巨大成就相适应的“软实力”、“话语权”并没有获得相应发展，这与工业的人文精神不发达是高度相关的。长期以来，中国是个农业文明国家；改革开放以来，商业文明获得巨大发展。比较而言，工业文明相对落后。因此，落后的工业文明与超前的工业发展形成巨大落差。鉴于此，专业制造主义、全球网络运作、创新创意导向、经济伦理意识、企业社会责任、合理谋利精神、人本主义管理、产业文明大军，这些体现“人文元素”的发展成分将在今后的中国工业发展战略中越来越凸显其重要性。

专栏2—1

重启乡村工业化

20世纪中国的乡镇企业之所以在异军突起之后走向衰落，除自身产权结构的制约外，国家的各项制度安排和政策体系严重偏向城市而忽略农村、重视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而轻视民营经济也是一个重要的外部原因。在改革开放走过30年的今天，情况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村的经济实力更加雄厚，农民工中间蕴涵着丰富的企业家资源，加上部分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内迁和新农村建设提供的基础设施，可以说在内陆地区重新启动乡村工业化的条件已今非昔比。重启乡村工业化的主要“瓶颈”可能在于欠缺适合农村储蓄向投资转化的金融体系、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农村人力资源质量的医疗和教育体系、乡村工业化所需的农村自治组织等制度安排。没有这些基础性的制度安排，农村将始终缺乏自生能力，作为农民收入增长主要源泉的乡村工业化难以启动，刺激内需无从谈起。而上述基础性的制度安排，只要政府有决心，通过加大制度创新和资源转移力度，是可以逐步建立起来的。新时期的乡村工业化不应单纯延续过去的乡镇企业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而应该以广大农村市场为导向，因地制宜地发展包括现代农业、农产品加工业和支农服务业等各类产业。

资料来源：张捷、张媛媛：《经济全球化与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中国外向型工业化的失衡效应与加速效应》，《经济前沿》2009年第1期。

参考文献：

周叔莲、郭克莎主编：《中国地区城乡经济关系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1994年版。

吕政、史忠良主编：《从贫困走向小康——中国经济五十年》，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年版。

江小涓、李蕊：《FDI对中国工业增长和技术进步的贡献》，《中国工业经济》2002年第7期。

曹建海、李海舰：《论新型工业化的道路》，《中国工业经济》2003年第1期。

卡林：《抓住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重大机遇》，《经济日报》2003年1月16日。

科技发展总体战略研究专题组：《科技发展总体战略研究专题报告》（征求意见稿），2004年4月。

张捷、张媛媛：《经济全球化与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中国外向型工业化的失衡效应与加速效应》，《经济前沿》2009年第1期。

[1]周叔莲、郭克莎主编：《中国地区城乡经济关系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1994年版。

[2]周叔莲、郭克莎主编：《中国地区城乡经济关系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1994年版。

[3]江小涓、李蕊：《FDI对中国工业增长和技术进步的贡献》，《中国工业经济》2002年第7期。

[4]曹建海、李海舰：《论新型工业化的道路》，《中国工业经济》2003年第1期。

[5]卡林：《抓住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重大机遇》，《经济日报》2003年1月16日。

[6]科技发展总体战略研究专题组：《科技发展总体战略研究专题报告》（征求意见稿），2004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