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工业化之路：挑战与展望

国民经济和工业60年发展的辉煌业绩，是中国共产党人抱着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在一个有着千年封建史、百年殖民耻辱，极端落后农业穷国的基础上，在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加速工业化和建设社会主义而苦苦探求的结果，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创造历史的过程。围绕着建设社会主义和加速工业化，中国人民不断进行着理论创新和大胆实践，有辉煌的业绩，也有惨痛的挫折，中国经济在波折中不断发展。这既是一个建设社会主义和加速工业化的社会实践，也是一个对社会主义和工业化不断加深认识的过程。中国工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命脉和工业化过程的主题，支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历程。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今天，面对人类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中国正在冲刺工业化过程，实现强国之梦。

经过60年的变迁，中国由一个当时工业份额不足20%、与先进国家工业水平差距至少100年以上的极其落后的农业穷国，发展成为主要工业产品均居世界前列、正在实现工业现代化的当今世界第三经济大国和全球经济的驱动力量之一，创造了“中国奇迹”。工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命脉，支撑和见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历程和新中国发展的辉煌。在新世纪、新形势下，工业仍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推动中国在2020年实现工业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60年前，新中国在人口众多、贫穷落后的基础上，开启了发展的新纪元，踏上了波澜壮阔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征程。从此，中国的命运就与中国共产党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建设社会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就是伟大的理想和严峻的现实，就是中国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精神和物质基础。这个历史起点影响甚至决定着60年来中国经济和工业发展的历史阶段、体制构建、变化特征和互动关系，由此形成了“中国特色”和“中国模式”。

中国经济60年发展历程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标志分为两大时期；又可分为1949～1957年、1958～1977年、1978～1991年、1992～2001年和2002年以来5个阶段。

1．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确立与工业化初步基础的奠定：1949～1957年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不仅人口众多，经济极端落后，而且战事连绵、动乱不断，投资趋于枯竭，人民生活极度恶化，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中国主要工业品最高产量（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与当时的先进国家存在百年差距，而到1949年，由于国民经济长期遭到战争破坏，原煤、原油、发电量、钢、生铁、水泥等主要工业品产量仅为原本极低的最高产量的51.6%、37.5%、71.7%、17.1%、13.9%、28.8%。[1]然而，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准确地分析和把握了基本国情，确定了夺取全国胜利后，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移到城市，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任务；规定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2]形成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新中国经济建设以及走向社会主义绘制了宏伟蓝图。

1949～1952年，通过没收官僚资本、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以及统一财经等一系列发展工农业生产的有效政策和措施，不仅建立起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而且使国民经济迅速获得了恢复，人民的物质生活也有了相应改善，[3]新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党的过渡时期线总路线，[4]编制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到1956年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工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全国工业总产值达到783.9亿元，超过原定计划21%，年均增长18%，重工业生产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达到45%，提高了近10个百分点。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大幅度提高。基本建设取得很大成就，苏联援助建设的“156项”工程中有38项全部或部分建成投产，初步形成了赖以进一步发展的技术能力。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实现了民族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重大、也是对世界影响最大的社会变迁。在新中国工业化进程中，“一五”时期的决定性地位和意义还在于使国民经济结构和技术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基础工业体系，一举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5]时至今日这一成就仍然发挥着重大作用。

2．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与工业的波折及调整：1958～1977年

在1956年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和1957年“一五”计划的全面超额完成的基础上，1958～1976年，新中国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曲折探索，经历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国民经济调整”和“文化大革命”等艰难和挫折时期。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58～1960年。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工业化初步基础的迅速确立，[6]极大地激发出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热情，使中央和地方不少人低估了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困难，不恰当地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以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不断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为主要标志的“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从各个方面迅速开展起来。农业兴起虚报高产、竞放高产“卫星”的浪潮，小麦报出亩产7320斤，中稻“卫星”亩产竟高达13万多斤。“大跃进”的中心是钢铁产量翻番，“以钢为纲”，全面跃进。在1958年2月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批准的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中，钢产量624万吨，比1957年的535万吨增长19.2%。同年8月，北戴河会议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用最大的努力，为在1958年生产钢铁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而努力奋斗。会议后全国几千万人一齐上阵，土法、洋法一齐上马，掀起了规模空前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生产上的“大跃进”，推动着生产关系向更高级的形式过渡。1958年8月到年底，农村迅速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共产风”泛滥。1958～1960年的三年“大跃进”，给国民经济带来严重后果。农业总产值由1957年的537亿元，下降到1959年的475亿元和1960年的415亿元，下降22.7%；同期，粮食产量降幅达26.4%。农业生产的大幅下降，粮食等农副产品供给严重不足，迅速导致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全面困难。基本建设投资过多，使三年“大跃进”期间积累率由“一五”期间的平均24.2%的水平，迅速提高到1958年的33.9%、1959年的43.9%和1960年的39.6%，1959年新增积累额甚至超过当年新增国民收入，造成人民生活水平严重下降，新创国民收入持续减少，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国家经济总体状况不断恶化（见表1-1）。[7]

表1-1　1958～1960年“大跃进”期间经济失调指标

资料来源：据《中国统计年鉴》（1983）整理。

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1961～1965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国民经济出现严重挫折。1960年，苏联政府又突然撤走专家，中断援助项目，停止物资设备供应，更加重了中国的经济困难。国民经济被迫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这是这个历史阶段中的重要转变，[8]是建设社会主义指导方针的重大调整和进一步探索。国民经济经过整整5年的调整，取得了巨大成功，整体水平超过了“大跃进”前的1957年。与1957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59%，农业增长10%，工业增长98%，重要的是“大跃进”破坏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趋于协调，中国已经初步建成了一个有相当生产规模和一定技术水平的工业体系。[9]周恩来总理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工农业生产已经全面高涨，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全面好转，并且将要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并首次提出要在不太久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10]

“文化大革命”时期及改革开放前：1966～1977年。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社会发展遭受挫折和损失最严重、最持久的时期，打乱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政治动乱冲击和破坏着经济建设，使经济震荡起伏、发展速度缓慢，经济效益大幅下降，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与“文化大革命”前1953～1966年的14年和其后的1967～1972年的6年相比，“文化大革命”时期国民收入年均增长4.9%，远低于前者的6.2%和后者的7.5%。1976年与1966年相比，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益各项指标全面大幅下降，百元资金实现利税降低44.1%，百元固定资产实现总产值和净利润分别降低12.7%和37.8%，百元工业总产值实现利润降低42.5%，百元流动资金占用提高了57%。[11]1966～1976年11年间，城乡居民人均粮食消费由189.57公斤增加到190.28公斤，仅增加了0.71公斤；食用植物油消费由1.76公斤降低到1.595公斤；猪肉消费由7.04公斤增加到7.38公斤，仅增加了0.34公斤。[12]一方面，“文化大革命”严重干扰了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另一方面，从整体上看，广大民众在困难条件下，仍排除干扰，坚持生产和建设，使国民经济得到继续发展，保持了6.8%的增长速度。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增长，机械工业开发了一批重大新产品和成套装备，石油、石化和电子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历时3个五年计划的“三线”建设，对国民经济结构和布局产生了深远影响。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两年后，迎来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性转折。

经过1978年前近30年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中国虽然还没有甩掉落后的帽子，但综合国力已经有较大提高，解决了近10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工业占国民经济收入的比例由1949年的19.5%增长到1978年的46.7%，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已经初步建立起来。[13]但由于长期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形成了扭曲的、重工业比例过大的产业结构，轻工业产品长期匮乏，工业生产效率低下。

3．改革开放与工业发展的新局面：1978～1991年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转折，[14]它把新中国60年的历史划分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表明中国开始冲破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彻底扭转10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局势，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15]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1979～1982年，国民经济经过“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已经从“文化大革命”的恶性循环中摆脱出来，走向了稳定发展的轨道。1982年，在完成了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实现了历史性伟大转折的关键时刻召开了中共十二大，邓小平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这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开始由过去以调整为主的自发改革转为以创新为主的自觉改革，此后我们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都是围绕建设、捍卫和发展这一主题展开的。十二大的深刻意义还在于提出了宏伟的经济建设纲领，与一直强调的“到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相比，把奋斗目标改为实现城乡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力争使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从战略指导思想上解决了长期存在的急于求成问题。[16]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制定了第一个体制改革的纲领，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了改革的市场取向这一核心问题，突破了长期以来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经济体制改革由此全面展开。改革步伐加快，改革范围扩大，改革重心由农村转入城市，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繁荣。

1985年“六五”计划完成后，国民经济及其运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长期制约经济发展的农业和轻纺工业得到快速发展，逐步摆脱了一直困扰国民经济的人民吃饭穿衣问题和日用消费品供应问题；城乡人民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消费结构开始发生明显变化，吃的要求提高质量，衣着向多样化发展，耐用消费品特别是家用电器的需求大幅度增加；城市化程度迅速提高；沿海地区率先开放，东西部差距不断扩大；国民经济开始具有较多的活力，加速发展的基础和格局已经形成。但是，追求翻两番的高涨热情，以及两种体制并存交替中投资和消费扩张与宏观管理和市场调节的乏力，使得国民经济生活迅速形成“过热”局面，1984～1988年国民经济增长各种指数持续攀高（见表1-2）。1988年物价急剧上涨，流通秩序严重混乱，出现了影响社会安定的抢购风潮，经济发展矛盾趋于尖锐，体制改革环境严重恶化。当年9月，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召开，国民经济开始进入治理整顿阶段。由于严峻的经济形势以及1989年的政治风波，党和政府对经济发展过分求稳，对市场取向顾虑重重，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面临徘徊和抉择。

这个阶段是党在思想理论上发展比较快的时期。通过1982年中共十二大、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1987年十三大等党的重要会议，解决了道路问题、初级阶段理论问题、国民经济发展目标问题，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但经济体制改革目标还没有确定，改革总体上处于探索阶段。[17]这一时期，工业发展成绩显著，1983～1991年年均增速超过11%，工业生产能力扩大，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到1990年底，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拥有固定资产原值达14000亿元，比1985年增长1倍。建成了一大批重要工业基础设施，平均每年有上百个大中型工业建设项目竣工投产，一些重要产品的生产能力逐年扩大。通过技术引进和加快对老企业的技术改造，工业生产的技术水平显著提高。为国民经济生产技术装备的机械工业，平均每年开发新产品达到上千种，基本上依靠国内的力量，为能源、交通、原材料、尖端科学等十几个部门提供了上百种高水平的成套设备。[18]到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工业主要产品产量已经居于世界前列（见表1-3）。

表1-2　1984～1988年国民经济增长指数（以上年为100%）

资料来源：据《中国统计年鉴》（1989）整理。

表1-3　1949～1995年中国工业主要产品产量居世界位次的变化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ndsj/information/nj97/W081A.END。

4．向市场经济转变与工业的快速发展：1992～2001年

1992年初，针对改革开放出现的问题，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点”，“发展才是硬道理”，“我们的经济发展，就是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同年10月，中共十四大召开，明确提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抓住机遇，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改革开放的目标模式取得突破，彻底摆脱了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的思想束缚，中国开始进入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高速增长为基本特征的发展新阶段。为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八五”计划进行了全面调整，并在各项计划指标大幅调高的基础上全面超额完成（见表1-4），经济发展速度高于以往时期且世界领先，国民经济又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表1-4　“八五”计划指标及其调整和完成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刘国光主编《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整理。

从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到2001年新世纪初，是我们党和国家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这期间经济发展重新进入了快车道，经济增长率从1989～1991年年均5%左右的增幅，到1992年一跃达到12.8%，从此获得“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这一称号；有效治理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成功实现经济的“软着陆”；克服亚洲金融危机、“98特大洪水”和美日欧三大经济体同时陷入经济低迷的不利影响，实现了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在世界上被誉为“一枝独秀”，国民经济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10年工业增速年均超过13%，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就已经成为工业生产大国，工业主要产品产量开始进入世界前列（见表1-3），一般工业消费品已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见表1-5），长期呈“瓶颈”状态的农业及能源、原材料、交通、通信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的约束大幅缓解。中国经济已从资源或“瓶颈”约束为主转向市场需求约束为主的增长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

表1-5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消费品零售市场商品供求平衡状况变化

资料来源：刘国光主编：《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13页。

建立，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世界贸易排名第九位，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这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中国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19]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上实现了世纪跨越。

1982年，中共十二大根据邓小平的设想，提出了到本世纪末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人均国民收入800美元，基本达到小康水平的“两步走”发展目标和战略。1987年中共十三大将“两步走”战略扩展为“三步走”战略，即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同时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200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使人民过上小康生活；到下世纪中叶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改革开放促使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比预期更快。到1988年经过8年努力，国民生产总值就比1980年翻了一番，年均增长10.5%；到1995年，又经过7年的努力，国民生产总值就比1988年翻了一番，年均增长10%以上，提前实现了翻两番的世纪目标。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了跨世纪战略的基本框架，经过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10年的努力，国民生产总值将在2000年的基础上再翻一番，综合国力再上一个大的台阶。

5．新世纪与新型工业化道路：2002年以来

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了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经济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走新型工业化道路，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中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2007年，中共十七大在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趋势、认真总结中国发展经验、深入分析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中共十六大以来，国民经济持续较快增长，主要产品产量大幅增长，经济发展跃上新台阶，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中国的粮食、棉花、肉类和原煤、钢、水泥等100多种工农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不仅传统工业产品名列世界前茅，电脑、移动电话、彩色电视机等新兴电子产品，也已成为世界主要生产大国。中国从2004年起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2006年底外汇储备位居世界第一。从经济总量的排位来看，2000年、2005年以美元计算的GDP相继突破1万亿、2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六、第四大经济体，2006年国内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2007年跃居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08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20%。继2002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首次超过1000美元，2006年超过2000美元，2008年又超过30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中国已经由低收入国家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标志着中国在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国的改革开放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

1.主要成就

60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中国成为举足轻重的世界第三经济大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1）创持续高速增长奇迹，跃居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改革开放前，1953～1978年中国经济平均增速6.1%，改革开放后的1979～2007年，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实际增长9.8%，大大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3.0%的速度。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以及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比重上升的速度远远超过英国、美国、德国以及日本等发达国家历史上发展最快的30年或更长时期，也大大高于巴西、阿根廷、新加坡、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等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起飞或高速增长的三十年。[20]经济总量的加速扩张大大缩小了中国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差距，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的位次由1978年第10位上升到目前的第3位，成为举足轻重的世界第三经济大国。

中国成为世界公认的最具活力的国家和全球投资热点地区。2008年中国网民数量达到2.75亿，成为世界上网民最多、网络服务最为广泛、网络信息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更加强化了国家的活力和潜力。[21]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日益增长，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2002~2005年，我国经济增长对世界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高达13.8%，仅次于美国的29.8%，排名世界第二（见表1-6）。2008年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危机中保持了9%的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20%，[22]中国已日益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2）产业结构深刻变革，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新中国成立时，中国是一个经济十分落后、工业份额不足20%的农业穷国，[23]工业基础极其薄弱。经过60年的发展，三次产业均得到长足发展，农业基础地位不断强化，工业实现持续快速发展，服务业迅速发展壮大。1952～1978年，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年均分别增长3.6%、8.4%和4.9%，1979～2007年年均分别增长4.6%、11.4%和10.8%，2007年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分别达到28197亿、121272亿、102301亿元。三次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由1953年的50∶21∶29变为1978年的28.2∶47.9∶23.9，2007年进一步调整为11.3∶48.6∶40.1，[24]产业结构发生根本性变革。

表1-6　2002～2005年世界主要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

资料来源：腾讯网，http：//news.qq.com/a/20071011/004070_1.htm。

1952年，工业增加值仅有119.8亿元，直到1978年，中国工业基础仍然比较薄弱，工业增加值仅有1607亿元。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工业经济迅猛发展。2007年工业增加值突破10万亿元，比1978年增长23倍（按可比价计算），年均增长11.6%。2007年一年实现的工业增加值超过1994年以前17年工业增加值的总和，2003～2007年5年完成工业增加值超过改革开放前25年工业增加值的总和。[25]粮食、棉花、肉类和原煤、钢、水泥等100多种工农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中国由农业穷国发展成为工业大国和世界第一制造大国。

（3）生活水平和方式巨变，大大超出百姓预期。居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不仅大大超出了百姓预期，也远远出乎人们的想象力。30年前“电灯电话楼上楼下”的梦想，早已成为现实，而今天的生活条件和方式，即使在10年前还无法想象。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全国5.42亿人口中，农村人口占89.39%，全国平均亩产粮食仅为142斤，人均占有209公斤；棉花亩产仅为22斤，人均占有0.8公斤。人民普遍处于贫穷状态，过着远离现代文明的农村贫困生活。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城乡人民温饱问题才基本得到解决。

人民生活发生巨变，这是中国改革开放最举世瞩目的成就之一。1978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有343.4元和133.6元，到2007年分别达到13785.8元和4140.4元，比1978年增长39倍多和近30倍，实际年均增长达7.2%和7.1%。在20世纪后40年中，高收入国家中人均收入的年增长率是2.7%，这个增长率意味着每经过30年，新的一代人就会经历一次两倍的收入增长。[26]中国在同一时期人均收入增长近乎高收入国家的3倍，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超出了发达国家几代人的努力。改革开放初，中国城乡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为56.9%和61.8%，近10亿中国人生活在贫困和温饱的边缘。进入新世纪（2000年）城乡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下降到39.4%和49.1%，农村居民家庭完成了从温饱到小康的过渡，城镇居民家庭开始过上富裕生活。2007年城乡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进一步分别下降到36.3%和43.1%（见图1-2）。[27]标志现代生活水准的耐用消费品拥有量近年来大幅提高，2002～2006年，城镇居民家庭每百户家用电脑拥有量从20.6台增加到47.2台，移动电话从62.9部增加到152.9部，空调由51.1台增加到87.8台，家用汽车从0.9辆增加到4.3辆。据工信部数据显示，中国手机用户数更是突飞猛进，跃居世界第一，2006年2月用户数突破4亿，16个月后这一数字达到5亿，2008年又突破6亿大关。[28]居民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正在从满足基本需要向舒适型转变。

（4）对外开放成效显著，由封闭半封闭经济到全方位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以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在长达30年封闭半封闭经济的状态后，开始毅然决然地实行对外开放。中国抓住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顺应世界范围蓬勃兴起的新科技革命，在独立自主的前提下勇敢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全球市场竞争，使这个历史悠久、饱受列强凌辱的文明古国和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摆脱落后，赶上了时代的步伐。对外开放使中国强有力地融入到全球经济体中去，并成为全球化竞争中最大的受益者。

对外贸易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核心内容与出发点，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货物贸易规模增长超过100倍。全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猛增到2007年的21737亿美元，增长了104倍。1979～2007年的近30年里，进出口贸易年均增长17.4%，其中，出口年均增长18.1%，进口年均增长16.7%。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抓住国际产业加快转移的历史性机遇，赢得了历史上最快最好的发展时期。2002～2007年，中国进出口贸易以年均28.5%的速度增长，其中，出口年均增长28.9%，进口年均增长27.3%。加入世贸组织的6年间，进出口贸易总额合计已超过1979～2001年即从改革开放到加入WTO之前23年的总和。2001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为5097亿美元，2004年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2007年又一举突破2万亿美元大关。进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不断提升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位次，改革开放初期位居第32位，2004年后稳居第3位。对外开放30年使中国从一个外汇捉襟见肘、近似封闭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成为吸收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

由于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以及对全球经济日益深刻的影响，“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和研究。国际社会纷纷解读，多数学者逐步认同：中国的成就难以用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或西方自由主义理论进行解释，“中国模式”是一种混合模式，核心是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是“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的结合（见专栏1-1）。正如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阿塔尔·侯赛因所说，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发展模式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模式，它不同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四小龙”的出口导向型快速发展的经济，也不同于以消费为主导的美国模式，或者是以德国和法国为代表的国家调节下的市场经济模式，中国的模式是一个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在保持中国数千年的社会、文化传统的前提下，经济快速实现市场化，国内和国际市场迅速全球化的发展模式。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模式是兼具“四小龙”、美国和欧洲等经济模式的中国特有模式，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29]国际社会无论抱有什么态度、采用哪类方法、出于何种目的，其对中国发展的认识和评价都难免雾里看花，能阐明中国“大象”的一面都已实属不易。

2.基本经验

中国的成就就是在不断地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取得的，中共历次代表大会都对一定时期的发展实践进行评价和总结。1981年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做出正确的总结；中共十七大用“10个”结合，全面深刻地总结了改革开放新的宝贵经验，成为新时期新阶段发展的宝贵财富和实践指南。从经济建设和工业发展来看，至少有以下基本经验。

（1）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新中国走向社会主义，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一代一代的仁人志士，为追求一步一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祖国的独立和富强，进行了一次又一次均以失败结局的近代中国百年探索的必然选择。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各族人民从一百多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新中国60年的历程，正是对社会主义道路不懈探索的发展史。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大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调整，即使是带来深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都是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苦苦探索。由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这种探求充满了痛苦和艰辛，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领导全党坚持实事求是，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此后，从中共十二大到十七大，大会报告的标题就没有离开“社会主义”四个大字，[30]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都是紧紧围绕着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进行的。这些一以贯之的主题充分显示了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不懈探索。中共十七大总结了几十年来的理论和实践，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正是在这条道路上实现着强国富民的百年梦想。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的坚守，正可谓“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确定了在夺取全国胜利后，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移到城市，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任务。[31]新中国一成立就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的极端年代，也在尽最大努力排除各种干扰抓紧经济建设。新中国的前30年，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30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我们的经济建设曾经有过较快的发展。[32]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开始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根本转变。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指出，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发展才是硬道理，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国家的昌盛，人民的富裕，说到底是经济实力问题。国际竞争，说到底也是经济实力的竞争。正是不断排除“左”的和右的思想的干扰，紧紧抓住经济建设不放松，才有了今天经济社会发展的辉煌成就。而新时期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国家现代化仍然要牢牢把握这一原则。

（3）不断探索工业化的实现途径。160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新的工业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对此有着深刻认识，工业化始终是党确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发展的主题。1949年3月，早在为建立新中国奠基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指明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方向，[33]党的纲领就是要在中国推进工业化，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新中国成立后，开始用国家意志强力推进工业化进程，甚至不顾客观规律，提出“以钢为纲”的极端方针，片面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不仅欲速不达，而且使国民经济一次次呈现动荡局面，造成巨大损失。改革开放后，不断探索工业化的实现途径，协调农轻重之间的比例关系，积极培育主导产业，大力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和主要推动力（见图1-1），带动和支撑了国民经济整体持续高速发展。进入新世纪新时期，面对新问题新挑战，国家对工业化的认识不断加深，提出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在2020年实现工业化的目标，这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图1-1　1990～2007年工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和拉动率

资料来源：据《中国统计年鉴》（2008）计算。

（4）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一次新的伟大革命，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这是一件大事，表明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34]正是改革开放冲破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和种种不合时宜的思想认识，大胆变革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现阶段国情的生产关系某些方面和上层建筑某些环节，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是改革开放使我国成功地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封闭半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历史性转折；正是改革开放使我们认清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顺应了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的新科技革命，抓住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实现了奇迹般的快速发展。正如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

进入新世纪，中国如期完成了跨世纪发展战略第二步战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已经跃居世界第三经济大国，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2008年人均GDP已经突破3000美元大关，[3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邓小平在20多年前描绘三步走宏伟蓝图时指出，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这个目标对发达国家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雄心壮志，是一个宏伟的目标。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基础上，再发展30年到50年，力争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36]所以，这个新的起点意义重大。

我们站在这个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向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国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在经济、政治、文化、安全等方面同国际社会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联系，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我们有能力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扩大经济发展的回旋余地。中国经济总量大幅跃升，产业结构加速调整，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为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并不断完善，企业活力日益增强，市场体系逐步坚强，进一步发展的体制条件基本具备。

新世纪新阶段新起点，面临的也是新的挑战，而且是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世界在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和加速发展下仍然处于大变动、大调整时期，国际形势继续发生着深刻复杂变化，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南北差距拉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能源资源价格剧烈震荡，金融市场风险增大，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展中国家总体处于不利地位。

世界第三经济大国的中国，仍然是贫穷的大国。2008年中国人均GDP世界排名105，[37]仍然有6亿人口的农民，城市化进程尚未过半，发展的任务仍十分艰巨。中国的工业化任务尚未完成，仍然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产业结构落后，增长方式粗放，资源环境压力十分严峻。我国长期存在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低的突出问题，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企业仅占约万分之三，99%的企业没有申请专利，60%的企业没有自己的商标。中国GDP约占世界5.5%，能源和矿产资源却被大量消耗，消费的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水泥，占世界25%~40%；经济快速发展付出了很大的资源环境代价。不少地区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超过环境承载能力，环境污染事故时有发生。全国地表水污染依然严重。7大水系水质总体为中度污染，湖泊（水库）富营养化问题突出，近岸海域水质总体为轻度污染，部分城市空气污染仍然较重，[38]当前农村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形势十分严峻，突出表现为生活污染加剧，面源污染加重，工矿污染凸显，饮水安全存在隐患，呈现出污染从城市向农村转移的态势。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中国已经集中显现。

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很不平衡，低水平竞争严重，城乡二元经济的状况还没有根本改变。中国东部发达地区集中了全国地区生产总值的36%，而人口却只占全国人口的15%，西部地区则分别为17.1%和28%，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明显，并且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各地区在产业构建中为自身利益盲目发展加工工业尤其是重化工业，造成重复建设，低水平竞争。目前，我国东部发达地区的产业相似率已经达到94%，中部与东部的产业相似率达到93.5%，西部与中部的产业结构相似率达到97.9%，区域产业趋同十分严重。[39]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由1985年的1.86∶1扩大到2000年的2.79∶1，进一步扩大到2007年的3.33∶1，农村的居民收入和恩格尔系数均只相当于城镇20世纪90年代中期水平，10年差距，十分明显（见图1-2）。这不仅成为“三农”问题的主要症结，而且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制约，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矛盾。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令人担忧的是，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幅度过大、速度过快，在改革30年后的今天，中国社会已经从世界比较最平等的社会转化为比较最不平等的社会。

图1-2　1985～2007年中国居民收入及恩格尔系数

资料来源：据《中国统计年鉴》（2008）计算。

新世纪新阶段新起点，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机遇大于挑战，我们要紧紧抓住本世纪头20年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1．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关键。要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实现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

2．坚持走“两化”融合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中国工业化进入加速发展新阶段的必由之路。信息化浪潮席卷全球，并以极强的渗透力同传统产业结合，大大提高了传统产业的生产效率和服务效率，重塑着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管理模式，催生了新的生产经营方式和新的业态。这一新的技术背景，为我们加快工业化进程，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我们要坚持走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突破资源和环境约束，构建起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工业体系，促进工业由大变强，继续支撑和引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

3．全面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是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未来改革应着眼于建立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保障，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完善鼓励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法制保障、政策体系、激励机制和市场环境。

4．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www.xing528.com)

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强化“走出去”战略，是应对全球化挑战，提高国际竞争力，促进国内发展和改革的必然选择。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支持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跨国商品流通、技术许可等方式推动中国产业集群嵌入全球产业价值链；把握世界产业转移的发展契机，引导帮助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积极从全球获得粮食、石油、原材料等重要战略资源；构建新型国家经济安全防御体系。

5．强化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是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制度保障。要继续完善全国统一市场，保证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要进一步提高开放经济水平，通过优化进出口结构、提高对外贸易的经济效益，支持经济的持续发展，同时重视开放条件下的国家经济安全。

到2020年，14亿人口的中国将基本实现工业化，超过现有自英国工业革命起经过300多年才陆续实现工业化的二十几个国家和地区不到10亿的人口规模，从而使全球范围内实现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人口比重成倍提高，大大扩展整个世界的工业化版图，这无疑具有划时代意义。中国的发展将更加自主自信，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和影响将更无争议。

专栏1—1

“中国模式”及其意义

国外学者认为，用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或西方自由主义理论都难以说明中国的成功。于是，便出现了种种解释。几年前，“北京共识”比较流行，近来“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受到关注。

●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北京共识”的核心是一个国家应该根据自己的特点进行发展。

一些国外学者认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

续专栏1—1

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2004年，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提出了“北京共识”理论。他认为，“北京共识”的核心是一个国家应该根据自己的特点进行发展。就中国而言，发展的三个基本定理是：①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②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③循序渐进、积聚能量。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适合中国，也是适于追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发展中国家效仿的榜样。墨西哥学者杜塞尔·恩里克认为，“北京共识”与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华盛顿共识”不同，政府在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即根据发展情况，不断在实践中总结经验，不断对政策措施进行修正。墨西哥和拉美国家盲目采用新自由主义理论，造成了可悲的结果。“北京共识”值得发展中国家学习。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中国模式整合了各个方面的动力机制，因此成为中国高速发展的基础。

郑永年认为，中国模式是一种混合模式，既不是苏联模式，也不是西方模式的延伸；既否定了苏联的完全公有化模式，也破除了西方的极端私有化模式。它整合了各个方面的动力机制，因此成为中国高速发展的基础。中国模式是国际最优经验和中国本身实践结合的产物，既有世界性，也有中国性。因此，在讨论中国模式时，光强调国际性或者光强调地方性（中国特色）都不是很科学的。

●俄罗斯经济学院教授弗拉基米尔·波波夫：中国的发展模式，或者说东亚的发展模式，对所有发展中国家具有无法抗拒的诱惑力。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皮沃瓦罗娃认为，中国模式是“以社会经济发展为导向、受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模式，这一模式是与世界潮流相一致的”。俄罗斯经济学院教授弗拉基米尔·波波夫指出：中国的发展模式，或者说东亚的发展模式，对所有发展中国家具有无法抗拒的诱惑力，因为这种模式引发了世界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一轮增长……这种模式与美国开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处方可谓背道而驰。

●俄罗斯学者米哈伊尔·季塔连科：中国改革开放理论提出了解决中国国内和国际发展之间的社会经济矛盾和不同文明冲突的最佳模式。

多数学者逐步认同，中国模式的核心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是“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的结合。因此，它既克服了传统社会主义的缺点，又避免了传统自由主义的弊病，值得发展中国家乃至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借鉴。俄罗斯学者米哈伊尔·季塔连科认为，中国的经验可以成为缩小南北差距、打破“金元帝国”对世界格局垄断的基础。中国改革开放理论避免了社会主义危机，提出了解决中国国内和国际发展之间的社会经济矛盾和不同文明冲突的最佳模式，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在国外学者看来，“中国模式”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特点：①中国模式具有特殊

续专栏1—1

性。中国的成功在于选择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②中国模式具有包容性、兼容性和创新性，它努力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经济高速增长与社会全面发展协调起来，把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微观运行结合起来，把效率与公正协调起来，把传统与现代结合起来。③中国模式强调发展的人民性。“华盛顿共识”的目的是帮助银行家、金融家，而“北京共识”的目标是帮助普通民众，强调以实现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本。

资料来源：杨金海、吕增奎、郭兴利：《国外学者眼中的中国改革开放》，《北京日报》2008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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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版，第2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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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海财经大学课题组：《中国经济发展史（1949~2005）》（上），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22页。

[4]转引自董辅礽：《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2页。

[5]《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59/4527011.htm l。

[6]三年时间完成了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要用10～15年时间实现的目标。

[7]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版。

[8]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GB/ 64162/64168/64563/65374/4526448.html。

[9]汪海波主编：《新中国工业经济史》，经济管理出版社1986年版，第246页。

[10]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1964年），人民网，http://www.people.com.cn/zgrdxw/zlk/rd/3jie/newfiles/a1030.htm l。

[11]李成瑞：《十年动乱期间我国经济情况分析》，《经济研究》1984年第1期。

[12]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版，第477页。

[13]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750页。

[14]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GB/ 64162/64168/64563/65374/4526448.html。

[15]江泽民：《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网，http://theory.people.com.cn/GB/40557/138172/ 138173/8302188.html。

[16]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855页。

[17]章百家：《改革开放史研究中值得关注的问题》，《北京党史》2008年第3期。

[18]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关于“七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http://www.stats.gov.cn/tjgb/ ndtjgb/qgndtjgb/t20020331_15385.htm。

[19]中共十六大报告，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0]李稻葵：《对未来三十年的展望》，http://www.ccwe.org.cn/journal/11/38.pdf。

[21]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zgjx/2008-05/05/content_8106168.htm，2008年5月5日。

[22]中国发展门户网，http://cn.chinagate.cn/economics/2009-01/22/content_17169727.htm，2009年1月22日。

[23]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05页。

[24]据《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中国统计年鉴》（2008）计算。

[25]国家统计局：《改革开放30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九》，http://www.stats.gov.cn/tjfx/ztfx/jnggkf30n/ t20081106_402514956.htm。

[26]林重庚：《中国经济改革成就：一个国际性的对比观察》，《中国改革》（综合版）2003年第11期。

[27]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8），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年版。

[28]CNET科技资讯网，http://china.ibtimes.com，2008年7月25日。

[29]阿塔尔·侯赛因：《中国30年发展成果惠及全球》，http://www.pnc.gov.cn/web/news/rdgc/65.html。

[30]中共十二大到十七大报告的标题分别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和《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31]《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59/4527011.htm l。

[3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7页。

[33]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转引自人民网，http: //cpc.people.com.cn/GB/69112/70190/70197/70354/4768591.html。

[34]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85年9月23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2页。

[35]李德水：《中国人均GDP已经突破3000美元》，人民网，http://ccnews.people.com.cn/BIG5/8922694.htm l。

[36]邓小平：《我们的宏伟目标和根本政策》（1984年10月6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

[37]陈德铭：《中国人均GDP世界排名105，内需有限》，http://business.sohu.com/20090322/n262938218.shtm l。

[38]《2008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http://www.sepa.gov.cn/plan/zkgb/2008zkgb/200906/t20090609_152552.htm；http://www. sepa.gov.cn/plan/zkgb/2008 zkgb/200906/t20090609_152552.htm。

[39]邹东涛：《发展和改革蓝皮书——中国改革开放30年》，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