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委十二届十次全会确定了文化强省的建设目标,绘就了下一步的发展蓝图。能不能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建设文化强省,取决于全省各级党委政府工作的推进力度和落实程度,取决于领导干部的精神状态和工作作风。
1.把构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不断增强向心力、渗透力和影响力
通过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来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平和文明素质,是文化发展的核心和根本目的。通过文化发展来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平和文明素质,尽快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伦理与行为规范,大力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建设,在全社会倡导人文关怀,注重心理疏导,培育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引导形成知荣辱、讲正气、尽义务的社会风尚。当前应当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大力推进科学理论大众化,凝聚思想共识
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灵魂,因此要努力推进科学理论的大众化。特别是当前我们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社会热点难点和思想困惑增多在所难免,迫切需要加强思想舆论引导。
一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制度设计、政策法规制定和社会管理服务之中,落实在各项政策和公共服务之中,防止出现具体政策及其执行结果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背离的现象。
二是把各级领导干部进高校、到企业、入社区讲形势、上党课的规定制度化、常态化,科学策划选题、主动设置议题,帮助广大百姓正确认识热点难点。
三是动员各方面力量共同化解热点难点,充分发挥全省县以上的220个宣讲团、近6000名兼职讲师和基层1000多个宣讲组织的近10万宣讲员的作用,运用“人文大讲堂”、“党员远程教育”等平台的作用,创建社区“远教博客”,“农民网吧”、船头“远教播放点”等新载体,一般性的理论实在化、具体化,提高“落地率”,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
(2)不断凝练独具特色的核心价值观,与总结提炼各类精神活动做到无缝对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概括。当前,急需提炼出具本地区、本行业、本部门特色,符合社会主义本质,能够被大家认同的易记、简洁、通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词。
一是把核心价值观主题词的凝练与各地人文精神的总结提炼进行有效对接。2000年我省提炼出“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后又把浙江精神再次提炼为“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杭州提出“精致和谐、大气开放”,台州提出“敢冒险、有硬气、善创造、不张扬”的人文精神,等等。无论是浙江精神还是杭州精神、台州精神,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将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浓郁的地方特色。
二是把推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凝练主题词,与部门精神、行业精神结合起来。如校训是一所学校办学目标、办学理念、办学特色的高度凝练,是师生教育教学、立德修身的行为准则,如浙大校训“求是、创新”、浙工大校训“厚德健行”、中国计量学院校训“精思国计、细量民生”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入校园的实践活动,如果能与校规校训的内涵阐释融为一体,将大大促进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协调发展。
三是与创先争优活动中“党员闪光言行”活动相结合,通过不同岗位党员闪光言行的表达,体现党员在建设核心价值体系中的表率作用。同时,注意吸取不同行业的行规,不同镇、乡的村规民约等在社会约束、道德规范、立身处世等方面的内容,使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植根于百姓的文化血脉之中。
(3)开展各类道德实践活动,弘扬各类先进典型
在全社会开展模范道德人物的推荐评比活动,寻找身边“最美的人”活动,如“最美爷爷”、“最美奶奶”、“最美大学生”、“最美妈妈”、“最美乡村老师”等等。设立各类道德基金、道德评议会、好人好事光荣榜,使见义勇为、乐善好施等善行义举获得可行性制度保障与保护。利用动漫、民谣、网络语言、文学艺术作品,采用细节化、生活化、平民化、个性化、立体化的宣传方式,使创业明星、劳动模范、道德楷模的形象深入人心。鼓励网民通过发帖、博客、微博、播客、QQ群、随手拍等方式,使平凡而又感人的事迹或人物以最迅捷、最广泛的方式在社会得到弘扬。
2.激发民间活力,创新投入方式,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为进一步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坚持政府主导地位的同时,应着力将市场机制、社会力量引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充分发挥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合力的优势,从而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
(1)以营造平等竞争的环境为重点,鼓励社会力量进入公共文化服务领域
政府从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经营者转变为组织管理者,不仅可以解决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发展中“统得过死”的问题,解决好过去公共文化服务经营不善、效益低下、资源浪费等问题,而且也使政府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公益性文化事业的管理上,更好地承担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责任。
调研表明,随着浙江人民收入的提高,文化消费有从较少花钱的活动项目,向虽然需要花钱但活动内容更加丰富、活动项目更对“胃口”、活动视野更加开阔的活动项目转变的趋向。即使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免费的午餐也未必受欢迎。有时候群众对自娱自乐更感兴趣、更有热情、更愿投入。和多元、丰富的文化需求相比,当前的公共文化体系大多是单向的输送,政府组织的文化活动比较单调、单一。双向、参与,才是真正的共享共建。要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层次和水平,就需要针对不同的对象,提供个性化服务。因此,要鼓励和积极支持社会资本或者外资参与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进一步消除民资和外资进入文化领域的体制性障碍,除国家明文规定限制进入的文化领域外,支持民资、外资以合资、合作、参股、兼并、收购、项目招标等形式投资兴办公共文化。
(2)民间是文化的摇篮和沃土,文化的根在民间,在人民心里
浙江民间素有深厚的文化传统,改革开放以来更是迸发出文化创新的热情。在如何进一步发展开拓民间文化,使人人参与创造优秀文化、享受文化成果上,一方面继续采用“送文化”、“种文化”等自上而下的输送培养的方式;另一方面要充分尊重人民的文化主人翁精神,充分发挥人民守护文化家园的热情,挖掘农村基层组织、家族力量、民间艺人自身的文化传承、保护和创造的潜力。对非营利、非政府性质的文化社团或个人采取专项资助的方式,支持、引导他们深入田间地头、街巷里弄,调查搜集文化资源、宣传讲授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和方法。鼓励草根“文化示范户”、“文化名人”、“乡村剧社”、“文化村落”、“文化社区”等利用各种文化平台开展活动,以其一技之长和文化魅力,宣讲传播民间艺术、民俗风情、民间礼仪、民间信仰、宗族文化、耕读文化,达到滋养人心、敦睦修诚、催生文明新风的目的。
(3)以人为本,让文化关怀真正落在社会各个层面
城市失业人群、低收入阶层、进城务工人员、农村留守儿童是我们应该特别施与文化关怀的对象。虽然我省在文化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是如何让政府花大价钱大力气投资的文化设施避免空壳化,真正发挥作用,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首先,利用公共图书馆、群众文化馆、文化广场、流动文化服务站(点)等设施,开展有特色、针对性、连续性的服务。比如不断为弱势群体量身定做贴近其生活、反映其愿望、适应其需求的文艺作品,甚至可以鼓励和指导他们以自编自导自演的方式,反映真实的生活、表达自我的心声、引发社会的关注。使他们切实感觉到来自文化层面的心灵关怀和情感抚慰,及时疏解不良情绪,形成健康、向上、奋进的积极心态。
其次,建立青年志愿者队伍和专业人员志愿者队伍,并使其常态化。从各部门、大中专学生中吸纳一大批优秀志愿者参加基层文化建设,与群众面对面、心贴心,尊重和倾听他们的精神诉求、为他们解答困惑、分析改革趋势、普及科学知识、宣传传统美德、进行心理疏导,增强他们对创造美好生活的信心和能力。
(4)以项目为抓手,不断创新基层文化人才队伍管理体制
调研发现,县、乡级干部认为文化强省建设重在基层文化建设,但是目前在县、乡、村都广泛存在着文化人才不足的问题,难以指导开展高质量的文体活动。乡镇、街道基本上只有1名文化干部且普遍年龄较大,绝大多数文化干部兼任两项以上的工作任务,在业务技能和工作精力上都不能更好地保证基层文化建设的开展。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没有编制也往往成为留不住人才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有必要对文化人才进行创新性管理,比如在待遇、职称、收入、保障上给予优惠政策。由“养人或养单位”为主向“兴项目”为主转变,以项目为抓手,吸引人才、锻炼人才、培养人才、留住人才。
3.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努力降低社会资本进入门槛,建设各类文化产业发展融资平台
随着我省文化产业“122”工程的实施,全省文化产业呈现超越发展的态势。我省积极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和社会力量进入文化领域特别是文化产业领域,民营文化产业逐渐成为全省文化产业发展的一大亮点,涌现了横店集团、宋城集团、华策影视、中南卡通等一批在全国或全省有较大影响的民营文化龙头企业。近年来,浙江省初步形成了“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社会参与”的文化发展和运行模式,改变过去由政府“大包大揽”的做法,解决了政府在文化领域投入不足、经营不善、效益低下、资源浪费等问题。
虽然社会资本对于文化产业的投入积极性越来越高,但往往受制于文化体制或地域的局限,大多只是在个别文化市场领域(如艺术品、电影等)进行一些跟风性的过度投资,对文化产业的整体健康发展作用不大。由于文化企业本身有形资本在资本总体当中所占比例较小,其实现跨越式发展过程中对外部资本的需求量将会更突出。要改变当前浙江文化企业“软、小、散、弱”问题,整合优质资源,企业实现规模化发展和竞争力提升,开拓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必须采取资本运作的方式,通过规范的市场操作才能够得以实现。
(1)加快文化企业上市步伐
这几年来,浙江文化企业加快上市步伐,但与其他省份相比,与浙江经济发展实力相比,浙江上市的文化企业总量处于中下水平。2010年,全国共有16家文化企业在境内外成功上市。特别是随着新媒体的发展,报业等传统媒体的利润不断下降。原来某些品质优良的国有文化企业可能越往后越容易失去上市的机会。而且,传统媒体要发展就要适应新媒体时代的需要,而转型则需要资金。因此,要根据文化上市的需求,排出上市企业的时间表,为浙江文化产业培育一大批优质的上市后备资源。同时,通过发挥政府的政策引导和支持作用,鼓励浙江的文化企业像浙江日报传媒公司那样采取借壳上市、资源重组等方式,培育和引进一批文化领域的战略投资者。对于已上市公司,要鼓励其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实现企业做强做大。
(2)建立各类由“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的文化发展基金
目前浙江省各类文化投资基金数量偏少、规模偏小。省委、省政府要研究探索建立浙江文化产业发展基金、文化产业创业投资基金、文化产业风险投资基金,通过政府引导,让市场发挥积极作用,以带动社会资本的有效聚集与整合,激发民间文化产业的发展动力与活力,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文化产业发展,逐步形成多元化、社会化、公共化的金融投融资服务体系和多渠道的投融资机制。比如在建立各种基金时,如种子基金、风险投资、私募股权基金等,政府可出一小部分资金(母基金)以吸引社会资金加入,而在基金运营成功后也可择时退出。
(3)建立各类文化发展担保和再担保公司
在建立融资平台过程中,可以借助政府担保或部分担保的形式,优先促进特定的文化企业取得融资。由于文化企业大部分都属于中小企业,从固定资产的角度来看,大部分文化企业都达不到贷款所需的资质标准。并且银行对于无形资产价值评估这一块儿仍处于探索中,因此即使是已经比较成功的企业也很难直接从银行获得信贷支持。这种情况下,政府为文化企业提供信用担保就很重要了。比如,重庆文化担保公司成立一年来为70个项目做了5亿元的担保业务。截至2011年4月末,该公司已取得重庆银行等16家银行总计50亿元的意向授信金。这种由政府委托投资成立担保公司的形式,在文化产业相对发达的美欧日韩等国家与地区都是政府扶持新兴产业最常用的做法,在中国则是一个新的尝试。还可以成立各类文化风险投资再担保公司。对于担保公司来讲,因为收的担保费很低,收益往往难以弥补坏账,这时候就需要政府扶持,给担保公司提供担保补贴和风险补贴,这样风险承受能力就会提高。因为政府承担坏账的大头,相应的担保公司承受能力就增强了。
(4)建立文化产业投资风险评估机构和机制
文化企业由于其市场价值大多表现在著作权、版权、技术等无形资产方面,难以预测和评估,因此很难获得资本的“垂青”。目前文化产业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各个企业的盈利前景和整体产业的投资回报率都不明朗,从投资者的角度来说风险很大。因此,政府要建立文化产业风险评估机制和机构,加强文化产业与金融机构、保险公司、产权交易和评估机构的合作机制建设,共同解决文化产业发展中的资产评估、风险鉴定、知识产权及专利评估等问题,有效解决文化企业可供抵押的实物较少,无形资产评估难、抵押变现难、抵押担保信用程度低等问题
(5)加强对文化企业财务人员的培训工作
据调查,对于大多中小文化企业而言,阻碍他们贷款的最大障碍来自于“不了解”,也即是金融领域知识的匮乏。政府针对性地结合当地实际,帮助企业了解文化与金融的合作程序,可在设立专门的培训项目、财务顾问项目、推动文化企业优化治理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这些项目可能比传统的贷款贴息及政府直接投资带来更大的杠杆效应。
4.鼓励科技创新,构建文化与科技融合的文化创新体系
浙江要实现从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跨越,实行赶超战略,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是要充分发展科技的作用。李长春同志指出:“正确认识文化与科技的关系,把运用高新技术作为推动文化建设、提高文化创新能力和传播能力的新引擎。”在新技术革命的浪潮中,传统文化内容与信息技术、网络技术、数字技术对接,派生出网络游戏、网络视听、手机文化、网络出版、数字节目、三维动画等一系列新的业态,为文化艺术提供了新的表现形式和传播渠道,使文化的内容更加引人入胜,文化的传播更加便捷迅速,文化的影响力更加深远辽阔。一部《阿凡达》创造了电影票房超过24亿美元的奇迹,同时也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科技与电影相结合的时代,它所运用的3D技术,不仅深刻影响着普通观众的艺术视觉审美,而且还从科技与文化的关系上改变了艺术的创造思维空间。因此,在推进文化强省建设过程中,必须把科技作为推进文化建设的强大引擎。
文化和科技的融合主要是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建立健全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文化创新体系。二是加快构建覆盖广泛、技术先进的文化传播体系。三是努力攻关并掌握一批为文化发展和文化传播提供有利技术支撑和创新动力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四是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文化产业、大力发展新兴文化业态。
具体来说,在发展文化产业方面,坚持一手积极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文化产业,一手大力发展新兴文化业态。同时,积极支持高科技文化产业项目建设,扶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研发,以高新技术的优势增强文化产业的竞争优势。通过与在浙各类高校进行联合科研攻关,努力掌握数字文化资源处理、网络文化传播、舞台艺术表现、电子娱乐体验、文化监管等领域的核心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建立统一共享开放的科技与文化融合平台和孵化器,使浙江文化企业的重大共性技术与集成技术的研发能力大幅提升。鼓励企业增加对“文化与科技融合”相关的文化建设的投入力度,积极培养文化科技人才,加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产品的研究开发,促进“文化与科技融合”产学研结合创新企业的形成。
在文化服务方面,以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为重点,以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设施为平台,加快推进信息化、网络化建设,积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增强文化信息资源的传输、存储和供给能力。加快发展数字图书馆、网上博物馆、网上文化馆、网上剧院等。加强现代科学技术在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运用,促进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经过努力,力争“十二五”期间浙江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覆盖率达到90%以上,数字电视可供点播内容100万小时以上。同时,充分发挥现代高新技术在提升文化服务品质中的作用,积极运用现代数字技术、网络技术、信息技术提升文化服务水平,推动优秀文化产品数字化、网络化传播,用新技术拓展文化服务空间、增强文化服务效果。
5.加强浙江文化品牌建设,不断扩大浙江文化的影响力和美誉度
文化品牌是文化的经济价值与精神价值的双重凝聚,体现着文化的核心竞争力,对文化产业有着巨大的提升和带动作用。在文化强省建设过程中,要高度重视加强文化品牌建设,使生产制造与设计创新并重、招商引资与品牌输出并重,全面提升产品的文化含量和经济附加值。近年来,我省在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休闲娱乐、文化旅游等领域,涌现出大批优秀文化生产和服务主体,多个文化产业品牌成长为文化消费市场的生力军,如浙江日报、都市快报、浙江少儿频道、浙江卫视“中国蓝”,横店影视城、宋城千古情等。然而,浙江的文化品牌无论是规模还是影响力都没有处于领先地位。所以加强文化品牌建设是下一步文化强省建设的重要内容。
(1)实施文化产业“名牌带动”战略
现有的各类文化品牌,都要充分发挥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整合效应、聚集效应、增值效应、辐射效应和放大效应,最大限度地凝聚文化资源、优化资源配置,有效吸引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大幅度提高产业增值能力,并带动形成产业链条,拓展市场发展空间,扩大浙江文化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推动浙江文化产业和文化经济的全面跃升。支持有条件的文化企业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兼并重组,提高集约化经营水平,形成一批有实力、有活力的龙头企业。
(2)推动创建群众文化活动品牌
群众文化活动是具有知名度、美誉度和印象度的集群性文化活动,现在我省各地的群众文化活动开展得较为红火,但是,在当地具有活动力、感染力、号召力,在外界有影响力的群众文化活动品牌却非常稀缺。增加群众文化品牌的感召力、生命力、知名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群文品牌要注重传承地域传统文化。浙江有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资源,不仅蕴涵了民俗内涵、科技内涵,富有文化价值、历史价值,而且是老百姓在生活、劳动中创造的属于自己的精神产品。因此培育群文品牌,要善于开发民间文化资源,充分调动群众的主动性,重视文化传承人的挖掘与培养。
第二,群文品牌要注重吸纳时代特色。群文品牌要延续、光大,提高影响力,就要在理念上增加生态文化、海洋文化等新的文化内涵,在方法上利用现代的科技手段、先进的传媒技术、时尚的创意元素,在受众对象上赢得广大青年,大、中、小学生的喜爱和支持。
第三,用群文品牌引领文化产业。对各类群文品牌要努力转换形成文化旅游、民族演艺和民族工艺品生产的特色文化产业集群,建设特色文化产业集镇,依托文化节庆平台,建设融文化旅游、商贸、文化体验、展演等为一体的综合性文化景观,培育专业性的关联企业群。
(3)继续打造浙江文化精品工程
文化大省建设以来,涉及全省全局的“八大工程”已取得了阶段性的显著成果,继续深化推进精品工程建设将成为文化强省建设的人文支撑。
比如把编纂《浙江通志》列为文化强省建设的精品工程之一。盛世修志,是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浙江是“方志之乡”,自古以来名志佳作层出不穷。2009年,《浙江通志》编纂筹备工作启动。《浙江通志》文字规模为100卷、6000万字,时间上迄远古、下至2009年,记述内容囊括浙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五大领域的历史与现状,可谓贯通古今、横陈百科。可以预计,这将是我省单体容量最大的一项文化工程。志书历来有“存史、资治、教化”的功能,《浙江通志》是一部客观、全面、系统的资料性文献,是对浙江省情的一次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和系统整理,因此《浙江通志》在总结历史经验、认识事物发展规律、弘扬浙江精神、提高思想道德水平等方面,都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依托高校“浙江省文化产业品牌研究基地”,定期出版《浙江文化产业品牌年度报告》,发布“浙江文化品牌年度排行榜”,举办浙江文化产业品牌高峰论坛等,不断扩大浙江文化企业品牌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6.建立完善科学的评估指标体系,强化对各级党委政府推动文化发展的考核力度
近年来我省文化大省建设还存在“两头热、两头冷”的现象,即“上热下冷”、“宣传文化部门热、其他部门冷”。由于文化建设缺乏刚性约束,变成了一项“软任务”。为此,应加快研究制定文化强省建设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把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一样纳入到各级党委政府推动科学发展的评估指标体系之中。通过建立完善科学的评估指标体系,强化对各级党委政府推动文化发展的考核力度,力争到“十二五”末,全省文化发展主要指标、文化事业整体水平、文化综合实力处于全国领先水平,部分行业和领域位居全国前列。
具体可从思想理论、人文精神、伦理道德、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体制改革等内容,在质与量的统一、多样性与层次性的统一、普及与提高的统一、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的统一等方面设定目标,既要考虑到文化发展的总体水平,又要考虑可操作性。主要包括以下七个方面:
一是领导组织程度。主要是看是否成立文化建设领导小组和相应的工作机构。是否有文化发展长远规划与具体实施方案。是否推进政事政企分开、政府与中介组织分开,建立起科学有效的宏观管理体制和富有活力的微观运行机制,等等。
二是文化发展程度。包括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文化服务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文化产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人均创造增加值等。
三是文化投入程度。政府投入包括文化经费支出增长率、文化经费支出占财政一般预算支出的比重、人均文化经费支出等。
四是文化服务程度。包括万人拥有公共文化机构数、万人拥有公共图书馆藏书量、万人拥有公共文化设施建筑面积、有线电视入户率、有线电视数字化率、农家书屋村级普及率等。
五是文化消费。包括城镇居民人均文化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农村居民人均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等。
六是文化人才队伍建设情况。主要检查各地文化行政管理人员、文化艺术专业人才以及区域内文化艺术专业人才、文化创意人才的情况,包括文化人才的学历、年龄以及各种文化产品的获奖情况,反映文化人才的总体数量、结构层次和素质能力。
七是群众满意程度。主要涉及群众对公共文化设施的总体数量和分布的感受,对举行文艺演出、文化活动、广场电影情况,对文化场所的服务、管理和保护的满意度等。(www.xing528.com)
图2 文化发展考核指标
如何把文化发展进行量化分析,进而建立科学的考核指标体系,是一项新课题。在制度设计时应该充分考虑到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和内容在整个考核体系中所占权重不同,对省、市、县、乡四级也应区别对待。比如县、乡一级,往往不是文化产业的核心地带,对文化产业的考核就可以适当降低要求。但是,县、乡一级又是落实公共文化体系建设、文化惠民政策的基本阵地,所以在这方面要加大考核力度,权重有所上升。另外,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实情况的发展变化,考核指标应当适时进行调整。综合广东、湖南、江苏等省的做法,考核指标在比例上可以做如下安排:组织重视程度主要考察一个地区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推进文化建设精神的重视程度和具体举措,在整个指标体系中应占10%。文化发展主要考察文化产业发展状况,对于大部分县市区而言,文化产业的产值与企业数量比例不大,占15%。文化投入主要分析各地政府对文化产业发展的财政投入状况,考量政府对文化的重视程度,占10%。文化服务体现政府的主导地位,考量政府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直接关系到文化民生,老百姓是否同步享受到文化发展的成果,事业与产业发展是否同步,因而占比也较高,比例应达40%。文化消费不仅与地方政府的努力有关,也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产业发展程度、消费习惯等都有关联度,在绩效考核中占比不宜太高,定为8%。文化人才队伍事关文化建设的持续发展能力,在整体构成中应占10%。群众的满意程度,体现文化发展为了群众这个根本目的,以群众的切身感受与参与程度作为衡量文化发展的指标之一,占7%。这7个方面,兼顾了文化事业和产业,要求地方文化全面发展,避免地方政府只抓事业或只抓产业的片面做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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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负责人:潘捷军
课题组成员:汤 敏 徐 鹏
【注释】
(1)*注:本文系浙江省社科院2011年度“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理论支撑课题”,由潘捷军、汤敏、徐鹏执笔。
(2)赵洪祝:《文化大省建设要有新突破》,《浙江日报》2010年3月20日,第1版。
(3)陈立旭、潘捷军主编:《乡风文明:新农村文化建设——基于浙江实践的研究》,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6页。
(4)冯源:《文化惠民生,让群众增强幸福感——浙江在新一轮文化建设中交出一份不俗的答卷》,《新华每日电讯》2011年6月10日,第1版。
(5)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专题调研成果汇编》(2008),第20页。
(6)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6页。
(7)林吕建等:《浙江蓝皮书 2011年浙江发展报告》(文化卷),杭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39页。
(8)顾春等:《润物细无声——杭州市“我们的价值观”活动纪实》,《人民日报》2011年9月3日,第7版。
(9)史晋川等:《浙江现代化道路研究(1978—1998)》,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99页。
(10)毛少莹:《何谓“文化发展”?》《中国文化创新报告》(201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页。
(11)浙江《文化产业导刊》2011年6月号,第59页。
(12)浙江《文化产业导刊》2011年7月号,第36页。
(13)见汪俊昌:《浙江文化建设30年的成就和启示》,《浙江蓝皮书(2009年文化卷)》,杭州出版社2009年版。
(14)傅才武等:《2009—2010:国家文化创新中的局部突破与非均衡发展》,《中国文化创新报告》(201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页。
(15)引自《中国文化消费需求景气评价报告》(201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8页。
(16)费孝通:《“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群言》2005年第1期,转引自《中国文化年报》,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18页。
(17)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02版第6页,转引自《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报告》(2010),第221—222页。
(18)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02版第6页,转引自《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报告》(2010),第221—222页。
(19)参见于沛:《对近代大国崛起的文化思考》,《北方论丛》(哈尔滨)2005年第1期。
(20)参见郝良华:《论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国家文化安全》,《江淮论坛》2006年第6期。
(21)参见潘捷军:《和谐社会视野中的社会风险问题》,《中国社会发展战略》2005年第3期。
(22)参见毛少莹:《何谓“文化发展”?》《中国文化创新报告》(2011),社科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03页。
(23)乐黛云:《文化自觉与中国文化的可能贡献》,《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6月28日,第8版。
(24)任仲平:《文化强国的“中国道路”》,《新华社每日电讯》2011年10月15日,第4版。
(25)费孝通:《“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群言》2005年第1期,转引自《中国文化年报》,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页。
(26)参见刘润为:《21世纪中国的文化使命》,《光明日报》2011年11月21日,第5版。
(27)任仲平:《文化强国的“中国道路”》,《新华社每日电讯》2011年10月15日,第4版。
(28)张洪忠等:《中国文化软实力的自我定位》,《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11月15日,第16版。
(29)高书生:《加深对文化产业的认识》,《光明日报》2011年12月1日,第16版。
(30)李慎之:《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及其价值认同》,载俞可平、黄卫平主编:《全球化的悖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15页。
(31)浙江省文化艺术研究院:《法国文化部举办“2011文化论坛”》,《文化参考》2011年第1期,第25页。
(32)六大课题:搞活艺术创造活动、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振兴地域文化与生活文化、培育和确保继承文化的人才、在文化上作出国际贡献并传播文化、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利于文化的对外传播。
(33)十项基本政策:(1)建设大型国立文化基地,增强文化对外辐射能力;(2)构筑与文化政策相配套的环境政策、观光政策和产业政策;(3)适应时代变迁,实施地域性的“文化街区建设计划”;(4)重视重拾与加强文化设施的内容与功能,推动大型“参与性”的文化事务活动;(5)构筑文化信息的综合系统,致力于新兴文化产业的振兴;(6)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特征,完善著作权益制度;(7)加强日本国语地位,适应全球化和国际化趋势;(8)建立多元化的文化事业的支援体系;(9)扩大保护文化遗产对象,设立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与修复的合作基地和支援体系;(10)重视对亚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构筑日语教育的国际援助网络。
(34)郭灵凤:《欧盟对外关系中的文化维度:理念、目标和工具》,载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编:《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新探索》,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59页。
(35)万花筒计划:主要用于鼓励欧洲范围内的艺术与文化创意以及文化合作。
(36)阿丽亚娜计划:主要用于支持书籍出版活动和阅读活动。
(37)拉斐尔计划:主要对于民族国家保护欧洲文化遗产方面的政策进行资助与支持。
(38)国家文化创新工程:全面提升文化自主创新能力.2010‐02‐02.http://www.ccnt.gov.cn/xxfb/xwzx/whxw/201002/t20100202_76825.html。
(39)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课题组:《文化强省内涵与指标体系研究》,《中州学刊》2008年1月。
(40)引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现代化报告——文化现代化研究》(2009),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41)引自2011年10月31日新华社社长李从军在浙江省对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宣讲报告。
(42)费孝通:《“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群言》2005年第1期,转引自《中国文化年报》(2006),第12页。
(43)佘德余:《浙江文化简史》,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
(44)周山:《从黄河文化到长江文化》,《人文大讲堂》(第三辑),浙江科技出版社2008年版,第166页。
(45)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化报告(2009)——文化现代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46)胡惠林:《推进上海文化建设的文明进步》,《文汇报》2011年10月31日,“文汇学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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