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文化强省建设规律：自觉、进程、创新

（一）以更加高度的自觉把握文化强省建设的内在规律

1.文化强省是由初期部分“大”到后期全面“强”的建设过程

一般来说，“大”是指量的积累程度和规模的扩张速度，“强”则是指建立在这一基础上质的提升和飞跃。“大”是“强”的基础和前提，但“大”并不等于“强”，否则也无需实现从“大”到“强”的转变。而“强”则必须包含“大”的要素，同时又具有与“大”不同的特质。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化的“强”是指“文化现代化（指文化供给能力和消费水平的加权平均值）、文化竞争力（指文化传统资源、现实产品和综合效益的加权平均值）和文化影响力（指文化市场份额、传播覆盖率和环境优化程度的加权平均值）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综合提升展示”⁽⁴⁰⁾。

一方面，从外在形式看，由于财力等众所周知的原因，前期“大”的建设过程中可能会有“得”有“失”，有“保”有“压”，从而在某些方面可能超强领先，但不一定在所有领域面面俱到。而“强”必须在各主要领域具有一流的整体实力和全面的综合水平，在所有创强省份中具有超群和领先地位。所以文化强省是由初期部分“大”到后期全面“强”的建设过程，特别要注意防止明显的短板和缺陷。

另一方面，从历史成因和相应内涵看，“大”有时可以是一个相对静止、具有历史意义的标志性概念。如一些内陆省份的标志性文化成就可能大都不是动漫等当代文化产业，而首先是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鲜明的区域文化特色和浓郁的民族文化色彩，是历史的积累、沉淀和传承，这是奠定它们“大”的传统优势和基础条件。

但“由于文化一般具有两重属性，一是区域性和民族性，这是确定其传统价值地位的重要象征；二是商品属性，即它和其他商品一样可进行生产和交易，这是确定其现实价值地位的重要特征。”前者有时相对呈现为一种静态特征，后者则是一种动态特征。因此，“大”可以以传统文化资源等某一方面既有成就为标志，它也可以代表历史，却未必能（或者不能全部）代表未来，即“大”也不一定等于“强”。正如有专家对“文化强国”建设所作的分析：“文化强国是个历史过程，是个相对概念，是个动态定义，不同时期有不同内涵和量的指标。历史上的文化强国今天未必是，今天的强国今后也未必是。”⁽⁴¹⁾所以我们所要追求的“强”是以传统为基础，同时与当代经济、科技和社会等各种要素高度融合并快速发展的动态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强省应重在当代，重在进程，重在建设，重在创新。

2.文化强省是由初期相对较为注重外在形式到后期更为重视内涵素质的提升过程

（1）既要重外在形式，更要重内在品质

从本义上看，我国古代对“文化”的解释便有“文治、教化”之意，即文化首先和根本的目的是“以文化人”。因此当前和今后的文化建设既要重外在形式，更要重内在品质。由于“大”是“强”的前提和基础，所以在建设初期，它可能相对注重外在物质形式的发展积累、项目数量的规模布局等等；而“强”则更应关注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内在本质，如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公民综合文化素养的提升等等。因此，“外大”、“内强”既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两个各有不同侧重点的阶段，由“大”到“强”应是由表及里的内涵和本质的提升过程。

（2）既要承认大众文化发散式的多样性，更要注意提升核心价值的凝聚力

“大众文化”是指兴起于现代工业社会、以电子传媒为主要形式载体、以引导公众消费需求为主要理念的现代大众化文化形态。学界也将其与流行文化、通俗文化甚至是商业文化相提并论。20世纪80年代，开始由境外进入内地，并逐步成为引领文化发展趋势的一种重要因素。由于“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因此承认大众文化，并不意味着可轻言放弃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引导权。而且实事求是分析，公众毕竟是整体素质和接受能力参差不齐的群体，而大众文化却是影响力和控制力很强的新型文化模式，这种“级差”更需要引导规范。因此既要承认和正视这种趋势，又不可任其“泛娱乐化”，更要防止它由通俗演变成低俗、庸俗、媚俗。因为“文化”和“娱乐”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要及早设置娱乐的下限，不断提升文化的顶层，花大力气在全社会高度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当然，这既是衡量文化强省的一个重要标志，但同时也是难度很大的一项工作。

（3）既要注意“布点”，更要注重“扩面”

“点”即标志性大工程、大项目，“面”即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一方面，必要的大工程大项目是“强”的标志和前提，无“大”则不“强”，无“点”不成“面”。但仅有“点”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广大的“面”才能真正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能使提高人民群众素质的根本任务落到实处。

“扩面”即要最大限度实现面向人民群众的覆盖面，同时还要注意处理好“造文化”、“送文化”与“种文化”的关系，力求真正使文化为群众喜闻乐见并深入人心，使它具有旺盛活力和灵动魅力相结合的持续机制。

3.文化强省是由初期不同程度“自发”向后期高度“自觉”、“自信”的改革开放过程

“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决议》提出的一个重大命题。我们认为，经过长期特别是文化大省建设十多年的实践，文化建设的自发阶段已经结束，或者说目前急需实现从自发向自觉的转移。只有自觉才能自信，只有自信才能自强。

（1）由自发转向自觉是建设文化强省的思想基础和必要前提，关键在于通过加快改革进程增强文化自觉意识(www.xing528.com)

文化自觉论并非始于今日，但一直到1997年由于费孝通先生的大力倡导而日益引人关注。他认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⁴²⁾这种自觉既不是主观“先觉”，也不是自然“感觉”。按费先生理解，“自觉”贵在“自知”，“自知”方能至“明”。“文化引领时代风气之先，是最需要创新的领域。”因此，能否培养和确立高度的文化自觉意识，是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前提和关键。而判断文化自觉意识和水平的关键是如何改革创新及如何处理好相应关系，以下几个问题值得关注：

一是如何处理好尊重传统文化与创新发展的关系。据研究，从传统农业社会到现代工业社会的4000年间，人类知识提高了1700倍；而从现代工业社会到当代信息社会的短短150年间，又提高了110倍。在这种现代化环境下，社会公众获知信息的渠道越来越丰富，选择方式越来越多，发展空间越来越大，自主意识越来越强。而一些传统文化形式（如地方志等古籍文献），往往难以理解，内容深奥，规模庞大，形式枯燥，既不生动也不形象。从而使部分人对其或心存敬畏，敬而远之；或日渐冷漠，避而远之。因此，如何既承认现实，又要坚守传统，这是检验文化自觉的一个重要前提。

庞朴先生认为，“传统文化”更多地体现于物质层面（落脚在文化，如一本志书，一件出土文物）；“文化传统”则更多地体现在精神层面（“落脚在传统”）。对前者（如传统文化形式），人们可能会无意忽视、人为轻视以至敌意排斥；但由于后者“不具有形的实体，不可抚摸，仿佛无所在，却无所不在”，甚至始终“在你我的灵魂之中”。概言之，“文化传统是不死的民族魂”，“文化传统就是民族精神”。一个人可以因排斥传统而魂不附体、形似躯壳，但一个民族不可能也不会缺失灵魂。只有人们还生活在这个环境中，还是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其生存发展就必然受到影响制约，不可能自绝于传统而游离之外。这就是建立在自觉基础之上的自信，显然，只有首先具备这种处理两者关系的辩证思维，才能具有充分自信，也才能在此基础上建立高度的文化自觉。

二是如何处理好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强省建设的关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的主题实际有两个：“改革”和“发展”，而且将改革列第一位。如《决定》的题目就是关于深化改革、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并明确指出“文化引领时代风气之先，是最需要创新的领域”。说明改革是推动繁荣发展的前提，是建设文化强省的基础，是检验文化自觉意识和水平的重要标准。

分析一些省份的经验表明，只有改革取得实质性成效，文化大省和强省建设才能真正向前推进。但改革矛盾重重，过程艰难。李长春同志2003年就明确提出：“一切妨碍文化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文化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文化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因此今后文化强省建设在加大力度、加快进程的同时，特别应着眼于“全局”和“长远”，即不仅是文艺院团也包括其他文化单位，不仅是公益性事业也包括民营企业，不仅是管理体制也包括长远发展机制等等，以通过改革推进强省建设。

三是如何处理好促进文化事业和发展文化产业的关系。要强调的是，文化建设不等于文化产业，文化产品不等于文化商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等于商业经营销售网络。正如调研中有企业呼吁：必须严格区分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即使是文化产业，既要重经济规律、市场机制，又千万不可忽视文化自身的独特规律，应当赋予产业更多的文化意蕴，避免急功近利，舍本求末，甚至以文之名行商之实。

四是如何处理民族文化、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现代文化等文化形式的关系。不同文化有不同的发育基因、传承路径和成长规律，同样不可“一刀切”。调研中有企业反映，与外来文化、现代文化相比，我们有的民族文化、传统文化形式有时不可能在同一个平台上竞争。而且文化产业、产品本身也有差异，“文化产业与一般产业有很大区别。文化产品既有标准化、规模化、大众化的需求，也有区域性、差异性、小众化的特点。”前者如图书、报刊、影视产品，一般销量越大，成本越低，利润越高，因此应力求做大做强；后者多为个体企业和创意产业，往往以特色取胜，可以做强，但很难做大。因此需要因企而异，各扬其长。

（2）由自信到自强是文化强省建设的客观结果和必由之路，关键在于通过加大开放力度推进强省进程

《决定》指出：要坚持“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文化，以“三个面向”来指导文化工作特别是文化强国建设，充满了发展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这是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文化强国建设的重大目标和价值取向。那么，浙江做“大”争“强”的优势何在？如何按“三个面向”要求实现“新突破”？

一方面，从国内环境比较看：学术界认为，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两大文化圈：一是长江以南的海洋文化圈，二是以内地为代表的大陆文化圈（也有“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之分）⁽⁴³⁾，并认为“‘五四’运动的发生，标志着中国文化的重心，开始由黄河文化向长江文化转移”⁽⁴⁴⁾。辩证地看，每一种文化从本质上是平等的（此处更多侧重于政治学、民族学等意义），但由于“不同种文化具有不同的文化生产力、竞争力和发展水平”，因而不同种文化实际上“是不等价的”（此处更多侧重于经济学、社会学等意义）。⁽⁴⁵⁾

这种辩证思维和价值选择不同程度会影响一地文化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如上海学者就认为：“上海不是以深厚的传统文化来定义的，而是以中国近代文明的摇篮和策源地被认知的，体现和代表着近代中国文化的先进性。”因此“总是能够在中国文化和文明发展需要的时候，作出创造性贡献。这就是在文明的历史进步中表现出来的文化自觉，这是上海文化发展的最大特色：领文明风气之先”。⁽⁴⁶⁾

在海洋和内地（或是长江和黄河）两大文化圈中，浙江显然比大多数内陆省份更具开放融合的自然环境和地理优势。而海洋发展战略则给我省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契机，以兼容并蓄的包容性、勇于开拓的创新力、同舟共济的凝聚力等为典型特征的海洋文化精神，正逐步成为引领我省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意识。

其实，从更广泛意义上看，未来浙江的文化精神还应不仅限于海洋文化。因为，所谓“文化”，按孙家正同志的理解：“文化如水、上善若水、滋润万物、悄然无声”。而以越文化为核心的浙江文化天生就具有“水性品格”。只不过有些是显性的（如水利文化、农耕文化、商贾文化），有些则是隐性的。因此，如果说“海洋文化”更具开放特质，那么“水文化”则更具融合品质，而“开放”、“融合”则是当今世界全球化的总体趋势。因此，当代和未来的浙江文化发展战略，应是以“海洋”文化和“水”文化为一体、以开放、融合为本质特征，其地域范围也不仅限于沿海地区，而是应由沿海向全省内地延伸覆盖，形成全省一体的战略格局。

另一方面，从国外发展趋势看，正如《决定》所指出的：当前“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关键是我们能否“走出去”，何时“走出去”，如何“走出去”。

浙江处于中国最为开放的优势区位，处于世界第六大都市圈（也是中国唯一世界级都市圈）的核心区位，具有“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得天独厚的环境优势，同时还具有活跃的经济体制和社会发展的内生活力。全国能同时具备这几个特征的省份并不多，这表明，浙江更有以开放融合的先发优势再次以“文化现代化”为目标，率先建设文化强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