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山西省于2002年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文化强省”以来,据统计,截至十七届六中全会以前,全国已有河北、辽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四川、云南、陕西等省以及天津、重庆等直辖市,相继提出“文化强省”的建设目标(北京、上海等直辖市则直接提出打造国际文化名城、国际文化大都市等口号并已作出相应部署),同时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产业发展等方面取得了一些可供借鉴的经验。
1.战略定位明确文化强省建设的目标和方向
荷兰哲学家冯·皮尔森曾指出:“文化战略就是人类的生存战略。”文化战略定位是否科学,将直接关系文化强省的目标指向、发展布局和建设进程。因此,各地首先把战略定位摆在重要位置,并从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鲜明的区域文化特色和浓郁的民族文化色彩等各自不同特点出发进行设计定位。
如河南省将其文化强省建设的战略目标和优势特色定位于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原因基于两点:第一,中原本为“华夏文明之根”和“中华民族之根”,河南地下、地上文物数量分居全国第一、第二位;第二,国务院近期明确同意将打造“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作为中原经济区的五大战略定位之一,而这也是我国主体功能区划中唯一明确了传承文化使命和功能的经济区域。
广东省2009年提出建设“文化强省”的口号后,从其在全国文化发展格局中的地位、责任、使命以及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特殊作用等角度出发,提出了要把广东打造成为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区域文化中心,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排头兵,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主力省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生力军的建设目标。
云南省则充分发挥民族特色优势,提出要“把云南建设成为绿色经济强省、民族文化强省、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
2.政策举措提供文化强省建设的保障和支撑
各有关省份依据《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文化产业振兴纲要》、《关于深入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等指导性文件,出台了符合本地区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相关政策。有在宏观层面整体推进的,如建设文化强省的规划纲要、关于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意见、关于加快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实施意见等;有从微观层面加大力度的,如关于加快文化产业振兴、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等方面的实施意见。如河北省文化产业发展引导资金从以前的3500万元提高到目前的2亿元,并从今年开始,财政每年出资1亿元设立文化产业发展专项奖励资金。
在这些规划、意见中,各有关省份根据形势发展,就如何建设“文化强省”还及时推出了一系列富有针对性的举措,如河北的“十项任务”、山东的“八大工程”、安徽的“五个一批”、陕西的“五个中心”、湖北的“五大战略”,等等,有力助推了当地的文化发展战略。
3.体制改革激发文化强省建设的活力和生机
2003年,中央文化体制改革办公室确定了首批“文化体制改革9个试点省市、35家试点单位”,由此,无论是“钦定试点”省市,还是“自我革命”省市,文化体制改革都成为“文化大省”或“文化强省”建设的重头戏。其中,以“文化强省”建设为目标的省份,成绩尤令人瞩目。截至2010年年底,江苏、河北已经全面完成了文化体制改革的路线图、时间表、任务书。陕西全面完成市级文化体制改革任务。如2003年全国首批改革试点时,安徽省并不在其列,从2004年开始“自费改革”,到去年上半年全面完成,所辖17个市全部列入全国改革先进地区(全国仅有的两个省份之一)。
通过积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这些省份创新机制体制,“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双翼齐飞,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文化生产力。江苏、安徽的文化产业增加值连续五年保持30%以上年均增速,河北、陕西的文化产业增加值也大幅提升;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网络已经或基本形成,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实现有机统一。
4.文化惠民凝聚文化强省建设的人心和力量
文化惠民不仅是“文化强省”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一项惠及全民、凝聚人心共同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大举措。
目前,河南、安徽、江苏等“文化强省”的“文化惠民工程”实施进度走在了全国前列。河南的公共文化主要设施总数位居全国第一。安徽提前实现广播电视村村通、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农村数字电影放映的目标。江苏则在“市有三馆、县有两馆、乡有一站、村有一室”的基础上,累计建成农家书屋17158个,在全国率先实现行政村全覆盖。此外,广东在《建设文化强省规划纲要(2011—2020年)》中提出的“国民艺术教育普及工程”独具匠心,借鉴了英、法两国“高雅艺术不高价”、“经典艺术服务大众”等有效做法,明确到2020年,各市建成“十分钟文化圈”,各村建成“十里文化圈”,并实施“文化消费补贴计划”和“国民文化消费卡工程”,努力探索建立面向终端消费者的文化消费补贴机制。如该省中山市采取“政府补贴+企业购卡”的形式,启动“爱心电影卡”工程,象征性收取1元钱,群众就可凭卡到影院换取电影票免费看电影;东莞市给居民发放每人上限200元的“文化消费补贴”;深圳市在街头设立自助借书还书机等等,这些举措都大大方便了群众,提升了公共文化服务效能。
表2 2009年部分地区公共文化主要设施分布情况
注:数据来源为各地2009年统计公报,以当地艺术团体数量排序。
5.文化产业提升文化强省建设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产业迅速成为新的全球经济增长驱动轮,在西方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在GDP中的比重普遍高于10%,成为名副其实的支柱性产业。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发展模式已由事业型转向产业型,《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等政策的相继出台更标志着文化产业在国家未来经济发展中核心地位的确立。文化产业已然成为各省市文化强省建设的战略重点。
图1 2010年度中国文化企业30强地区分布
广东突出文化的引领性、创新性、融合性,通过文化与制造、旅游、教育、电信等行业深度融合,提高相关行业的产品附加值和品牌竞争力,促成产业由“Made in Guangdong”向“Image in Guangdong”转型,同时注重文化消费市场的培育,走出了广东再造产业新优势的特色发展之路。目前该省文化产业规模总量连续八年居全国第一(2010年增加值达2524亿元,占全国的四分之一)。
江苏在发展文化产业的过程中运用“加减乘除”,加大资金投入,减轻企业负担,发挥资金“乘数效应”,坚持优胜劣汰,推进产业集聚。湖南则以打造“文化湘军”为目标,健全各类文化市场,大力发展媒体零售、电子商务、手机购物、网络游戏等新业态,加大资源整合力度,引进战略投资者。
表3 全国部分省(市)文化产业专项扶持资金情况
数据来源: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文化产业处。
表4 列入2009—2010年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地区分布
数据来源: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新闻中心。
表5 2010年全国有关省市文化产业情况
(www.xing528.com)
数据来源:2011年中国(深圳)文博会。
6.文化精品突显文化强省建设的优势和特点
各省市在勾画“文化强省”宏伟蓝图的过程中,非常重视培育区域独特的文化特质,在尊重当地历史和文化的基础上固本求新,传承历史文化,构建现代文明,打造区域文化整体形象。
一是延续地域文脉,打造历史(民族)文化品牌。如山西的“华夏文明看山西”系列活动、云南的“七彩云南”系列活动、湖北的“一县一品”以及河北的“诚义燕赵”、“神韵京畿”等,都属于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培育的文化精品。
二是弘扬主旋律,打造红色(革命)文化品牌。如重庆的“唱读讲传”活动,并通过开办全国第一家公益电视频道等方法,独辟蹊径开展文化强市建设。如湖南在2011年发布的“中国文化品牌榜”中占25个,居全国首位。这些文化精品,不仅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了社会思潮,增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而且大大提升了文化建设的价值和影响力。
三是跨国文化交流,打造国际文化品牌。如江西的“鄱阳湖国际生态文化节”、福建的“国际钢琴艺术节”、山东的“国际孔子文化节”和湖南的“张家界国际乡村音乐周”等,都已成为这些省市文化“走出去”的一张亮丽名片。
表6 第十一届“五个一工程”获奖作品地共分布
注:“五个一工程”奖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评选,推选电影、电视、动画、戏剧、歌曲、广播剧、文艺类图书等7个方面的优秀作品,其中,第十一届“五个一工程”奖获奖。
7.文化创新加快文化强省建设的进度和步伐
文化创新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提高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元素和不竭动力。文化创新涵盖观念和理念、文化体制机制、文化产品和服务、文化内容、民族文化资源开发模式、文化创作形式、文化生产形式、文化传播手段、文化管理、文化市场培育模式、文化科技、人才创新等文化建设的方方面面。(38)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强省就是文化创新的“高地”,是新思想、新理论、新技术、新产品的发源地、产出地和权威的认证地。
为了加快文化强省建设的进度和步伐,各省市在“创新”方面下足工夫,如江苏特别注重科技在文化创新中的引领和先导作用,注重“加减乘除”的产业政策创新,仅省科技厅投入文化产业费用一项就达3.2亿元,并进而带动社会投资约15亿元。从而使江苏新兴业态文化增加值占到全省文化产业增加值的21%。
表7 国家文化创新工程项目立项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网站。
分析和评价一个地区的文化强省建设状况如何,定性与定量的描述和分析同等重要,不可偏废。其中,定量分析是要寻找或建立一个尺度去监测和评价该省(市)文化强省建设的进程和效果,进而增强文化强省建设的宏观调控和目标动态管理。在这方面,河南、江苏走在了全国前列。
如河南2006年提出“加快文化资源大省向文化强省跨越”的战略任务后,专门成立课题研究小组,设置了以“兼顾全面性、科学性、实用性、动态性、前瞻性、可比性”(39)为原则,运用模糊层次分析法和德尔菲法的基本原理,构建了文化强省建设的指标评价计算体系(见表8),并建立了相应的测度配套措施。
表8 河南省文化强省建设指标评价体系总体指标结构情况
江苏则在“十一五”期间规划了《提升文化竞争力,实现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的战略转型》等重点社科项目,创建了文化竞争力指标体系,并运用这一指标体系,对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文化竞争力水平加以评测,对各省市区的文化竞争力差异进行定量分析比较,同时对江苏各城市的文化发展进行了综合比较。这个指标体系全景式地观照了江苏文化发展的现状和水平,并为江苏的文化强省建设提供了参照系和坐标轴。
9.文化“走出去”彰显文化强省建设的辐射力和影响力
“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是实现文化强国的必要路径。各地在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的对外文化交流中,注重发挥优势、创新理念、因地制宜,走出了各具特色的文化“走出去”之路。如北京全市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占全国的26.5%,由此带动其文化产品出口,电影占全国的一半,电视剧占全国的四分之一,动漫网游占全国的60%。
上海利用其得天独厚的对外经贸地位和保税港区的“境内关外”优势,选址外高桥保税区,建立了国际文化服务贸易平台。这是国内第一家以“政府推动、企业运作”模式运作的公共性文化贸易服务平台。平台建立3年来,不仅集聚起一批知名文化企业,而且在双向互动中为中国文化产品“走出去”作“先行先试”的探索。
广东则在文化“走出去”的道路上思索如何在世界的语境下拥有话语权,从而融入国际市场氛围的问题。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就是其努力和实践的一方试验田。该节的定位是致力成为推动优秀国产纪录片“走出去”的重要平台,同时强调融入世界纪录片的大环境,成为好伙伴、好朋友、好邻居。
10.人才队伍体现文化强省建设的后劲和远见
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队伍是基础,人才是关键。因此,各地在文化强省建设过程中,十分注重发挥建设宏大文化人才队伍作对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支撑保障作用。如江苏除“十一五”期间每年拿出1亿元(后增加到2亿元)资金引进包括文化在内的高层次创新人才外,还专门设立“紫金文化奖章”,用以奖励优秀文化人才。
广东在“广东省文化改革发展”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对外宣布,省财政从2012年开始每年投入8000万元,连续4年共3.2亿元,着力推进文化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其中,岭南文化名家工程计划从2011年至2020年,每年重点资助扶持一批哲学社会科学、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化艺术和文物保护、文化经营管理、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名家。其目标是到2020年,由省资助的居全国领先水平的岭南文化名家达到100名。
综上所述,从总体上看,全国各地的文化强省建设目标清晰,定位准确,进展迅速,成效显著。但还需要进一步关注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在文化政策定位上,部分省市在明确文化强省建设的奋斗目标后,仅就区域方位模糊定位成“打造中国某部文化强省”,或者缺乏战略定位。同时部分政策举措相互雷同,创新少。
二是在文化体制改革上,由于经营性文化产业会带来丰厚的经济回报,而公益性文化事业则需要政府投入的原因,导致部分省份在实施文化体制改革过程中,重“产业”轻“事业”倾向明显,甚至出现一些文化事业单位转企后为了经济效益,一味迎合市场需求,文化产品媚俗化趋势加重。
三是在实施惠民工程时,部分项目的规划建设并未考虑普通大众的欣赏品味、服务体系以及日后管理问题,从而使有些斥巨资打造的公共文化设施,一定程度上变成了形象工程、面子工程。
四是在文化产业创意上,几乎每个“文化强省”都把“动漫产业”作为核心项目,把拥有多少个动漫产业园区、每年生产多少集动画片、占全国动画片产量的百分比等数据指标作为特色优势。这种片面追求新兴文化业态,忽略异质化产业布局的结果导致质量无法保障、作品缺乏原创的现象普遍存在。
五是在文化品牌建设上,自从2004年“印象刘三姐”在桂林正式公演以来,印象派山水实景演出等成了各省市文化品牌建设的“香饽饽”,这种一哄而上、集体克隆、投资规模竞相攀比的结果容易使一些项目成为短期利益明显、长期效益亏本的“买卖”。同样的还有各地雨后春笋般的某某文化公园、某某欢乐世界、某某乐园等工程的上马,如经营管理不善,最后可能成为当地文化发展的“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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