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强国：文化强省”建设的重要导向

（一）“文化强国”：“文化强省”建设的重要战略导向

1.文化发展的“重要性”已被提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

中共中央于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在谈到我国文化建设所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时首先指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文化建设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认识不够”，说明认识问题至关“重要”。我们党为何此时高度关注并全力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简要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发展过程，对这个问题就会有更为全面的了解，更加深刻的认识。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面临百废待兴的局面，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是指导和检验经济建设实践和成效的重要标准，当时的主要精力也是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同时客观上其他矛盾问题并未充分显现，我们对各项事业和全局发展规律也有一个认识过程。

21世纪初，党在实践中发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还不能包容所有问题。因为，各种矛盾涉及方方面面，最后都会渗透到社会各阶层、各领域甚至每一个单元细胞，并直接关系亿万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从一定意义上看，社会建设对全局发展的影响甚至制约作用，比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更直接、更具体，涉及面更广泛、更复杂，处理起来要求更高、难度更大。于是以2005年2月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为开端，中央开始高度关注社会建设问题。

同年10月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再到2006年10月十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使我国现代化建设目标从原有的“三位一体”正式扩展为“四位一体”。这不仅体现了我们党对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主要目标任务的社会建设的高度重视，而且“四位一体”标志着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全局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了更加宏观科学的新水平。

再到今天，中央再次敏锐地洞察到，在我国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取得一系列辉煌成就的同时，经济、政治以至社会等大量矛盾问题不仅依然存在，而且逐步发现隐藏在这一系列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在不同程度上，文化同样是起重要甚至决定作用的因素，只不过它是以一种“软实力”的形式起着潜移默化但却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经济、政治、社会等工作相继部署完毕并取得一系列成效后，这个问题如再不引起高度重视，正如《决定》所指出的：将会直接影响“四体一体”战略格局的构建，直接影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的如期实现。同时客观上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条件也已具备。于是文化改革发展被提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中央第一次以全会形式研究文化工作，第一次以中央《决定》形式下发文件，第一次将文化强国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目标加以部署实施。

回顾这个历史过程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按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项工作的顺序，在力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中央基本上是每十年左右重点关注并着手解决一个重大主题，同样每十年左右我国在不同领域取得一次重大进步。这既说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发展有其自身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内在规律和演进脉络，各个历史时期有各自不同的发展重心和工作重点。也说明经济、政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必然会凸现出来。同时还反映了我们党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是一个坚持不懈同时又十分艰辛的探索过程，是一个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过程。因此，高度重视文化改革发展，不仅十分“重要”，而且适逢其时，需要我们深刻领会，科学把握，抓住机遇，全力推进。

2.文化发展的“紧迫性”要求各地必须高度重视文化强省建设

《决定》从国际、国内两个方面对文化建设的“紧迫性”作了阐述和强调：

（1）从我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看加快文化发展的“紧迫性”

——“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

“交流”、“交融”和“交锋”既是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发展并存的三种现象，同时又是三个不同程度的问题。

交流：与经济发展一样，对外文化交流是改革开放后我国与国际社会一种十分普遍的常态现象，是传播中华民族文化、学习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的桥梁和纽带。

交融：在交流基础上实现融合，显然比简单的交流更进一步。简言之，“交融”不仅要实现简单的“交流”，还要在此基础上实现不同程度的“融合”，这是当今世界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在社会学意义上，影响社会运行的主要因素通常有两个：一是社会系统自身原有的“屏蔽机制”，二是外来因素的扰动强度和扰动频率。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凭借自身的调节修复机制和抗扰动的“屏蔽机制”，中国的传统社会基本得以延续。然而，世纪之交，当一种体制向另外一种体制转型时，外扰程度会大大增强，内部原有的平衡和谐必然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由传统封闭的均衡社会到现代开放的不均衡社会，是转型社会的一种客观趋势甚至是必然规律。世界上“各种文明几乎无一例外是以‘多元一体’这样一个基本形态构建而成的”。“只有交流、理解、共享、融合，才是世界文明共存共荣的根本出路”。⁽¹⁶⁾

交锋：是改革开放后必不可免的意识形态冲突。我们承认交流、融合，但我们从未放弃社会主义立场，丧失民族原则，这就必然会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与西方产生交锋，文化领域往往会首当其冲。

——“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

1993年，美国国际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首先提出“文明冲突论”，他认为：“在后冷战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¹⁷⁾

2004年，曾任美国助理国防部长的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又提出“软实力”的概念，他认为：“软实力是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手段来达到自己所愿的能力。它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政策的吸引力。”⁽¹⁸⁾

2007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要求，说明了我党在这个问题上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与时俱进的战略思维。

那么，“软实力”到底指什么，有多大威力？

例如，早在21世纪初，美国文化产业占GDP的比重已达14.3%（现为25%，我国为2.75%），文化工业品每年的出口额达600多亿美元，甚至超过航天航空和电子产品的出口额，成为第二大出口品。美国当时已控制了世界75%电视节目和60%以上广播节目的生产和制作，每年向国外发行的电视节目总量达30万小时，许多国家的电视节目中美国节目往往占60%～70%，有的占80%以上。而美国自己的电视节目中，外国节目仅占1%～2%。美国电影现已占据世界总放映时间的一半以上，占据世界电影市场总票房的三分之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电影市场几乎被美国电影所垄断。仅《泰坦尼克号》一部影片的利润就达18亿美元）。迪士尼公司制作的一部《花木兰》系列动画片的票房收入就超过了20亿美元。《阿凡达》全球票房突破10亿美元仅用了半个多月，而隐藏在产品实物背后文化价值观的影响力更难用数字估量。⁽¹⁹⁾

——“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

所谓“国家文化安全”，一般是指国家文化整体发展不受威胁，免于侵害。是指一个国家以独立自主地选择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抵制其他国家试图以意识形态及在此指导下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式强加于本国的做法，以保护本国民族的价值观、行为方式、社会制度等不受干涉，保护文化的民族性，维护民族的自尊心和凝聚力，并利用必要有手段扩大本国文化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国家文化安全一般涉及制度、产业和精神心理等三个层面。⁽²⁰⁾

当前，国家文化安全之所以至关重要，正是源于当代全球一体化国际环境所形成的以下几个主要特点：⁽²¹⁾

一是“共生性”是影响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前提：在被视为“地球村”的未来世界，高度开放、高度关联和高度融合是必然趋势，各种社会群体都是整个“社会链”中敏感的一环，种种社会因子会借助这个“链”上的各种方式和媒介载体萌生共长。这样，矛盾危机一旦爆发，便可借助这个传导机制冲破地域、领域界限快速流动，出现牵一“发”便可能动“全身”，一瞬间便可覆盖全社会甚至波及全世界的局面。因此，一种简单的表面现象后可能蕴藏着多个复杂因素，一种偶然的个别现象可能会上升为共性问题，一个区域性局部矛盾往往也可能会演变为全局冲突，以传统方法难以控制，有时甚至以高科技手段也无法封堵，从而产生波及甚至危及全局的重大影响。因此共生性既是当代世界的发展趋势，又是影响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前提。

二是“离散性”是影响国家文化安全主要的外在条件：强调当代国际社会是一个高度开放、高度关联和高度融合的统一体，并不意味着整个社会就此便是铁板一块。相反，未来社会是一个既高度一体化又高度离散化的矛盾统一体。以往一种简单因素便可影响以至支配全社会的现象已不复存在，聚集性因素日渐弱化，离散性趋势日益加剧。而且，由于社会信息传播手段的高度发达，一旦需要或条件成熟，各种离散性因素又会从各个渠道以加速度迅速汇聚，交融互感后常会“衍生”“变异”为对社会秩序的冲击波，甚至会产生始料未及的后果。这种由聚集到离散、再由离散到聚集的双向过程，必然会给一国社会管理增加难度，同样也会影响社会承载力要素的结构形式和负载程度。显然，离散性是影响国家文化安全最重要的外在因素。(www.xing528.com)

三是“潜在性”是影响国家文化安全最重要的不确定因素：当代社会日新月异，瞬息万变，人类在飞速发展、创造现代化奇迹的同时也生产了大量副产品，有的奇迹（如核技术、克隆技术等）甚至已超出了当初的设想而令人难以置信，甚至难以驾驭。于是，潜在的矛盾逐渐积累，无形的危机日益加剧。在这种高速度前，由于人们会有不同程度的“晕轮效应”，不可能都意识到潜在的矛盾问题甚至风险危机，于是大量的问题或被表面繁荣所掩盖，或被高速度一掠而过。从而使人们对风险的认识和把握难度大大增加，对全局性的波及面难以测向，对其影响力难以定位，对一些突发性因素更难以预控，而这种潜在的不确定性恰恰是影响国家文化安全最重要的不确定因素。

因此，如前所述，当前，我们既要承认全球一体化环境下，各民族甚至各种意识形态指导下的文化形式将实现不同程度的“交流”“融合”，同时也必须高度警惕由此所产生的文化“交锋”，警惕这种交锋可能对本国和本民族文化所带来的安全影响和潜在隐患。

——“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近年来世界文化发展呈现出几个基本趋势：⁽²²⁾

一是从发展取向看，呈现以往由各国、各民族按自身历史轨迹注重纵向、独立发展，到逐步按全球一体化趋势注重横向联系、融入整体共同发展的变化。

二是从发展格局看，呈现从以往偏重一种模式，甚至用西方所谓“先进文化”来取代“落后文化”的“文化现代化”过程，到逐步尊重各民族文化多样性、甚至有意识保护弱势文化的变化，如目前国际社会对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日益重视便是不争的事实。

三是从发展态势看，呈现更为关注东方变化，尤其关注“中国模式”的态势。人们（包括西方一些有识之士）越来越意识到，即便现代化之路始于西方，即便它有很多经验值得效仿借鉴，但一种模式毕竟不能代表人类未来的所有选择，更何况这种模式的弊端已日益显现。“中国作为一个历史久远、文化资源极其丰厚的大国，有可能、有条件抵制前一种思潮，为后一种思潮提供可能的新思路。”⁽²³⁾那么，在这种历史环境中，我们应作何选择？

“长期以来，人们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看法，认为文化事关意识形态安全，担心文化进入市场后，会改变社会主义文化性质，弱化党对文化的领导，引起思想的混乱。”⁽²⁴⁾其实，现在不单是中国等东方文化融入世界甚至担心被西方文化同化改造的问题，而是我们站在了更能发挥作用的十字路口。

费孝通先生指出：“人们常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是不错的；反过来说，只有世界的，才是民族的，才能使这个民族的文化长盛不衰。”⁽²⁵⁾

早在1974年，英国著名史学家汤因比就曾指出：“中国文化如果不能取代西方成为人类主导文明，那么整个人类的前途是可悲的。”而“软实力”理论的倡导者、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2008年则指出：“近年来，尤其是入侵伊拉克以来，美国软实力大大下降。”而“在美国吸引力或软实力下降的同时，中国的软实力却在提升。”⁽²⁶⁾现在的关键是我们能否高瞻远瞩，未雨绸缪，能否“走出去”，何时“走出去”，如何“走出去”。

（2）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和人民生活需求看“紧迫性”

《决定》用四个“越来越成为”加以强调：

——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

例如：目前全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中，浙籍华侨已达100多万人，仅从中国内地去法国定居的20多万华人中，就有大约70%～80%来自浙江。以往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十分强烈，近年来民族自豪感与日俱增，除经济因素外，相当一部分是通过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等文化途径实现的。

例如，地方志是我国独有的传统文化形式，是传承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重要纽带，可以产生强烈的文化归属感和认同感。特别是海外华人华侨，他们虽远隔重洋却难舍亲情，地方志往往成为他们寻根问祖的宝典、了解乡情的视窗和报效祖国的桥梁，可见文化对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意义，而随这种“凝聚力”而产生的“创造力”更难以估量。

——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

“一个民族，只有文化体现出比物质和资本更强大的力量，才能造就更大的文明进步；一个国家，只有经济发展体现出文化的品格，才能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²⁷⁾文化能否“强国”其实涉及两个问题：一是能否构成“综合国力”，二是能否参与“竞争”，一个重要判断标准是看其占GDP总值的比重。

以文化产业为例：2000年，我国才正式命名，而今，全国总量已超1.1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为2.75%（我省目前为3.8%，广东已达5.6%，北京、广东、江苏、浙江等总量已超千亿，当然有的省份统计口径不同）。按国际上一般以超过5%定为支柱产业的口径来观察，2010年，北京文化产业增加值已达1692.2亿元，占GDP的比重为12%，已成为仅次于金融业的全市第二大柱产业。而且这个势头不仅在北京同时在全国方兴未艾。

目前，我国现已是世界第三大电影生产国，第一大电视剧生产国，年出书品种、总量稳居世界第一。但这都还只是“量”的概念，如果从“质”、综合效益、国际影响力等要素看，我们还有相当差距。如全国500多家出版社的收入总和，尚不及德国贝塔斯曼集团一家的年收入，我国目前文化产品的进出口逆差为10∶1。

在2010年一份对中央国家机关、在京有关院校和科研院所官员学者“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问卷调查中，被测各主要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依次为：美国88.95，法国78.44，英国76.43，德国74.27，日本74.14，韩国67.84，中国65.65，印度60.07。⁽²⁸⁾这个问卷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从一定意义上反映了我国公众对世界主要国家和本国文化“软实力”的评价现状。

撒切尔夫人当年曾对中国人断言：只能出口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的国家，成不了世界大国，因此我们任重道远。但我们也坚信，按目前发展势头和国外经验，文化一定能够“强国”。

——文化“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

根据国际经验，人均GDP在1000美元以下，居民消费主要以物质为主；如达到3000美元则进入物质和文化消费并重阶段；超过5000美元则转向文化消费为主。目前我国人均GDP已超过4200美元，浙江省已突破9000美元。按国际经验，我国每年文化消费能力为4万亿元，目前实际不足1万亿元。如果把这个潜力开发出来，显然对经济发展影响重大。

以浙江成就最为显著的民营文化产业对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度来看：发展到今天，全省已有民营文化企业4万多家，涉及影视、印刷、演艺娱乐、艺术品经营、旅游、广告、会展等10个行业，从业人员75万人，投资总规模在1300亿元以上，比2009年增长近6倍。我省有“中国电影第一股”：华谊兄弟公司（2009年10月上市）。“中国电视剧第一股”：华策影视公司（2010年10月上市）。“中国演艺第一股”：宋城集团（2010年12月上市），等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省民营企业从文化这一特殊角度对经济发展所作的贡献，特别在当前“转型升级”的重大关口前意义重大。即“层次低、规模小、结构散”的传统产业，简单的出口加工模式转什么、向何处转，发展文化产业不失为可鉴之策。

而且，文化产业将不仅会带动经济发展，还会在拉动就业、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产生有形经济和无形社会效益，当然会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因素。

——“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

截止到去年，我国城镇居民文化消费占支出的比例为7.2%，农村居民为8．4%（含文化用品购置费）。根据国际经验，当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时，居民文化消费占比约为15%～18%。如果取下限15%估算，全国文化消费总量将会增加近1倍，约9000亿元。⁽²⁹⁾因此，“丰富精神文化生活”作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日益强烈，发展趋势日趋强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