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中小企业面临三上、三下”困境及其原因分析

（三）“三上、三下”和浙江中小企业困境

2010年以来的人民币汇率上行、CPI上行、企业经营成本上升，以及投资增长率下滑、信贷投放增量下降、节能减排压力趋紧等因素对浙江经济的影响程度逐渐加剧。多重因素叠加导致省内中小企业经营成本上升的问题日渐突出，终端产品价格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传统的价格优势正在弱化，传统经营方式下的竞争力显现出不可持续性。压力之下，推动企业下决心转型升级的倒逼机制逐渐显现出效果。

1.影响中小企业成本因素中，原材料居首，汇率等因素影响不大

（1）原材料成本

从价格指数上看，2011年4月浙江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为105.9，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为109.9，进出价格倒挂差值为4.0。企业普遍存在“高进低出”现象，对企业利润影响较大。从价格传导上看，国际原油价格高企，对诸如化工、成品加工等行业产生了较大冲击。各种原材料提价的压力向下游制品企业传导的趋势明显。以温州制鞋企业为例，鞋底所用的聚氨酯材料从每吨2.1万元升至每吨2.5万元，涨幅接近20%，胶水价格也涨了近一倍。而企业产品价格上涨的幅度远不及成本上涨的幅度。

（2）劳动力

多数企业出现了因缺工导致生产能力饱和及不敢接单现象。尽管部分企业订单充裕，但企业苦于一线员工难找，开工不足，无法按时交货，直接导致企业生产下降。新生代务工人员对工厂环境、用工待遇、休息保障等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企业员工的流失率增高。尽管各个行业、各个工种的薪酬都在涨，但是劳动密集型行业仍然存在招工难的局面，如鞋类、服装、打火机、制笔、锁具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缺工较为严重。另外，从工资水平上看，2011年浙江省将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了18%，也加大了近期继续上调薪酬标准的预期。如台州一季度员工平均工资增长15%～30%，对于下阶段劳动力报酬的预测中，绝大多数企业认为还会进一步上涨。

（3）融资成本

当前融资渠道主要为银行借贷和民间借贷。从银行借贷上看，一方面是基准利率大幅提高，央行贷款基准利率由5.31%提高到6.31%；另一方面，银行提高了企业贷款的基准利率上浮幅度，许多城市商业银行实行市场化定价利率，按照企业对银行的贡献度分档制定贷款利率执行标准，加上相关的担保、评估等中介费用，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进一步提高。从民间借贷上看，由于银行信贷规模收缩，许多中小企业在短期资金周转方面寻求民间借贷，推动民间借贷利率持续上扬，企业短期资金融通需求极为强烈。一季度，浙江工业每100元负债利息同比增长11.4%，增幅比全国平均的6.2%高出了5.2个百分点。

（4）其他

企业制造费用、销售费用等都有不同程度的上浮，尤其是电力供应不足给企业生产成本带来较大的压力。实施有序用电后，企业被迫购买柴油发电机发电，成本大大提高，因此出现了万元GDP能耗比去年同期上升的现象，节能减排任务依然艰巨。如台州等多数地方已经开始实施限电措施，少则“开六停一”，个别线路甚至出现“开一停一”。

在诸多因素中，原材料价格上涨是推高企业成本的主要因素。企业总成本增长中，原材料成本几乎占了一半，劳动力成本、汇率、融资成本等位居其次。企业成本中诸如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税赋等不同程度的上浮，也影响到企业成本的上升。

2.中小企业成本上升的区域环境因素分析

在“三上、三下”的影响之下，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经营成本明显上升。这一方面是大环境的变化使然，另一方面浙江企业受其影响如此突出，也与浙江区域内的产业结构、劳动力市场、金融环境等因素有密切关系。

（1）产业结构

第一，浙江省产业结构是导致中小企业受原材料成本影响明显的主要原因。如汽摩配件、医药化工、塑料模具、船舶制造等传统产业，行业原材料主要来自原油、钢铁、废铜、对苯二甲酸等，近年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逐年攀高，使企业面临较大的成本上升压力。

第二，通胀环境加速企业原材料价格的上涨。美国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施以来，发达经济体陷入了全面通胀的困境，国际和国内双重通胀环境加大了市场和企业对原材料价格上涨的预期。

第三，国际局势的变化是导致近期企业成本上升的重要推动因素。中东、北非紧张局势特别是利比亚战争使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进入了快速上升通道。东日本地震特别是福岛核泄漏事故开始对浙江企业原材料进口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如台州废铜、废钢等主要大宗商品，70%进口于日本，如此高的依存度使目前企业一方面要满足相关订单，另一方面担心进口废旧金属的核辐射。企业寻求其他的进货渠道势必给企业带来成本的增加。

（2）劳动力市场

当前，劳动力紧缺是沿海地区出现的普遍现象。究其原因：

首先，浙江沿海企业对内地工人的吸引力下降。随着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江西、湖北、安徽等主要劳动力输出地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迅速壮大，工资水平与沿海地区差距逐渐缩小。此外，由于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改善，沿海地区的企业向中西部转移的力度加大，在当地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且生活成本远比沿海城市低，使浙江沿海地区在吸纳省外籍工人方面逐渐失去吸引力。(www.xing528.com)

其次，劳动力市场出现了变化。目前人口结构的变化表明农民工正在完成代际转换，从整体上说外省籍劳动力趋于年轻化，需求也呈现出多元现象。新一代农民工在公平、平等、维权等方面的意识日渐强化，对诸如子女教育和社保等企业福利待遇、企业工作环境以及自身的职业发展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再次，企业为化解成本上升压力所进行的技术改造而产生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加速企业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浙江省企业规模差异明显，不同行业与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提高劳动效率的过程中，较高层次行业部门工资的上涨会带动其他部门工资的上涨，从而带动省内劳动力市场整体工资水平呈螺旋式上涨。

最后，“齿轮效应”的助推。“三上、三下”继续发展的宏观背景下，由于企业职工加薪预期，消费占GDP比例将开始提高，消费趋热可能会指向更高的结构性通胀压力。一些企业为转嫁成本所采取的提高售价的方式也会加大通胀压力。特别是中小企业为主体的浙江省，企业为转嫁成本而采取的提价助长了物价的攀升。通胀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员工的加薪预期，导致新一轮劳动力成本上升，两者之间可能出现“齿轮效应”。

（3）金融环境

一是银行信贷投放规模的收缩。目前，银行信贷规模普遍紧张，对中小企业贷款门槛和贷款利率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二是企业资金成本增幅过快。由于浙江省中小企业终端消费品比重较高，存货占全国9%，应收账款占10%，因此企业对货币政策比较敏感，在银根紧缩的情况下，企业资金成本势必陡增。

三是企业缺乏直接的融资手段。由于企业长期依靠银行贷款，银行贷款成为企业融资的第一来源。与此相对的是，企业很少寻求利用信托公司融资、私募基金融资、发行短期融资债券等直接融资方式。作为民间资本，其作用也仅仅局限在短期资金回笼。

四是企业自身素质影响到融资。由于省内很多企业都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产业层次低、产业链条短、技术装备和技术含量低，企业缺乏高附加值产品，并且由于管理水平低下，企业财务状况差，缺乏成长性。因此，企业往往会因为自身规模小、抵押担保不足等使自身无法获得银行贷款。

五是省内信用担保体系薄弱也对企业的融资能力产生了一定的制约。

3.不同行业与企业对“三上、三下”承受力的差异分析

（1）汇率影响差异

企业在应对国际环境变化方面的适应能力逐渐增强。在企业承受人民币升值压力方面，经过多年的调整，出口企业总体经营稳健。尽管人民币升值对企业成本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相对而言，汇率在推动成本上升的影响相对较小，这主要表现在相对于原材料价格的上升，汇率变动占成本上升的比重较小，企业对人民币升值容忍度和心理的接受度都有了一定的提高。据调查数据显示，台州企业成本变动构成中，原材料成本增长占总成本增长的69.4%，而汇率因素仅占1.2%。同时，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特别是日本地震造成的日本部分制造业的停产、减产，巴西、越南等新兴市场国家或因货币升值过快或因国内高通胀削弱了国际竞争力。相对而言，浙江省的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仍然存在着价格优势，存在一定的涨价空间，而国际中间商的利润也有进一步摊出的可能。预计今年浙江省出口增速仍然将保持在25%以上。另外，近几年来浙江省企业在技术改造、转型升级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产品在国外的竞争优势开始不仅仅局限于产品价格方面。

（2）企业规模影响差异

“三上、三下”对企业成本的影响出现不同程度的分化。具体而言，对大型企业冲击不大，但是中小企业，特别是微型企业压力陡增。省内出现的工业企业利息支出增加主要表现在中小企业。一季度浙江私营企业利息支出增加45.5%，而国有企业仅增加1.7%。一季度小型、中型、大型企业负债分别增长24.7%、17.5%和15.9%。中小企业化解成本上涨的手段相对较少，这主要表现在中小企业价格谈判能力较弱，进行技术改造、开展多元化经营面临资金紧张、风险忍耐度低的因素制约。调研数据显示，台州近75%的中型企业认为原材料价格上涨降低企业利润，85%的小企业认为原材料价格上涨降低企业利润，这也反映了小企业在面对成本上升时面临更大的压力。

（3）不同行业之间差异

一般而言，汇率变动对于有些单纯依赖出口的行业则具有较大的冲击，据台州某洁具企业相关调研数据显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从6.7调整到6.48，6%的增幅使利润空间压缩了300万～500万元。但是，不同的行业对市场因素变动的适应性也有所不同。在汇率方面，在出口企业中休闲用品行业、医药行业所能够承受的人民币年最大升值幅度在3%以上的企业相对较多，但汽摩行业、船舶行业等则相对较少。另外，浙江出口企业许多是以订单模式生产，利润空间基本锁定，因此同一行业不同规模企业在利润率方面差别不明显，从而企业在应对汇率变动方面，行业内差别较小，而行业间差别较大。

（4）劳动力成本影响差异

浙江企业的技术改造、转型升级、企业经营环境的改善，有助于满足教育程度更高的劳动力的需求，提升浙江省对高教育程度劳动力的吸引力，从而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用工荒”。劳动力短缺导致工人在工资方面议价权的增大是无法逆转的结构性变化，目前台州在劳动力使用方面，部分企业也开始重视完善社会福利，稳定职工团队，促进企业经营规划化。在薪资方面，为了保证职工队伍的稳定，有些企业将平均工资从原先的1400元至1600元提高到了2000元。调查显示，74%的中型企业认为下阶段劳动力报酬将提高，而小型企业仅为74%，这也符合员工对中型企业工资上涨预期大于小型企业的现象。工资的普遍上涨将刺激未来的家庭消费，特别是低收入家庭的消费，从而有助于经济发展驱动力的调整。当然，也有部分企业采取了“精兵简政”的对策，如缩小管理队伍，削减负责工序的工作人员。

（5）企业应对方式的差异

尽管浙江民营企业目前面临着成本上升的困境，但是原材料、劳动力、融资成本的上升对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企业的影响差异显著。调查结果表明，部分企业认为劳动力、原材料价格的变动对企业没有影响，甚至在此宏观背景下企业利润反而出现了增加的情况，这说明企业通过多种途径，最大限度地消除了成本上升对企业的影响。这些企业或是通过技术改造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或者通过提高价格转嫁企业成本，或者采取多元化的经营分散企业成本上涨带来的压力和风险。成本上涨倒逼企业加快转型升级，迫使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有实力和规模的企业加快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加大科研投入。相比大企业，中小企业化解成本上升的效果不显著。调研结果显示，小型企业化解压力手段中，依靠提高价格占很大的比例。根据台州人行的问卷调查数据显示，面对成本上升企业选择的化解方式中，63%的中型企业选择技术改造，而34%选择提高价格。但是，在小型企业当中，选择技术改造的占42%，而选择提高价格的占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