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省区间转移趋势及影响

子课题三：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趋势——基于浙江的考察

产业转移是经济发展中的规律性现象，目前中国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现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发展趋势。与广东和江苏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主要在省区内地区间转移不同，浙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主要向江西、安徽与河南等相邻的中西部省区转移发展。在产业转移发展中，分离式转移与集群式转移成效最为明显，困难主要来自产业转移面临的不确定性，以及转入地投资环境与市场秩序有待改善。从产业转移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意义上讲，浙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发展，体现了由资源配置条件变化引致的地区经济结构变动与中国经济梯度发展的规律性特点，因而更具有代表性，其实践与成效有助推动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型升级以及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一、结构调整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

产业转移主要指低端产业从发达国家及地区向发展中国家及地区转移，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是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制造业向中西部地区进行产业转移的内在动因。改革开放30多年，浙江主要通过民营经济与劳动密集制造业发展，从资源与经济小省成长为经济与财政大省。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规模大、比重高，也因此成为浙江产业结构的一大特点。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规模过大，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相对滞后，服务业比重明显偏低的结构性矛盾也逐渐显现，产业竞争力有所下降，因而加快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势在必行。

从实践看，浙江产业结构调整已进行多年，产业结构与产业层次之所以没有随着工业化城市化水平提高而取得明显提升，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经济发展中的路径依赖现象与产业锁定效应的影响。浙江自然资源相对匮乏，轻工业基础比较好，这种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适宜于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加之，在工业化城市化初期，中国经济处于日用品消费与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体的轻工业发展期。同时，国际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主要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经济条件、产业发展与市场需求的阶段性特点既促进了浙江经济快速发展，也使浙江形成了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主体的轻小工业体系。

问题是经济发展路径与产业结构一旦形成，就会产生相应的路径依赖现象与产业锁定效应，即经济发展路径与产业结构是与相应的产业、产品、设备、技术、市场与员工相联系的。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必然要求压缩与淘汰与此相关联的相对过剩产能与落后产品，资产专用性使相关产业及企业在结构调整中面临着巨大的沉没成本。显然，经济发展中的路径依赖现象与产业锁定效应，使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缺乏相应的内生机制，需要借助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形成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的比较收益和内生动力。即外部经济环境变化使原有产业体系市场竞争力明显下降，基于结构调整成本会低于产业升级预期收益的考量，地方政府与相关企业会在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中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从而有可能通过政策扶持突破原路径依赖与产业锁定所带来的结构固化束缚，加快产业升级。

多年来浙江GDP与财政收入一直居内地第四位，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居内地省区第一位。近年来，随着东部沿海地区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以及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浙江GDP与财政收入增长相对趋缓。一方面浙江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达省份广东、江苏和山东的差距有所扩大；另一方面，与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河北、河南等省份的差距在不断缩小。其原因一是浙江产业结构与产业层次偏低，高新技术产业规模与产值明显小于广东及江苏，重化工业规模与产值不及山东。二是浙江地域偏小，人口规模偏少。浙江如果要保持GDP与财政收入内地第四以及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内地省区第一的位置，就必须加快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压缩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规模，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海洋经济和生产性服务业等高附加值产业。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海洋经济和生产性服务业是工业化城市化后续阶段的主导性产业，要充分发挥浙江资金充裕，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优势，依据产业基础与比较优势，加快发展步伐。对于浙江经济发展来说，重视与加强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海洋经济和生产性服务业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能够优化产业结构，拓展产业发展空间，完善经济体系，增强发展后劲，是浙江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经之途，也是浙江从经济大省转变为经济强省的必由之路。

问题是目前浙江省劳动密集型制造产业规模过大，要素资源供给尤其是企业用地十分紧张，节能减排约束趋强。如果政府不采取有力措施压缩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整体规模，那么浙江目前所面临的要素资源供给紧张，尤其是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海洋经济和生产型服务业发展用地不足，以及节能减排指标约束的矛盾就难以解决。可以说明密集型制造业转移事关浙江节约利用土地，优化要素资源配置，加强节能减排，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产业转型升级的大局，地方政府需审慎而行。从这个角度讲，浙江必须抓住目前国内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的有利时机，通过加快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优化资源配置，加强节能减排，加快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海洋经济与生产型服务业的发展。

二、生产成本上升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

改革开放30年，浙江经济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低价格要素资源投入。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大量农村转移劳动力到东部沿海地区打工，为浙江提供了丰富与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成为浙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发展及其产品竞争优势的主要支撑力量。毋庸讳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浙江以低价格要素资源投入推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与经济发展方式，正在受到要素资源价格不断上涨所带来的企业生产成本持续上升，产业竞争力逐渐下降的严峻挑战。经济发展外部环境变化所带来的资源成本持续上涨、商务成本不断上升与劳动力成本快速上调，成为浙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的主要外在压力。

其一，资源成本持续上涨。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随着投资规模扩大与经济快速回升，国际市场能源、原材料与大宗商品价格持续再次大幅上升。其中，纽约市场石油价格从2010年5月的低点69.58美元／桶，上涨至2011年3月的106美元／桶。铜价格从2010年6月的低点6130美元／吨，涨至2011年2月的10160美元／吨。2011年铁矿价格比2010年上涨20%以上。能源、原材料与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必然大幅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

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看，发达经济体缓慢复苏与新兴经济体快速增长，将会带动全球能源、原材料与大宗商品需求的持续增长，从而使国际市场能源、原材料与大宗商品价格保持持续上涨态势。寄希望于能源、原材料与大众商品价格的趋势性下降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提高企业竞争力与产品盈利能力是不现实的。

其二，商务成本不断上升。地价是影响企业商务成本的主要因素，浙江陆域面积10万余平方公里，土地面积狭小且多为山地丘陵。随着制造业的发展与城市化进程加快，土地供给矛盾日趋紧张，企业工业用地价格不断上升，工业用地指标十分紧张，以至于一些具有良好发展潜力与前景的高新技术产业项目也因为地方工业用地指标紧张而难以落地。工业用地价格高企，既抬高了企业创业发展的投资门槛，也抬高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由于用地规模大，盈利能力偏弱，企业工业用地价格高企，使之难以与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有效竞争。这也是目前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纷纷转移到中西部地区落户发展的主要原因。

事实上，浙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至今还有所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相当部分企业其工业用地的原置成本只有数千元与数万元／亩。若以目前浙江工业用地价格来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是很难具有竞争力的。值得关注的是，浙江有相当一部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正是利用早年低廉的工业用地原置成本，以土地市场价格为基准，或在银行以土地现价质押贷款，或以土地现价出资进行项目投资，或以土地现价转让直接获取高额的土地转让收益等。总之，利用工业用地的原置成本与市场价格的巨大差距进行套利，获取非经营性收入，以此维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存与盈利。

这是一部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不急于产业转移的重要原因，也是一直以来浙江部分中小企业热衷于工业用地的圈地囤地的主要诱因，亦是部分开发区内企业工业用地空置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这种现象的存在一方面造成工业用地闲置，同时人为导致工业用地紧张；另一方面以圈囤工业用地套利，严重影响企业创业创新的积极性。显然，这种做法扭曲了市场资源配置机制，对企业生产经营与地区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各级政府需要尽快采取措施，化解由企业圈地囤地带来的工业用地闲置与紧张的矛盾，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其三，劳动力成本快速上调。劳动力供给充裕，劳动力成本低廉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主要竞争力。2010年以来，中国劳动力成本出现明显上升趋势。一方面各级政府为改善低收入阶层的收入状况，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推动劳动工资逐年合理上涨；另一方面，随着经济规模扩张与劳动力供给增长趋缓，用工荒现象开始出现，特别是2011年年初全国性用工荒初露端倪，劳动用工缺口成为拉动劳动力成本上调的主要市场因素，尤其是技术工人短缺，成为拉动劳动力成本上调的主导力量。

劳动力成本上调在浙江表现得尤为明显，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浙江经济相对发达，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处于国内省区首位。同时，浙江房地产价格高企，全国十大高房价城市浙江占有3席（杭州市、温州市、宁波市）。制造业相对集中的县级城市义乌、永康与余姚等地城市商品房价格高达每平方米近2万元，较高的城市居民人均收入与高企的城市房地产价格都会不同程度的影响劳动力成本。目前，浙江制造业的外来用工中，普工收入已达每月2500元左右，技工收入每月5000元左右，工资水平与普通大学毕业生相差无几，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处于国内省区前列。应该看到，目前劳动力成本上调尚处于起始阶段，由于劳动用工缺口逐年扩大，生活成本逐年上升，劳动工资逐年上涨是不可避免的。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相关权威研究机构预测，2015年是中国劳动力供给与人口红利的拐点，劳动用工紧张与劳动力成本上调的趋势正在形成与强化。因此，浙江的企业要未雨绸缪，尽早筹划劳动力成本快速大幅上调的对策，争取通过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尽早形成高劳动力成本下的产业与企业竞争优势。

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途径

考察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可见，省区内转移与区域间转移是主要途径。广东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主要向经济欠发达的粤北地区转移，江苏主要向经济欠发达的苏北地区转移。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广东和江苏的产业转移趋势日趋明朗，这一方面是因为随着经济发展，广东珠三角和江苏苏南地区的土地资源紧缺，商务成本高企和劳动工资上涨，已不适宜大规模发展传统产业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另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市场需求疲软，东部沿海相对发达的地区和城市已难以通过区位优势进一步扩大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出口经济规模，需要将部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企业及时转移到具有资源要素供给条件，商务成本与工资水平较低的地区。

广东早在2005年就提出产业与劳动力双转移的思路，出台了《关于广东省山区及东西两翼与珠江三角洲联手推进产业转移的意见（试行）》和联席会议等工作机制。国际金融危机后，广东又提出产业和劳动力双转移战略，出台了《关于推进产业和劳动力转移的决定》，《广东省产业转移区域布局指导意见》等文件，推动产业与劳动力的双转移。正是着眼于经济发展的趋势性变化与产业升级规律，使广东加快了产业与劳动力的双转移步伐，促进了珠江三角洲地区产业升级以及粤东、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www.xing528.com)

江苏经济发展南北差距大，苏南经济发达，但是资源环境约束趋紧。苏北地域广阔，交通便利，但是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为发挥苏北地区资源环境优势，加快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江苏以国务院2009年6月通过《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为契机，提出苏南提升、苏中崛起与苏北振兴的产业发展思路，推动产业、技术、劳动力向苏中、苏北地区转移，以江海联动，南北呼应与三大区域互动推动地区经济协调发展。2009年苏中、苏北对全省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达到42.3%，提高2.9个百分点。

显然，广东粤北地区和江苏苏北地区要素资源供给条件较好，投资不足，经济发展滞后，劳动力成本相对偏低，有利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发展。与广东和江苏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主要在省区内地区间转移不同，浙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主要向江西、安徽与河南等相邻的中西部省区转移发展。

浙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区域间转移是由内外部条件决定的。浙江地域狭小，且多为山地与丘陵，缺乏产业转移所需要的地域空间以及土地等大量后备要素资源。同时，浙江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小于广东和江苏，广东地区经济发展差异指数0.77，江苏0.71，浙江0.38，全国0.67。浙江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不是很大，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衢州与丽水等地要素资源供给与生产成本并没有非常明显的优势，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转移发展的吸引力不是很强。此外，丽水等地区环境脆弱，不适合能耗大、污染高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发展。衢州等地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发展虽然有一定的条件，但是也面临着要素资源供给趋紧、节能减排约束强化等矛盾，难以较大规模的承接浙江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况且，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主要在省内地区间转移，无益于解决浙江目前面临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规模过大所带来的产业层次偏低、产业结构失衡与节能减排压力等问题。

与浙江毗邻的江西、安徽、河南等中西部省区要素资源供给条件较好，企业工业用地每亩数千元至数万元，普通劳动力工资不到浙江三分之二，企业生产成本明显低于东部沿海地区。同时，要素资源相对充裕，节能减排压力不大，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发展空间大。加之，由于投资不足，经济发展滞后，这些省区地方政府对于承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加快地区经济发展积极性高，对外来投资与产业转移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此外，中央政府为了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出台了一系列鼓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进行产业转移的优惠政策，从而给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浙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带来了良好的市场环境与政策条件。总体上，浙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需要实行区域间转移为主，省区内转移为辅的梯度转移发展模式。目前，浙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主要向毗邻的江西、安徽、河南等要素资源供给条件较好的中西部省区转移发展。

四、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方式

从浙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发展方式看，分离式转移与集群式转移成效最为明显。所谓分离式转移即浙江企业在中西部相关地区设立生产与原材料基地，将一部分劳动用工强度大、能耗与污染偏高的生产制造环节转移过去。分离式转移的优点在于能够充分利用转入地要素资源供给条件较好，劳动用工成本较低，节能减排压力相对不大等条件，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扩大产能，提高产品市场占有率。对于转入地政府来说，分离式转移也有利于增加地方就业与税收，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对于浙江转移企业来说，分离式转移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产业延伸，产能扩张与产业链重组的生产方式，有助于浙江转移企业加强产品研发与营销网络建设，实现产业链优化与价值链提升的“微笑曲线”发展模式。

从实践看，浙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一般通过分离式转移，将生产环节延伸到相应的中西部地区，而将产品研发与营销等环节留在浙江当地。由于转移地产业发展环境相对宽松，使浙江转移企业有条件降低生产成本，扩大产能。同时，随着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与市场需求增长，企业转移发展所形成的新增产能，也可以就近销售。从国内外市场需求变化趋势看，国内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与市场需求潜力大，将会成为新的市场需求增长地。浙江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有利于开拓国内市场，形成销售网络，扩大产品销售。此外，分离式转移在一定程度上也缓解浙江地方政府对于产业转移有可能带来地方产业空洞化的忧虑。

从逻辑上讲，地方产业转移必然影响地方GDP与财政收入，这也是浙江一些地方政府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不太热心的主要原因。分离式转移尽管转移了生产制造环节以及相应的产值与税收，企业总部以及研发和营销环节依然留在浙江当地，与之相关的产值与税收也留在浙江当地。同时，生产制造环节的转移能够减轻浙江企业用地与节能减排压力，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加快产业升级，对于浙江地方经济增长与地方企业发展来说是利大于弊。

所谓集群式转移即为了推动与实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建立产业转移政府间联系渠道与协调机制，形成由地方政府推动的产业转移平台与转移园区。从实践看，转出地政府与转入地政府加强信息沟通、工作联系与政策协调能够增强两地政府间的互信，提高工作与政策的协调性，从而增强产业转移的透明度，减少产业转移的盲目性，提高产业转移的工作效率。尤其是浙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规模大，在转出地与转入地政府的有效沟通与协调下，在转入地建立“产业飞地”，形成产业转移平台与转移园区。实现产业的集群式转移，能够加快产业转移步伐，提高产业转移效率。目前，由地方政府推动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集群式转移态势良好。

值得一提的是，浙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小企业众多，由于企业规模偏小，在产业转移中企业单个转移，一方面转入地政府由于就业与税收不多，承接产业转移积极性相对弱化，所提供的优惠政策也会随之减少；另一方面，由于转入地缺乏相关产业配套能力，使中小转移企业生产经营难以为继，如果实现集群式转移相关问题就能迎刃而解。实践表明，由地方政府牵头，通过转出地与转入地政府合作进行产业转移成效十分明显。这主要表现为信息透明、政策协调、手续简便、操作规范、规模化转移等方面，从而大幅度降低产业转移中的交易费用，增强企业产业转移的意愿与信心。

从浙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先行转移的地方与企业看，并没有出现由于产业转移而带来的地方GDP与财政收入大幅下降，经济增长与企业发展难以为继的状况。相反，一些先行转移企业不仅在中西部地区享受当地政府优惠政策，并以相对低廉价格取得用地指标，建立起相应的生产设施与原材料基地，并且开拓了中西部市场。企业市场竞争力明显增强，产品市场占有率显著提高。其实这是国内外产业转移中的普遍现象与转移效应。正是基于这种产业转移效应，产业转移发展才有可能成为促进企业增长，推动地方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加快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主要途径和方式。浙江娃哈哈与华孚色纺等企业就是转移发展的成功案例。其中娃哈哈通过在中西部地区建设生产基地与销售网络，大幅度提高了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华孚色纺通过在中西部地区建立生产与原材料供应基地，较大幅度降低了生产成本，保证了原材料供应，提高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整体上浙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尚处在启动阶段，这主要体现在相当部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还处在转型发展还是转移发展的两难抉择状态。不少地方政府对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有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也心存疑虑。实践表明，在政府主导型经济中，有效的产业转移既需要企业决策，也需要政府推动。如果转移企业与地方政府不能达成共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必然进程缓慢，这种迟缓有可能使浙江错失目前结构调整与产业转移的良好机遇。

五、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难题

从浙江已有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转移发展的实践看，难度主要在于思想与观念滞后。一方面，一些地方政府对产业转移影响地方即期GDP增长存在疑虑，没有认识到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适度转移是浙江结构调整、产业升级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一些企业认为中西部地区投资环境与市场秩序有待改善，企业没有必要冒险去进行产业转移，因此希望就地转型发展。加之，目前浙江经济环境中那些需要转移发展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依然可以通过低价圈占土地的质押获取银行贷款等方式，维持生存乃至于获得一定的收益，产业转移的主动性与迫切性自然弱化。

问题是就地转型发展意味着要淘汰这些相对过剩的落后产能，这必然会带来相应的沉没成本，造成相关企业与金融机构的资产损失。从实践看，浙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比较缓慢，相当多符合产业转移条件的企业及其产能仍然滞留在经济相对发达，工业用地紧张，节能减排矛盾突出的地区，影响地区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如果不抓紧目前产业转移的有利时机，这些相对过剩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能，就有可能成为地方产业结构调整中难以消化的经济包袱。当然浙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除了企业自身原因外，转入地市场环境与转出地政策环境也是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客观分析，中西部地区由于市场化进程相对滞后，企业转移发展中的非市场非规范因素比较多，这无疑会增加浙江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转移发展的交易费用，并且带来产业转移发展的诸多不确定因素。尽管产业转移发展有利于企业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一些企业依然会因为产业转移发展中有可能面临着过高的交易费用和不确定性而难以抉择。值得欣慰的是在中央政府加快产业转移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推动下，中西部地区纷纷加强投资环境和市场秩序建设，这对于拉动浙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是十分有利的。

近年来，浙江地方政府加快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发展的步伐。一方面在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的大趋势下，地方政府需要通过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适度转移来优化资源配置，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另一方面，在节能减排，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需要将部分高能耗高污染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转移出去。显然。浙江经济发展环境与发展要求的变化，为地方政府加快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提供了动力。

从实践看，目前浙江各级政府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转移的支持还有待加强，包括需要尽快明确地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进行产业转移的范围与对象，对需要转移发展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所面临的困难与问题应该采取哪些扶持政策与支持措施要尽早筹划，加强与转入地地方政府进行产业转移的联系和沟通工作，建立产业转移政府间联系渠道与协调机制等。事实上，地方政府产业转移政策不明确也会影响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转移发展的意愿。从这个角度看，地方政府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的态度与政策，对于加快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具有明确的引领与推动作用，各级政府有必要加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的规划、协调与推动工作。

综上所述，从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的总体状况看，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趋势已经初步形成。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规模大，商务成本与劳动力成本上升快，产业转移的压力与动力明显强于东部沿海其他省区。浙江是制造业大省，由于地域狭小，缺乏产业转移所需要的地域空间，同时，省内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不是很大，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需要向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中西部地区转移发展。这也是浙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率先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发展的主要原因。从产业转移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意义上讲，浙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发展，体现了由资源配置条件变化引致的地区经济结构变动与中国经济梯度发展的规律性特点，因而更具有代表性。其实践与成效，有助推动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型升级以及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子课题负责人：傅允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