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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翊钧的政治报复和亲政扬扬自得

时间:2023-05-1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不过张居正还是受到穆宗的重视,让他负责对朱翊钧的教育。冯保被抄后,朱翊钧下一步就会将矛头对准张居正了。这时,恰有大臣弹劾张居正十四条罪状,朱翊钧立即抓住了这个机会。于是在张居正死后一年,朱翊钧下令追夺张居正的上柱国、太师荣衔,文忠公谥,并罢其两子的官职,随后对张家进行查抄。在对张居正和冯保清算报复之后,朱翊钧终于扬扬自得地亲政了。

朱翊钧的政治报复和亲政扬扬自得

神宗朱翊钧

(公元1563~公元1620年)

在位时间:公元1572~公元1620年

曾用年号:万历

谥号:无

庙号:神宗

安葬地:定陵

公元1563年,明穆宗第三子朱翊钧出生。

公元1572年,明穆宗去世,朱翊钧即位,是为明神宗。

公元1573年,张居正开始实行改革。

公元1577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是我国赋税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

公元1601年,江南爆发了一次明朝末年最有声势,组织最严密的反矿监税使的斗争。

公元1618年,后金努尔哈赤以杀祖杀父等“七大恨”告天,誓师伐明。

公元1219年,明军与后全军展开“萨尔浒之战”,明军大败,明军与后金的军事力量对比发生逆转,明军从此转入防守。

公元1620年,明穆宗死去,时年58岁。

公元1572年,8岁的朱翊钧被父亲明穆宗册立为皇太子,几个月后,父亲穆宗去世,于是这个刚被立为太子的朱翊钧在懵懵懂懂中被抱上龙椅,接受百官的朝贺,成为明朝历史上第13个皇帝,明神宗。

朱翊钧是穆宗的第三子,5岁的时候,就被父亲批准读书,这在大明历代皇子中,可算是一个特例了。他的老师便是后来叱咤风云的名相张居正。张居正对这个小皇帝的教诲可谓是孜孜不倦,为了让这个小皇帝能够对历史对为君之道有个初步的了解,张居正将尧、舜以来天下君主所做的可效法的善事81件,应警戒的恶事36件,编成类似于连环画的故事书《帝鉴图说》。后来,张居正又从历代皇帝的实录和明太祖的《宝训》中,分门别类地编成《创业艰难》、《励精图治》、《勤学》等40本书让万历阅读。上课之余,张居正总向朱翊钧讲一些如何为君的正论。张居正行事端正,似乎永远是智慧的象征,他很注重外表,袍服每天都像崭新的一样折痕分明,他不开口则已,一开口便能点中事情的要害,这些使少年朱翊钧极其敬畏。李太后对此极为赞赏,每当张翊钧不用功的时候,她便把张居正搬出来,说:“告诉张先生吧,怎么样?”或者“这叫张先生知道了可如何是好?”朱翊钧虽害怕,但也暗暗地滋生了不满情绪。这给以后朱翊钧残酷地报复张居正埋下了祸根。

朱翊钧即位后的前十年,是万历朝最为昌盛的时期,当时国泰民安,太仓的积粟可用10年,国库的钱财多达400余万。当然,这主要是张居正励精图治的结果,(www.xing528.com)

张居正是穆宗东宫时的亲信,穆宗上台后,张居正也得以进入仕途,于公元1567年被选入阁。第二年,张居正便向穆宗上了一封《陈六事疏》。主张实行改革,提出“省议论”、“振纲纪”、“重诏令”、“覆名实”、“固邦本”、“饬武务”六大急务,深得穆宗嘉许。但可惜穆宗早逝,张居正当时又不是首辅,所以这些颇具见识而又切中时弊的主张暂时还得不到实行。不过张居正还是受到穆宗的重视,让他负责对朱翊钧的教育。朱翊钧即位之初的内阁首辅是高拱,高拱自以为是先帝重臣,对小皇帝朱翊钧并不是很尊重,因此张居正立即献上奇计,高拱于是下台,张居正取而代之。此后,大权在握的张居正便雷厉风行地将他的改革梦想付诸实施。

这场改革最先从政治上开始。张居正力主整顿吏治,为的是解决当时全国贪污腐败成风,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的日益恶化的形势。公元1573年,整顿吏治的措施“考成法”出台了,这项由张居正提出来的措施,着重点在于清查官吏的腐败问题和提高政权机构的办事效率,此令一出,可谓轰轰烈烈、朝野震动,吏治与办事效率有了明显改观,为其他改革的推行,奠定了基础。

张居正随后进行的便是经济方面的改革。张居正首先是裁减冗官冗费,而且控制皇室费用,以减少开支,随后于公元1577年,清查丈量全国各类土地,实现“开源”,增加生产。在此基础上,张居正开始施行“一条鞭法”,这个制度后来被称为我国赋税史上的一次大改革。它主要包括统一役法、田赋及其他土贡方物一律征银、以县为单位计算赋役数目、赋役银由地方官直接征收等四项内容。这次改革所取得的效果,是生产和货币经济都得到充分发展。在军事方面,张居正主要进行的是是整顿军备,加强边防。他重用了戚继光、李成梁、王崇古等名将加强边防,同时对蒙古采取安抚睦邻政策,从而确保了明王朝边防的巩固。对此朱翊钧非常满意,他曾为此褒扬张居正说,“先生公忠为国,所用的人没有不当的。”

但张居正并不是一个完人,首先他并不是个廉官,曾利用权力为自己的家人谋私利;其次就是张居正父亲的死后,张居正居然不回家丁忧,而是继续在朝中当值,这现在可以说成是一心扑在事业上,但在当时,却是非常大逆不道的事情;而后来张居正回家葬父,大肆铺张,沿途官吏纷纷前来郊迎,甚至连藩王都得出府迎接这个当朝最为权重的内阁首辅。

公元1582年,这个深受朱翊钧和皇太后重视的内阁首辅张居正终于去世。朱翊钧最初十分悲痛,他特意下诏罢朝数日以志哀,追赠张居正上柱国的荣衔,赐谥文忠公,并命四品京卿、锦衣卫堂官、司礼太监等人护送归葬江陵。身后的恩礼如此隆重,在大明历代的臣僚中,都是极罕见的。但是不久,朱翊钧的态度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促使朱翊钧对张居正态度改变的,便是曾被张居正设计陷害而被罢官回家的高拱。高拱临死前,曾写了一本《病榻遗言》,里面揭露了早年张居正和冯保等人的一些丑恶事情。这本书被辗转呈到朱翊钧的手里,朱翊钧看后大怒,首先就将冯保逐出宫去,查没其财物。这次对冯保的查抄,朱翊钧得金银100余万、珠宝无数,结结实实地尝了次查抄的甜头。

冯保被抄后,朱翊钧下一步就会将矛头对准张居正了。这也是出于树立自己的权威,达到总揽朝纲的原因,但还没有找到借口。这时,恰有大臣弹劾张居正十四条罪状,朱翊钧立即抓住了这个机会。于是在张居正死后一年,朱翊钧下令追夺张居正的上柱国、太师荣衔,文忠公谥,并罢其两子的官职,随后对张家进行查抄。查抄的结果,却只得黄金一万余两、白银十几万两,算不上什么巨富。钦差觉得不好向朱翊钧交代,于是把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抓来拷问,张敬修受不住皮肉之若,信口说还有30多万两银子,分藏在别人家里,结果那些人家也受牵连,被查抄。不久张敬修投河自尽,张家的惨状也令朝野惊悸,于是大臣们上疏请求从宽处理,朱翊钧才下诏留空宅一所、田10顷,赡养张居正的母亲。

在对张居正和冯保清算报复之后,朱翊钧终于扬扬自得地亲政了。但这个从小就受到张居正严格教育的皇帝,却因为那段中规中矩的学习生活,产生了严重的逆风心理。张居正曾劝他做的都不做,张居正执行的政策他统统废除,全然不管这些措施是否是真对国家有利。于是被张居正革除的冗官冗费恢复了,皇室的生活用度也大大地增加。而张居正千辛万苦地教育朱翊钧,希望他成为一代明君,朱翊钧也反着来,日夜纵酒作乐,动辄大醉,醉后必怒,怒了则要胡乱打人,宫女、中官稍不留意,就要遭杖责,重的常被打死。他还逐渐学会了抽大烟,玩花鸟。最后就连日讲经筵和早朝等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到后来索性以“圣体违和”为由,停止了日讲和早朝,于是大臣们就很难再见到这个当朝皇帝,于是便纷纷上疏劝谏。朱翊钧见了大多大臣们的上疏,烦也烦死了,干脆把不理朝政公开化,从公元1590年起,到死都不再临朝,大臣的章奏,他的批示、谕旨,全靠内监传达。甚至连郊祀等礼仪,也不亲自参加,而让别人代替。直到公元1615年因要解决自己宠爱的郑贵妃的“梃击案”,这才召见过一次群臣。朱翊钧的反叛心理是越来越突出,张居正专权期间,提拔了大批的官员,朱翊钧便将这些官员大多免职,之后也不再进补。到公元1602年,官员短缺的现象已令人震惊。中央九卿要员中空缺一半,有的衙署竟无一人。到公元1612年时,内阁仅剩下叶向高一人,六卿仅有赵焕一人,都察院连续八年没有领导,全国半数以上的府没有知府,而新科文武进士及教职数千人,却待命在京无人管。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公元1617年的一天早晨,官员们上朝的时候,发现有100多个人在长安门外聚集,围成圈跪着号哭,上前询问,回答说是镇抚司所管犯人的家属,因“衙门里没有主事的官,好长时间犯人不得判决,只在那里耗着,人都快死光了!”

朱翊钧是幸运的,因为在他即位后的那段时间,中国已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商品经济迅猛发展,城市更加繁华,物产日益丰富,贸易往来也急剧增加。大量的钱财搜集上来,使得这个本来就贪财好货、纵情酒色的朱翊钧更是放开手脚,极尽铺张浪费之能事。为给他的皇子办冠婚礼,朱翊钧竟然花费了相当于今天4亿人民币的银两。为买称心的珠宝,一次就花掉相当于20多亿人民币的白银。在朱翊钧的带动下,朝廷兴起一股奢靡之风,不久就将国库掏空了。为了继续维持庞大的花销,朱翊钧竟然搬出了当年张居正开源节流的做法,“节流”当然没有必要,而“开源”则是个好办法。于是,他以空前的热情,开始了敛聚钱财的活动。

万历最初想到的“开源”的点子,首先就是让官吏向他“进奉”,把进奉财物的多少,作为衡量官吏是否效忠皇上的标准。他平白无故地把大监拖来拷问,兜一阵圈子后,就要他们献金银珠宝。头脑灵活立即献上的,当即释放,执迷不悟的,就往死里打。这样搜刮上来的钱财毕竟为数不多,朱翊钧于是又将手伸向百姓,他借口乾清、坤宁两宫被烧需要大笔款子修建,抽调大批太监,充当“矿监”、“税使”,分派到全国各地,搜刮民脂民膏。这就是十分有名的“采榷之祸”。万历皇帝对钱财的奇贪,前无古人。当时征税的对象,不仅是商人、土地所有者,就连官吏、农工等也都成了征税的对象,凡是涉及房屋、车船、米、麦、鸡、猪、牛、马等等,没有一样不纳税

但税使要同矿监比起来,可真是小巫见大巫了。矿监们都是些不学无术的阉货,根本就不懂什么勘探,而是随便指鹿为马,不论田园房屋,只要看好就可以敲诈一笔。有的还借口找矿,到处挖掘坟墓,搜取金银陪葬品。

这矿监和税吏还曾经停止过一段时间,原因是朱翊钧的一次病危。朱翊钧在公元1602年皇太子大婚典礼刚结束不久,就一病不起,朱翊钧害怕自己亡故,于是在安排了托孤之事后,又下令将矿税、江南织造、江西陶器等停止,关押的罪犯都放掉,固上疏而削职的官员也都官复原职,并将官员统统擢升,以补朝廷衙门的缺。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使文武百官兴奋不已,个个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但他们还是失望了,朱翊钧很快就起死回生,并要大臣们将前边的诏旨统统收回。

朱翊钧统治的中后期,政治极端腐败,朱翊钧的挥霍无度、横征暴敛,加上水、早、蝗之灾连年不断,百姓穷困,搞得国家财政枯竭,民怨沸腾,尤其是矿监税使肆元忌惮地压榨,更使人民的反抗情绪如干柴烈火,反抗斗争遍及全国。公元1601年,江南就爆发了一次明朝末年最有声势、组织最严密的反矿监税使斗争。

这时,北方的女真族已趁机迅速崛起,统一了女真各部的努尔哈赤,于公元1616年称帝,建立后金,并以“杀祖杀父之仇”等“七大恨”告天,誓师伐明。

努尔哈赤率军南下,很快就攻克了抚顺。朱翊钧这时才着急起来,命令兵部调集了约10万人马,企图将后金一举歼灭。但这时因国库无钱,军饷竟缺300万两银子,于是户部请求从银两充足的大内存银中调拨。但是,向来视内库为己库的朱翊钧认为,要自己掏钱给国家去打仗,这实在是太划不来了,因而他坚决不同意。户部无奈之下,只好自己去东拼西凑,总算是凑齐了所需军饷。随后又于公元1618年要求增加赋税,以筹征辽银两。朱翊钧一看捞钱的机会又来了,马上同意,三年之内每亩田赋竟增达9厘,年田赋增征。总颇为520万余两,但这些银两大多都被朱翊钧充实到自己的大内库中去了,国库里还是没有多少银子。许多农民因此被夺去土地,流离失所,怨声载道,终于导致后院起火,山东、河南等地农民暴动接连不断。

公元1619年春,明军兵分四路合围努尔哈赤主力,结果被努尔哈赤采用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歼灭的战略方针,打得明军伤亡4.6万余人,大将战死300余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萨尔浒之战”。此战过后,后金与明的力量对比得以扭转,后金的军事力量大大增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此时的朱翊钧已经是风烛残年,再受到如此沉重的打击,便于公元1620年夏死去,结束了他荒唐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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