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的盟约与法律文书

一、先秦时期的法律文书

1.盟书

早在春秋时期，我国就存在着会盟制度。盟会必有盟书，“司盟，掌盟载之法。凡邦国有疑会同，则掌其盟约之载，及其礼仪，北面诏神明”。^[3]盟书具有约束同盟各方，促使其履行会盟所约定之义务的效力。迄今考古发现的盟书残片显示，盟书具有固定的结构和内容：（1）会盟的日期。盟书为信约性文书，盟书生效的日期自然是其必不可少的事项。结盟的日期正是该盟书正式生效之时。（2）会盟的成员。盟约中所约定的权利义务对于参与盟会的各成员同等适用。盟书列出各参盟成员是为了明确盟约的责任承担者。一旦发生意外，可依盟书所载确定责任人。（3）会盟的缘起。盟书正文的起始部分需要陈述会盟的缘起，以便人们了解某一具体盟书产生的历史背景。（4）盟约。该部分又被称为“盟首”。盟首多用否定句表示禁止，规定参与会盟的成员应有的行为规范，以及同盟者共同享有的权利和共同承担的义务。（5）诅辞。盟书的诅辞，以神灵的名义说明了对背盟者的惩罚。诅辞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有着强大的威慑作用，是盟约为各成员遵守与执行的保证。^[4]盟书繁盛的时代，巫风盛行。华夏的先民们相信神灵具有超自然的力量，神意代表着真实和正义，欺骗神灵必将受到惩罚。故而诅辞有着强烈的神明裁判的色彩。

2.判词

根据周礼的记载，“中”，乃判决确定之文书，《周礼·秋官·乡士》记载有：“狱讼成，士师受中”；“要”，为审判记录，《周礼·秋官·遂士》载：“听其狱讼，察其辞，辨其狱讼，异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中”与“要”共同构成完整的判决书。^[5]不过，据考古发现，我国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判词之一，是1975年在陕西省岐山县董家村出土的西周晚期的青铜器匜上所铸的铭文。这篇铭文记载了一个叫牧牛的人违背誓言，犯下罪刑，司法官伯杨父受理此案后对其作出的判决。将该判词转译成现代汉语，其意为：“牧牛！你的行为被确定为诬告。你竟和你的师傅打官司。你违背了先前的誓言。现在你立下誓言，到啬去见，交还五个奴隶。既然已立下了誓词，你也应遵守誓词。最初的责罚，我本应鞭你一千，并；现在我赦免你，鞭你五百，罚铜三百锾。”^[6]实际上，这篇铭文并非裁判文本，乃是语判的记录。

先秦时期真正可称得上是法律文书的较为成熟的判词，是春秋时晋国的国君晋惠公处决大臣庆郑的文书，其文为：“君（指晋惠公——引者注）令司马说刑之。司马说进三军之士而数庆郑曰：‘夫《韩之誓》曰：失次犯令，死；将止不面夷，死；伪言误众，死。今郑失次犯令，而罪一也；郑擅进退，而罪二也；女（汝）误梁由靡，使失秦公，而罪三也；君亲止，女（汝）不面夷，而罪四也；郑也就刑！’”^[7]这段引文与当今我国刑事判决书的理由部分十分相近：首先，直接援引相关条文，即《韩之誓》所约定的条款；其后，逐条比对以论证庆郑的行为与法律规定完全吻合，故“郑也就刑”。此份判决既公开了裁判的法律依据，也宣示了执法者适法时的推理过程，体现出较强的说服力。(www.xing528.com)

3.书状和辩词

西周时期，当事人进行诉讼必须提交书面文状。《周礼·秋官·大司寇》晓谕世人，“以两造禁人讼，入束矢于朝，然后听之。以两剂禁人狱，入钧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后听之。”其中的“剂”即相当于今天的当事人向人民法院递交的诉状。不同的是，西周时期，欲提起刑事诉讼，作为“两造”的原被告必须同时递交书面文状。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思想相当活跃，辩论甚是风行。这时出现了一批可堪与古希腊智者媲美的人物——“辩者”，邓析、惠施、公孙龙皆为其中的佼佼者。特别是春秋末期郑国的邓析，其人法律知识渊博，且能言善辩。《吕氏春秋·离谓》说他“与民有讼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绔，民之献衣襦绔而学讼者，不可胜数。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可与不可日变，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荀子也曾感叹：是说之难持也，而惠施、邓析能之。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惠施、邓析也。尽管其评价不无贬义，但也清楚地表明邓析、惠施等在诉讼中辩论技巧的高超。他们的辩论技巧对后世辩护词的制作应当说具有启蒙意义。

此外，作为商业合同的傅别、质剂也屡见于《周礼》。《周礼·天官·小宰》即记载：“七日听买卖以质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