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的主张具有方法论层次上的根据。
（一）不同的调查方法其实是对于被访者的呈现完整性的分类
首先需要确定这一“光谱式存在”的两极：一极是单一侧面的个体，就是研究者仅仅要求被访者把自己的某个侧面呈现给调查员；另外一极就是要求被访者把完整的全部的自己呈现给研究者。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不同的调查方法其实就是截取了不同的域。这样笔者就可以建构出如图17—1的示意图。
图17—1 定性调查与定量调查的光谱式分布
在这样的光谱式理解之下，所谓的“定量与定性之争”其实只不过是针对不同的调查目标所采取的不同操作方法。使用求全的个案法来调查完整的全面的人固然好，但是许多情况下研究者并不需要这样的资料，他们只关心被访者的一个或者多个共同的侧面。这时候，无论使用单因素问卷调查还是求同法的定性访谈，都是适合于研究者的调查目标的。
反过来说，恰恰是由于不同的调查方法实际上预设、界定了光谱中不同的域，因此它们之间的区分又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我们不调查完整的人，就无法实现我们的调查目标，那么任何问卷调查方法就都是南辕北辙。如果我们调查的是人的多侧面之关系，那么无论是单因素问卷调查还是求同法的定性访谈也就都无能为力。
这样看来，所谓“定量与定性之争”其实就转化为这样一个问题：研究者究竟要在多大的程度上调查“整体的人”？
对于问卷调查来说，首要的问题就是：研究者所要调查的人的单侧面、多侧面或者多侧面之关系是否真的能够从“人”这个整体中剥离出来？即使可以做到，那么这种剥离的标准与偏差究竟是什么？例如在生活现实中，“建筑工”这一职业往往仅仅是“农民工”这个“人的整体存在”的细分层，如果研究者非要把两者相“剥离”，不考虑“农民工”而去单独统计分析“建筑工”，或者相反，就很可能谬以千里。
人的各个侧面能不能剥离，这只是一个思维游戏；研究者首先需要论证任何一种剥离的合理性与可行性。缺乏这种意识才是目前中国社会调查理论与实践中的主要问题，因为许多论文虽然都会定义自己的调查侧面，却很少有人进一步阐述这个侧面为什么能够脱离人的整体而孤立存在。
目前我国社会科学界常见的定性调查成果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它们大多数采用求同法，就是访谈多人的同一侧面，以此作为例子来证明自己的分析与认识。可是，这个“同一侧面”是否真的能够剥离出来，作者却很少论证。其实，恰恰由于定性调查是开放的与弥散的，因此在作者列出的用来证明“确属同一侧面”的那些资料里，每每可以发现多个侧面的界限其实并没有那么清楚。如果作者没有做出进一步的解释，那么笔者就有理由质疑：这样的定性调查与开放式问卷调查有多大的区别？(www.xing528.com)
不过，在目前中国的方法论讨论中，似乎只有定性调查在讲求应该去调查“整体的人”（刘中起、风笑天，2002；王宁，2002），而问卷调查对此似乎破罐破摔，噤若寒蝉。本书的主旨就是希望登高一呼：应该运用过程控制，向这一任何社会调查都应该到达的理想境界尽量靠近。
（二）调查中双方的关系才是各种调查的性质
这方面笔者也可以列出一种光谱式的存在（见图17—2）。
图17—2 调查中双方关系的光谱式存在
这个光谱的意义在于：我们如果仅仅在具体调查方法的选择的层次上来参与“定量与定性之争”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从“调查是一种人际交往”的角度来分析各种调查方法的性质。
作为上述光谱的一个极端，经典的问卷调查往往严格要求调查者不得诱导或者影响被访者，以便保持调查结果的客观性。可是作为光谱的另一极端的定性调查却认为，我们所记录下来的一切调查结果（包括影视资料）其实都是在调查过程中由双方互相影响、共同建构出来的。[19]在这两端之间，我们可以截取出一些域，分别命名为主位研究、参与研究或者任何其他称谓。
这里与前面论述过的一样，最关键的并不是孰优孰劣的问题，而是我们是不是建立起这样的一种光谱式的理解，有没有去论证我们的调查目标最符合哪一种调查方法，有没有把我们的研究放在这样的光谱中去努力改善。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谓“定量与定性之争”并不是聚焦于是否深入、细致、开放、可发展这样的技术问题，而是在讨论一个根本的问题：在任何一种社会调查的实施过程中究竟存不存在人际互动？为什么我们一定要“避免”甚至“无视”它，却不去努力“控制”它？
在这方面，经典的问卷调查显得墨守成规。本书希望通过“过程控制”破茧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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