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环境控制：全面考察调查点的生活指标

第一节　生活环境的控制：添加对于调查点的全面考察

生活环境对于人的意识与行为发挥着巨大的影响，这是社会科学的基本共识。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中，被访者可能会给出不同的回答，这也并不是什么标新立异之见。因此，研究者必须注重考察被访者的生活环境，才能最低限度地实现“受控条件下”这一科学的前提。可惜，我国社会学界在设计问卷调查的时候却基本上没有考虑这一点。

正是由于缺乏了这样一种意识（而不是缺乏具体的操作方法），在我国的社会调查实践中，几乎所有的问卷都是直接针对个人而且仅仅询问个人的情况。这样，即使研究者使用折射法，恐怕也很难准确了解到被访者所处的生活环境。结果，大量的社会调查所调查到的其实是那种任何一个社会科学学科都不会承认其存在的“孤立的个人”。基于这样的调查数据所描绘出来的其实是一种“叠罗汉式”的社会与世界，而不是我们的相互关联、浑然一体的实际生活。

为了弥补这种不足，笔者在实践中另辟蹊径，采用了下面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在个人问卷之外专门设计出一套量化的“调查点的生活指标”。也就是在每个最终调查点（在笔者的实践中是“居住区”）都安排一位调查员（往往是调查组长），在针对个人的调查之外，专门去收集本地那些与个人活动有关的各种日常生活方面的数据而且多多益善。^[3]这样笔者就同时获得了个人情况与其生活环境两套数据。

所谓“调查点”，因不同的调查目标而异，关键在于研究者对于足以影响个人活动的生活环境的不同层次做出了什么样的假设。所谓“生活指标”，也是因调查目标而异，其实就是研究者所假设的、与个人活动最相关的、足以全面反映其生活环境的那些指标。

这两方面的设计其实也是遵循问卷调查设计的一般原则：如果缺乏积累的（例如“性”研究），就需要多设计一些“生活指标”（例如笔者2000年设置了21个相关指标，2006年设置了52个）；如果预计文化影响（例如民俗）更大，就需要把“调查点”的范围设计得更加宏观一些（例如城区）。(www.xing528.com)

但是仅仅使用第一种方法还远远不够，第二种方法更加重要，就是要实地考察该调查点的全面情况，通过体验与感悟来获得综合的定性认识。在这一过程中，研究者（至少也是其委托的调查组长）可以把该地的生活环境理解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这恰恰是经典的问卷调查中所缺乏的稀世珍宝。

例如在“性”调查的实践中，所谓与“性”有关的生活环境基本上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因此笔者假设的那些调查点“生活指标”的量化数据中只有很少的变量真的与个人的性活动相关。可是笔者（或调查组长）所获得的定性认识（在转化为属性数据之后）却揭示出一些令人惊讶的相关关系。例如调查点的地理位置（是否为闹市区域）、房屋类型（是否为成排平房）、附近“红灯区”的公开程度（居住者中的关键人是否知晓）等，都显著地影响了该调查点居住者个人的性关系状况。这些定性认识不仅在任何官方数据中都不会有，而且连那些仅仅在该地收集定量数据的研究者也无法获得，因此非得亲自收集才行。

退一步讲，即使无法进行定性考察，仅仅是收集量化的数据，最重要最宝贵的也不是那些统计数据，而是在收集数据的具体过程中的感性收获。这样就可以获得一种以统计数据为基础的定性的感悟与认知，也可以成为目前问卷调查的稀缺资源。例如笔者制定的一些定性考察的目标并非闭门造车，而是来自于收集量化数据过程中的灵感。

上述两种操作方法都不新鲜，而且简便易行，最重要的是研究者必须在方法论的高度上从“个体主义”逐步走向“整体主义”（郇建立，2001；段培君，2002），从“仿统计学”走向“社会理解学”^[4]，从“个体的算术相加”走向“总体大于部分之和”（贝塔朗菲，1987）。具有了这样的视角与思路，这里所提出的“添加调查点的全面考察”就不仅是应运而生，而且简直就是不可或缺了。

由此，“生活环境的控制”足以更加充分地实现数据获得过程中“在受控条件下”这一前提条件。如非这样，把生活于不同生活环境中因而可比性实际上很差的众多个体勉强地放在一起来进行统计分析，其科学性恐怕只能是等而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