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献的简要回顾
人文主义是与实证主义相对的方法论,有些学者从比较的角度,在其提倡者涂尔干和韦伯那里寻求两者的区别和联系(孙龙,2003;叶响裙,1996;李峰,2005;梁丽萍,2004)。覃方明教授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揭示了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方法论的本质特征,他指出,理解的方法与实证的方法是在验证的逻辑上分别对应于本质上不同的方式的,它们之间的对立才是根本性的(覃方明,1998)。
与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方法论对立,还体现在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的对立、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对立(刘中起、风笑天,2002)。王宁等人对方法论的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的对立进行分析(郇建立,2001;王宁2002;段培君,2002)。谢俊贵在总结了社会学定量研究的特点后指出,对社会现象的定量研究必须重视与定性研究有效的结合(谢俊贵,2000)。杨伯溆介绍了将定性和定量分析结合的草根理论和因果模型(杨伯溆,2002)。陈曼蓉在分析当前社会研究方法的特点、趋势及问题后指出,定量技术与定性技术趋于融合,是近年来社会研究方法的新特点,这一趋势在西方被称为“方法论上的折中主义”(陈曼蓉,2002)。梁丽萍将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整合称为“多元方法”(梁丽萍,2004),超越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对立也是布迪厄、吉登斯等现代社会学家在方法论上的追求,因此介绍、评价布迪厄、吉登斯等人的方法论的“第三条道路”是当前我国学术界的一个关注点(刘江涛、田佑中,2003;布迪厄、华康德,1998;孙特、朱红文,2005)。(www.xing528.com)
在方法论上,社会学知识的客观性和社会学研究的“价值中立”也是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围绕着“价值中立”和价值关联问题,学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了长达十年的争论(侯钧生,1995;夏江旗,2004;郑杭生,2000;陆自荣,2005;秦文佳,2004),有关争论可参见风笑天的评论(风笑天,2005)。关于社会学知识的客观性,很多学者以后现代主义的眼光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张广利认为针对当今社会学研究中存在的单视角和简单化的做法,有必要借助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观点,采用多视角观察问题和从关系的角度思考的研究方法,以期提高社会学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张广利,2001)。王小章指出,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去追求如实再现外在实在的、稳定的、确定的“客观真理”是虚妄的,它既不可能,也没必要,科学研究中很难真正摆脱价值渗透,所有号称“客观的”知识,在一定程度上都不过是“观点”或者说“意见”(王小章,2002)。刘学勇认为,从后现代思维来看,调查活动及其所生产的知识,不但不能避免调查者自身因素的干扰,反而由调查者所能用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来决定。调查者需要通过资本运作,才能构建起求知意义上的支配性关系和合作关系,从而在一个充满对抗性和个性的互动过程中生产知识(刘学勇,2004)。此外,还有一部分学者从质性研究的角度质疑社会学定量研究(陈向明,2001;阎光才,2002)。
在实证主义方法论指导下的社会学定量研究,尽力量化研究对象,在测量的精确度和准确度上不断发展出新的技术和发展。但是,在人文主义方法论眼中,这种量化的追求一致是受到质疑的,特别是在后现代社会学掀起反思的浪潮下,社会学定量研究的真实性开始成为一个问题。潘绥铭在对问卷调查法与个案访谈法的比较中进行过“社会调查,何谓真实?”的反思(潘绥铭,1996)。杨心恒等人指出社会学研究对象的模糊性与实证主义计量方法的局限性,主张将模糊数学引入社会学研究(杨心恒、顾金土,2000)。郭淑华认为文化主位和文化客位对调查结果真实性具有影响,是现代社会调查振兴所面临的挑战之一(郭淑华,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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