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诉记录更真实：问卷法vs访谈法

四、两种方法的“命门”其实也是一样的

其实，对于社会调查“真实性”的最致命质疑，不是指出调查数据的矛盾，而是提出一个属于人之常情的问题：“被访者干吗要真实地回答你？”

表面看来，这个问题针对的仅仅是那种发生在陌生人之间的问卷调查法，其实，对于访谈法来说，这个问题更致命。极端地说，仅仅因为您跟人家成了朋友，人家就会把性隐私来个“竹筒倒豆子”吗？在个人的日常生活中，我们被自己的好朋友有意无意地蒙蔽甚至欺骗的事情还少吗？在这一点上，心理咨询医生对于“主诉”所做的记录，要比问卷法和访谈法的调查结果更真实一些。因为寻求咨询的人一般都有说真话的强烈需求，尽管会存在一些下意识的修正。

从根子上说，社会学研究者无法圆满地解答这个致命的问题，无法证明每个被访者都具有非说真话不可的主观需求。我们只能反过来努力证明被访者没有故意欺骗我们的必要。但是谁都知道，这只是退而求其次的做法。这个问题是我们根本的、无解的弱点。

关键问题在于我们的态度。我们为什么不愿意公开承认自己的弱点呢？我们应该大肆宣讲：在可预见的将来，再好的社会调查者，无论使用问卷法还是访谈法，充其量也只能获得“主诉的真实”。

对于问卷法，我们应该修正我们的学术语言习惯，不要再使用会计师般的术语，别老说“揭示”、“反映”什么的，似乎客观的真实已经稳稳地装在我们的口袋里了。我们需要推广“报告发生率”和“报告相关”这样的用语，因为我们用天花乱坠的高级统计方法修筑起来的大厦，其实只是建立在别人的报告之上。

对于访谈法，我们应该更上一层楼，把对于自己的操作方法的论述写出来，把定性调查非常重视的“情境”等因素纳入进去，把被访者的主诉当做“文本”来看待。

我们应该放下架子，用“坦白交代”来回答质疑者：我们所追求的“真实”非常有限，我们的能力也非常有限。可是，只要这两个有限是互相匹配的，那么我们就已经成功了。如果还不行，只好请你来发明一个更好的可操作的方法。

基于上述的认识，笔者强烈地建议建立起这样两条学术规范：(https://www.xing528.com)

第一条，凡是通过社会调查获得的材料，无论是定量的数据，还是定性的记录，都请申明：这是“主诉的”或者“报告的”，而不是（也不可能是）“客观真实的”。尤其是，调查者所公布的一切百分比或者故事，都应该加上“自报”二字。也就是说，并不是真实情况就是如此，而是我们只能调查到这种情况。

第二条，凡是比较调查对象的两种情况而且发现了任何“增减”，在陈述它的时候都请申明：这种增减有两种含义，也许是实际情况确实变化了，但是也有可能是被访者更加愿意或者更加不愿意“主诉”、“报告”自己的这种活动了。

上述的学术规范在任何一种相对敏感的调查中都特别重要。例如，在笔者的三次“性调查”中，许多非婚性行为的比例都增加了。但是这非常可能是因为人们更加敢于承认自己有这样的事情了，并不意味着“事实”必然变化了。更加通俗的例子是：GDP的增长固然最可能是实际生产增加了，但是也无法排除有人更加敢于多报了这种情况。

据笔者所知，在实地调查与数据（资料）分析中，目前还没有精确的统计方法来界定与区别“增减”的这两种含义各占多少。

笔者为解决这个问题提出的定量统计的假设是：非敏感变量与其所涵盖的最敏感变量之间的关系，足以反射出提问的敏感程度对于应答情况的作用。因此“预测值”与“获得值”之间的统计分析，应该可以定性地判断出究竟是“行为更多”还是“更敢承认”。不过这已经不属于本书的讨论范围了。

对于定性调查，笔者的唯一建议在本书前面已经说过，就是把全过程都呈现出来，包括变通与失误，然后看同行们是否能够给予足够的认同。

如此说来，“不可知论”就是社会调查的宿命了？也不是。我们中国研究者大可改进的地方，不是问卷法与访谈法的无谓争论，而是以下一些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