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伦理的贯彻提高调查质量

二、研究伦理的贯彻有利于提高调查质量

社会调查过程中的互动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大到中国人的国民性，小到某个访谈者、被访者个体的性格特征等。研究伦理的考虑是促进社会调查中研究者与被访者互动、提高调查质量的必要条件。

中国人的性格特征或许具有“不善于拒绝”的特点，而且深受“表态文化”的影响，所以我们很可能碰到应答率高、但是数据质量低的情况。如何让被访者尽量减少顾虑、贴近真实地表现自己？如何尽可能地减弱“表态文化”对于互动的影响？这就首先需要分析“表态文化”在方法论意义上的表现。

在笔者看来，“表态文化”主要是指在公开或者公众场合，凡事都表现出一种顺从主流文化的态度，而且仅仅是表明顺从态度而已，与自己的实际行为往往没有关系。这已经在当今中国成为一种文化。它不仅是被访者基于对调查风险的评估而做出的自我保护举动，更是被社会长期型塑出来的一种非自觉的集体无意识。因此，对于任何主题的调查研究，被访者首先想到的是“如果我的（真实）回答不符合社会主流，会带来什么影响？我可能需要负什么责任？”等。

这种后果大到可以被标为“反动”（比如政治敏感性的话题），或者是“有经济问题”（比如过多灰色收入、逃税漏税），或者是个人道德问题（比如性方面的话题），或者仅仅是自己觉得在公共空间（哪怕只有两个人）“说话”是一种责任负担。

这些顾虑和负担不见得必然如此，更多的是被访者自己对于“潜在风险”的构建和对于“个体责任”的一种想象。针对不同的个体，这种风险的构建和想象可能是相似的（即具有群体特征），也可能是不同的（具有较大的个体性差异）。在这种风险的构建下，被访者会不同程度地进行“表态式”的表述，尽可能地给出主流社会所期望的回答，从而降低自己的暴露风险，消除自己的责任。

因此，研究者需要通过知情同意的过程、通过平等相待等伦理措施，了解被访者担心什么，他们认为的风险有哪些，哪些是主要的风险，也就是了解被访者所构建的风险的差序格局，然后再想方设法去破解这些风险，尽量客观地去分析本次调查可能给被访者带来的风险，告知被访者该调查所采取的保护措施（比如保密），从而降低被访者的风险评估和责任负担（以及实际的风险），促使被访者能够尽量地打开心扉。(www.xing528.com)

换言之，研究者需要通过伦理的考虑和实施，尽可能地了解被访者的社会心理特征和生活状态，了解潜在的研究屏障以及被访者对于调查风险的自我评估，然后采取一定的措施降低风险，帮助被访者贴近实际地来分析这些风险，尽量让被访者在没有心理负担和压力的情境下参与研究，促进调查进一步开展和深入，从而更进一步贴近被研究者的“真实”主述。也只有通过这种情境下的互动，研究者才可能做到对被研究者的“移情地理解”，更加深入地从被研究者主体的角度来解释所获得的信息。

比如，在针对女性性工作者人群的研究中（其实对任何人群的研究都是如此），笔者首先要做的就是尽量去了解她们的生活。通过观察，笔者发现她们的群体特征是：非法、被社会标定为“不道德”、处于边缘状态的生活方式。其最大的风险则在于：被抓、被暴露以及受歧视。因此，她们对于被调查的可能反应是：逃避、拒绝、扯开话题、职业性撒谎及故意撒谎等。

在这种情况下，笔者要做的是消除被访者的顾虑和威胁感，拉近人际关系。研究者和被访者是平等的双方，不能因为研究者是教授，是社会主流，就做出“我们在帮助和关心你们”的姿态，更不能居高临下地审视被访者。只有这样，一个高质量的调查研究才能成为可能。

进一步来看，大多数人都喜欢问性工作者这个问题：“你为什么干这行？”大多数被访者即使因为各种原因接受调查（比如项目有访谈费、被关押在妇教所不得不回答等），其回答也很可能是“家里穷，没办法”。她们之所以这么回答是因为认识到“家里穷”这种说法符合主流社会对于“小姐”的想象，而且容易博得同情。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把“家里穷”当做是一个“真实”的回答，就肤浅了。

如果非得要问“原因”，至少应该分析：这种回答背后的研究者与被访者的权势关系和社会背景是什么？如果真想进一步了解这个问题，则需要通过平等的交往，逐步建立起足以促膝谈心的关系，深入地了解她们的生活和心理，从琐碎的生活观察和碎片化的言语中分析所谓的“从业原因”。

“小姐”人群和性工作这个话题可能比较敏感，但即便是一些非常不敏感的社会调查，被访者也会有自己的一些风险顾虑，只是风险顾虑的大小和性质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