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社会与边缘人群的性调查”：经验与反思

二、笔者的调查经验与反思

从方法论的角度提出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伦理问题，与笔者自己的调查研究背景紧密相关。

首先，笔者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底层社会与边缘人群。以女性性工作者为例，其所处的非法地位以及道德上的备受歧视不仅使她们处于社会意义上的弱势地位，而且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权势关系中也处于明显的弱势。因此，为了“自我保护”，她们对于任何“调查”的抵触与敷衍心态也就更加明显。这种情况促使笔者在做社会调查的时候不得不随时注意并反思研究方法和研究伦理的相关问题。

其次，研究主题的敏感性（与“性”相关）也促使笔者在与被访者交谈的过程中，既要时时思考如何让被访者开口，以取得比较真实的信息，又要千方百计地让被访者减轻心理负担，还要思考如何落实保密原则，如何化解社会学调查过程中的“隐私屏障”（潘绥铭，1995：505）。

此外，性社会学研究本身的边缘地位，也使笔者在动用调查资源方面处于一定的弱势地位，例如，无法借助现存的社会管理系统，很难进行调查前必要的宣传解释等。这使笔者不得不靠自己的力量、通过平等的互动和交换与被访者打交道（如“红灯区”的研究）。这种经历使得笔者对于社会调查过程中的“权势地位”、平等关系的重要性更为敏感，也更容易“移情地理解”^[3]被访者的地位与处境。(www.xing528.com)

笔者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做性社会学方面的调查研究，20余年的调查实践经验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无论是定量调查，还是定性调查，研究伦理的考虑都非常重要。例如，笔者早期在大学生、已婚者和工人中所做的问卷调查在方法、技术上可以说是失败的。当时笔者所面临的问题就是：怎么才能说服对方接受我们的调查，并且根据自己的情况真实地回答这些敏感问题？

这个问题一直督促笔者不断地从被访者的角度来调整我们的调查方法。笔者在三次“性调查”中，充分地考虑了如何动员，如何获取知情同意，如何在调查过程中切实地落实尊重、平等、无伤害等伦理原则。结果无论是在有效应答率还是数据质量上，笔者都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果（潘绥铭等，2004；潘绥铭，2008）。

除了问卷调查之外，自1996年开始，笔者还借鉴民族志的方法陆续在不同地区的“红灯区”做多点社区考察，深度访谈了逾千位女性性工作者、186位男性客人以及若干其他相关人员。在“红灯区”考察过程中，笔者感触最深的就是如何通过平等的交往与“小姐”们建立信任的关系，以及这种信任关系对于研究的重要性。

所有这些调查经历都促使笔者不停地总结、反思社会调查过程中的各种方法论问题与研究伦理问题，尤其是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待研究伦理的问题。尽管笔者自己的研究对象和主题有一定的特殊性，但是其中包含的方法论思考和研究伦理的思考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此，笔者希望基于自己的研究经验和体会，提出可以应用于各类社会调查的研究伦理问题，抛砖引玉，以引起社会科学界的重视和进一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