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性福”背后的中国特有的概念体系和价值体系——笔者的初步尝试

二、笔者的初步尝试

既然笔者提倡努力从中国的具体情境中发掘那些有可能发展为本土理论的闪光点，那么笔者自己应该首先做出尝试。

（一）“缘”

中国婚配年龄的男女青年在“找对象”时，相当多的人既不相信传统的“介绍对象”，也不相信美国式的“个人奋斗”，而是相信“缘”或者叫做“缘分”、“投缘”等，也就是老话说的“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或者叫做“可遇而不可求”。因此他们在发起恋爱关系这个方面，往往是既不主动也不被动，既不积极也不消极。到目前为止，笔者还没发现他们中间存在任何明显的阶层划分。无论是青年民工，还是博士生，都有相当比例的人持有这种态度。

“缘”来自佛教的思想传统，但是在21世纪的中国各层次青年中，在发起性爱关系这个方面，它显然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生活信念。从这个生活现实中，我们发现西方的任何关于人际交往的现有理论都无法对此加以解释，而且西方的思想家甚至都不知道它的存在，至少并没有意识到它是一个问题。同样，在解释当代青年的结婚年龄为什么越来越晚的时候，笔者在众多的西方理论中也没有看到任何对于“缘”的信念的提及。

“缘”是中国人特有的一种人际交往机制。它不仅突出地表现在发起恋爱关系这个领域，而且还表现在其他许多方面。当我们习惯性地使用着“亲缘”、“地缘”、“业缘”这些西方传来的社会学名词的时候，应该想到，这些其实都是“翻译中的文化误差”，例如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亲戚关系并不必然地带来“缘分”或者“投缘”的结果，因此不应该把“亲”与“缘”两者合二为一。^[12]

从社会整体来看，“缘”不仅仅是微观的个体行为，因为“投缘”就像“和谐”一样，被普通人视为全社会的最高境界。

那么“缘”里面究竟蕴涵着一些什么呢？作者可能在很长的时间里也无法给出一个清晰一点的解释。但是如果我们采用主体建构的视角，那么至少可以从这样一个侧面上发掘得更深一点：恋爱关系中（乃至于性关系中）的许多冲突，都是来自交往双方对于“缘”这个概念的不同建构，来自这种建构在不同情境中的变异，来自双方在把“缘”与其他相关事物做比较时所做出的选择。

（二）“性福”

在既有的西方理论中，“性”几乎可以与任何现象联系到一起，但是这些理论明显地都受到笛卡尔二元对立论的强大制约，不是“性快乐”就是“性压抑”，不是“性的个人权利”就是“权力与性”。

可是中国人都知道：“福”既不是单纯的快乐，也不是简单的“幸福”，而是“有福”、“福如东海”这样一种理想状态。它的派生物是“福气”。它与“缘”可能存在着密切联系，甚至可能存在因果关系。

它不符合西方“性学派”的话语，因为“性福”说的既不是激情，也不是性高潮，却很可能是“性”所带来的亲情般的感受。它也不符合“测量派”的主张，因为至少有一些人觉得，“无性状态”也是一种“性福”；也就是说，它更加强调的是“福”的状态而不是“性”的高频。它还不符合西方“社会性别派”的说法，因为按照中国人的“阴阳合和”思想，双方“和和美美”才能算是“福”。

所以说，在“性福”这个新词语里面，很可能蕴涵着中国特有的关于生命意义、生活质量、亲密情感、人际关系等一套概念体系和价值体系，只是笔者现在还没有发掘出来。更加重要的是，这个词既不是从古代传承下来的，也不是当代学者发明的，而是来自于此时此地的大众的自发流传。这应该是主体建构的最佳典型事例，也昭示着我们只有通过主体建构的视角，才能理解和解释它。(www.xing528.com)

（三）“一夜情”

“一夜情”也是一个此时此地人们自发流传的新词语。

如果从前述其他学派的视角出发，我们可以做出许多研究，例如“性学派”可以比较它与夫妻性生活的质量差异，“社会性别派”可以考察其中的权势关系，“测定派”可以调查出实践者的人口比例与特征，“公理派”则可以支持它或者反对它。

但是，所谓的“一夜情”究竟是一种新的实践呢，还是仅仅是一个新话语？如果不从本土出发搞清楚这个问题，无论我们应用上述哪个视角，都可能与真相渐行渐远。

这种实践在中国古已有之，历朝历代不绝于史，只不过那时叫做“露水夫妻”（天一亮就散伙的意思）。它不同于“艳遇”和“偷情”，完全可以自立于世；而且没有证据足以说明它在历史进程中和实践层次上出现了什么质变。所以，今日中国的“一夜情”仅仅是一个被新近建构出来的话语。它的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故意标榜一个与“性”相对立的“情”字，而不是像古代那样强调隐喻“性”的“夫妻”二字。

所以，我们所要研究的真问题并不是这种实践本身，而应该是：“一夜情”为什么只有在此时此地才被建构出来？它是实践者的自称，还是传媒的改造？为什么要说是“情”，而不说是“一夜性”？其中包含了哪些元素？建构的结果为什么能够得以广泛流传？这种建构是不是已经反过来塑造了参与者的实践？这里面又隐含着哪些社会实践和社会意义？

从一个极端的解释来说，这个新词只不过是一种越轨行为的自我合理化。但是从另外一个极端上来说，中国“五四”以来的“情爱”与“性爱”的人为对立，很可能已经被“一夜情”这个话语给消解了。一种新的“性与爱的关系”很可能已经被这个新话语给建构出来了。

如果我们再深入一步，那么就很可能发掘出：“爱与性的对立”究竟是中国传统还是“西化”的结果？爱与性这两个核心概念，在中国究竟是如何演变的？“阴阳和合”的生活哲学，是不是也一直被中国人应用于性与爱的关系？

（四）做爱

表面看来，这是英文make love的直译。但是它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不仅是一个新话语，而且是一种新实践，更是两者共生共荣的产物。

作为一个可研究的问题，这并不是性行为学的专属，而是典型的社会学题目。本书不打算展开讨论，只是提示一句：从中国最古老的称谓“中媾”到最正统的“敦伦”到最民间的“房事”，再到最西方医学化的“性交”，再到最时髦的“做爱”，其间很可能映射着生长于斯而且作用于斯的几乎整个社会结构和整个中国文明史。

如果我们能够从这样的本土语境出发，如果我们能够运用“是谁，为什么，怎样，建构了什么”的视角，那么在“社会与个人之关系”这样一个社会学的经典问题上，我们就很有希望创造出西方所无法拥有的基本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