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的建构思想的发展及社会影响

二、“性”的建构思想的发展

作为历史的产物，科学主义既没有这么简单，也不是这么脆弱。它至今仍然对人文社会研究发挥的最大作用，实际上渗透了这样一种思维方式：总会在概念的某个层次上存在着某个一成不变的“原点”和“绝对”。这当然可能是逻辑推理和问题界定的必需，但是更加可能是对于某种“公理”的认同或者需求。我们常常会忘记：生活并不是这样的。

性的科学主义首先受到了一些人类学家的挑战。他们通过对其他一些文化的田野研究，拒绝性的内驱力、普遍性和本质性这样的假设，强调了社会文化因素对于性行为、性习俗的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米德对于萨摩亚人青春期的研究（米德，1988），马林诺夫斯基对于特罗布里恩群岛上的人的原始性生活的研究（马林诺夫斯基，1987）等。这些人类学家强调社会文化因素对“性”的影响，这种研究被称为“性的文化影响模式”，盛行于20世纪20年代，并影响至今。在这种模式下，“性”的社会文化成分开始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但是“性”这个概念本身、“性”的主体意义、性认同等，通常仍然是“想当然”的，并没有出现颠覆性的反思和批判。同时，在“性的文化影响模式”中，性与性别、性与女性气质／男性气质的关系虽然是紧密相连的，但是通常也是模糊的。（Vance，1999）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社会建构”的思想开始流行，并且极大地影响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性研究。性与性别领域的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之争成为学界，尤其是女性主义研究的一个焦点（艾华、李银河，2001）。在这个过程中，性的科学主义受到女性主义的严厉批判，而且这种批判往往来自于心理分析学派内部。例如，法国的心理分析派女性主义者克里斯蒂娃、伊丽加莱等人，通过批判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心理分析学派的男性中心主义、阴茎崇拜以及进一步派生的阳性逻各斯中心主义（phallogo－centrism），强调了女性的身体、女性书写、女性性快感的思想。（Oliver，1993）(www.xing528.com)

性的社会建构视角认为：“性”并不仅仅是个体的内在驱动力的作用结果，而更主要是由具体的历史环境和社会环境所催生的；社会文化的建构不仅影响个体的主体性和行为，同时也通过性认同、性的定义、性的意识形态以及对于性的管理来形塑集体的性经验（Gagnon ＆Parker，1995；Vance，1999）。

但是，对于性欲、性冲动、性与身体的认识使得建构主义者内部出现分化。部分建构主义者认为，虽然性行为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烙印，但是性欲本身可能是固定的；另一部分建构主义者则更进一步认为，即使是性欲望本身（比如人们通常所说的异性恋、同性恋、双性恋的性欲指向）在个体身上也不是本质的或一贯的，而是具有多种变化的可能性；激进的建构主义者则完全否定性冲动、性内驱力的生物学特征，甚至忽视性与躯体的关系（Vance，1999）。但是不论这些分歧有多大，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这种区别于社会文化影响模式的“性的社会建构模式”，为人们开始思考“性”是如何被历史文化建构的、是如何被实践参与者理解与标定的开辟了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