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理论与实践：重在坚实研究，不只注重意识形态

一、理论的认识

已经有文献比较详细地从如何判定一个“好的研究”、如何知道研究的“真实性”、如何知道研究结果是否有“代表性”、如何知道研究是否符合道德规范这几个方面介绍过质的研究的质量评价问题。该文献还从不同学术流派的角度介绍了各流派对于质量的不同评价标准，比如实证主义的评价标准、后实证主义的评价标准等（陈向明，2000）。

在人类学里面有一个经典的争议，那就是玛格丽特·米德（1988）的《萨摩亚人的成年》以及若干年后弗里曼对米德这个田野过程和质量的质疑（弗里曼，1990）。弗里曼认为米德更关心意识形态的成功（为了宣扬人类行为的后天决定论），而忽略了脚踏实地的研究。尽管有研究者著文声称这两者的争议并不构成相互冲突，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说明萨摩亚人是否真的如此还是如彼，但是这并不排除米德田野不扎实或者误解某些现象的可能性。

格尔兹有关巴厘岛斗鸡的研究可谓是民族志的经典之作，但是也有学者质疑真实情况是否真如格尔兹所分析的那样，该学者怀疑这是格尔兹自己的推断（克拉潘扎诺，2006／1986）。

如果说民族志的精彩并不排除因为资料收集的过程存在问题或者不够深入，那么定性调查也就不排除调查者根据自己的推断来分析资料的情况。尽管研究者的推断在定性调查中是允许的，但是笔者依然希望这种推断是建立在扎实的田野经验的基础之上的。研究者应该以严谨的治学态度，通过对研究过程的把握来提高定性访谈的质量。(www.xing528.com)

笔者认为，第一，定性调查的质量不是根据信息的“真假”来判定的，因为定性调查更倾向于去发现：为什么这个人这么说，而那个人却那么说？为什么这个人在这种情况下这么回答，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却表现得如此不一样？这个“为什么”及其背后的原因当然是定性调查的重点，却不是判定其质量的标准。

第二，定性调查的整体质量的判定，无疑跟评判者的价值观念和学术倾向紧密相关。笔者在前面关于“记录完整性”的慷慨激昂的争辩，就是最好的例子。

第三，所谓“质量”应该强调“深度”。这方面的论述已经很多，笔者不再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