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视研究者的生活逻辑：性病和艾滋病的公共卫生问题

四、审视研究者的生活逻辑

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往往是生活在不同世界里的人，看问题的逻辑是不一样的。即便是同为研究者，因为社会性别、年龄、阅历等方面的差异，各自也会有不同的研究逻辑。那么，研究应该从谁的逻辑出发？遵循谁的逻辑去提问？用谁的逻辑去分析？尽管韦伯很早的时候就提出过“移情的理解”，提倡站在对方的角度、从对方的逻辑出发进行解释，但是，这种提倡只是停留在方法论的层次，没有细化到“论方法”和具体操作方法的层面。笔者的感觉是，不少社会科学的研究者都会说“移情理解”，但是并没有真正地把这个原则落到实处。在实际的研究中，要做到真正的“移情理解”并不容易。笔者认为，作为研究者，我们至少应该审视自己的逻辑，不管是提出问题还是分析问题，都要时刻反思“这是谁的逻辑”。下面就是这方面的三个典型例子。

例1：男女两个世界的不同逻辑

早在1987年，潘绥铭刚开始调查性问题时就遇到下面这样一个事例。

潘：你有过婚前性行为吗？某女：没有。

潘：那你一定还是处女。

某女：也不是。

潘：这怎么可能？

某女：因为我爱过。

从男性世界的所谓科学的、逻辑的、客观的、事实判断的思维定式看来，这个女性必定是在圆谎，是在寻找合理化理由，甚至是在胡搅蛮缠。但是在女性世界的思维逻辑中，她要表达的是：我虽然有过性行为，但我认为那是爱，不是你说的那种“婚前性行为”（社会上贬义的用法）。接着你又问我一个生理事实，我也没必要隐瞒；因此我的回答一点也不矛盾。

也就是说，在这段访谈中，对于“性”与“爱”这两个关键词，男性询问者与女性回答者存在着巨大的社会性别冲突。

按照传统的“研究者主宰”的调查方法，男性调查者完全有理由把这个女性的回答看做是“撒谎”，或者强行给出“她在自我辩解”的“客观解释”。但是这样一来，其实就是男性世界对于女性世界的曲解，就是以男人的逻辑假设来取代女人的现实生活。既然如此，又何必去调查呢？

例2：男人的逻辑并不总是“客观真实”

1995年，劳曼教授的美国第一次全国总人口随机抽样的性调查结果发表了。其中，男人中拥有一个以上性伴侣的人的比例，远远多于女人中的比例。结果马上就有一些生物学家站出来说：这个社会调查百无一用，因为在一个相当大的总体中，男女有过多伴侣的比例必须大体相等，否则那些多出来的男人的性伴侣都是谁呢？总不能都是外国人吧？(www.xing528.com)

一时之下，劳曼教授也没有给出很好的解释，结果不仅削弱了一般公众对于社会调查的信任，甚至使得某些社会学家也心生动摇。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这个问题实在是太简单了：男人会把强奸女人也算做是自己的性行为，可是天下会有哪一个女人把被强奸也算是“自己的”性行为？这绝不是羞耻与否的问题，而是“行为究竟归属于哪个主体”的问题。对于任何一种女性不情愿的性行为而言，它都只能是“他（男人）的行为”而绝不可能是“我（女人）的行为”。在都不说谎的情况下，男人当然会报告“它”，而女人则绝对不会，因为这种“客观逻辑”不符合女人这个主体的生活实践。

也就是说，所谓“男女的性伴侣人数不对等”的问题，其实反映出女人的不情愿的性行为实在是太多了，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可惜那些生物学家即使不都是男性也都是按照男性世界的逻辑来思考，根本就缺乏社会性别的视角，因而才会提出这样一个伪问题，制造出一场浅闹剧。

例3：这是谁的问题

所有公共卫生领域的专家都关心“小姐”预防艾滋病的“问题”，似乎“小姐”们仅仅是因为不知道性病与艾滋病，才缺乏预防的积极性。可是我们的研究早就发现，这其实是“什么才叫问题”的问题。因为在“小姐”们的现实生活中，最值得关心的问题并不是（至少不仅仅是）性病与艾滋病，而是下列这样一些问题（按重要程度排序）。

（1）生意与收入（不是“改邪归正”，更不是“做活雷锋”）；

（2）安全，不被警察抓，不被老板或“男客”强奸与残害；

（3）生育问题，不要怀孕，将来要能够生孩子；

（4）保密，不被与自己有关的任何人知道。

总之，她们的最后的需求才是预防性病，而艾滋病更要靠后。

因此，性病、艾滋病的问题，是公共卫生研究者从自己的逻辑出发提出的问题；在“小姐”们的世界里，这至少不是首要的问题。用一位“小姐”的话来说就是：“艾滋病原来还有潜伏期啊，那你们说什么味道嘛。我现在就要养孩子，挨几年算几年。”

如果意识到了这一点，那么我们在预防艾滋病的时候，至少也应该考虑和关心“小姐”的职业健康与职业安全的问题，至少应该关注她们的生意状况、“扫黄”情况、警察与客人的暴力等问题。即使我们实际上也解决不了这些问题，但是最起码得表达出我们的关注和担忧。只有这样，她们才会觉得“原来你们也是人”，才有可能配合预防艾滋病的工作。

在“男客”的研究中，一个“三轮车司机”更是让笔者明白了这个道理。当聊到找“小姐”可能面临的风险时，他说：“做什么不是冒险呢？你看看我们街上，你被撞死了，人家还要你的钱呢，你把人家的车搞坏了嘛。”这话把笔者堵得死死的：我是从大学教授的逻辑出发，假设出这个风险那个风险，却没有从底层男人的生活逻辑出发来看看这些所谓的风险在他生命中的意义到底有多大。他们并非不珍爱生命，而是对于他们来说，“前半辈子命换钱，后半辈子钱换命”从来就是无可更改、不可逃脱的宿命。不了解这些，我们必然成了“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必然不能走近他们的世界来理解他们的行为与实践，也必然做不好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