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性格、个人魅力与处世能力
对于定性研究方法，中国学界往往更加强调各种社会因素的重要性，通常容易忽视研究者的性格和个人魅力。笔者则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感受：个人因素对于研究的影响非常重要，尤其是对于“性”与边缘人群的社会学研究。
（一）低姿态
笔者在教学实践中，从大一时开始就苦口婆心地告诫他们：所谓社会调查，其实就是“求爷爷、告奶奶”。我们应该时刻牢记，是我们研究者有求于被访者，而不是相反。因此我们不仅需要更加主动和“脸皮厚”，更要放下身段，甚至需要像“千方百计走后门”那样去做调查。
此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并不是说自视清高的调查者很多，而是说主流社会的人常常难以掩饰自己对于自己的良好感觉，往往在客观上无意中得罪了被访者。例如，有一次，一位性病门诊的医生邀请笔者四人去参观她的诊所。一推开门看到有女患者，笔者马上意识到，我们四个人一窝蜂地拥进去，必定会影响候诊者的情绪，因此立马退出。可是那位医生却仍然大呼小叫地召唤我们。这位医生其实是非常亲切和蔼、认真负责的人，但是她只是在笔者坚持不肯进去之后才意识到此举不妥。
（二）自己首先“脱敏”
如果我们自己脱不了敏，过不了“隐私屏障”，那么我们的姿态也就低不下来。
“脱敏”的主要方法就是把自己在研究中可能遇到的最丑恶、最肮脏、最不道德的情况全都聚集起来，在脑子里“放电影”，看看自己究竟能够接受哪些，哪些会引起自己心理上甚至生理上的恶心。这样做几次之后，心理承受能力就会有所加强。可是如果自己还是无法接受某些情况，那么就一定不要去调查研究这些现象。这也可以成为研究组织者挑选与培训调查员的方法之一。
（三）个人魅力(www.xing528.com)
在定性研究，尤其是田野研究中，研究者的个人魅力非常重要。这种个人魅力当然与性别、年龄、经历、见识、性格等都相关。简单地说，就是研究者也要有吸引被研究者来跟自己互动的魅力。这跟日常生活中交朋友的道理是一样的，谁也不会愿意跟一个极无聊的人谈话，除非出于某种利益的考虑。
笔者强调，研究是互动，也需要交换。一个见多识广、妙趣横生的研究者比一个沉闷的研究者要受欢迎，更能够提供给被研究者他所需要的信息和知识。所以，研究者自身能力的提高，不光是访谈技巧和经验的积累，还包括更广泛意义上的素质和能力的提高。当然这不是苛求每一位调查者都必须是幽默大王，而是提倡调查者事先就应该准备一些被访者喜闻乐见而且可以共享共乐的话题。例如，笔者研究团队中的年轻女性，往往跟“小姐”们聊一些在全国各地的其他“红灯区”里的所见所闻，结果很多时候这成了“小姐”们最喜欢听的故事。
那么最大的个人魅力是什么呢？就笔者对于弱势群体与边缘人群的调查而言，其实就是一个：坦诚。坦诚是化解阶层差异、性别差异、年龄差异等几乎所有人际壁垒的最好方法。坦诚可以“一俊遮百丑”，可以“一招鲜，吃遍天”。
但是坦诚不是天性，而是素质。如果我们希望获知别人的内心生活却不准备付出自己的真情，希望对方“竹筒倒豆子”而自己却“云山雾罩”，那么谁也不会认为这是坦诚。对于平素相对内敛的研究者来说，自己对陌生人的坦诚无异于一种牺牲。可是如果我们没有具备这样的为人之道，那么我们恐怕也就不具备做定性研究的起码资格。
（四）处世能力
笔者对于性产业的各项调查，主要集中于中下层“小姐”。笔者的理由是，这些“小姐”基本上没有表达自己的意愿的可能性，也基本没有办法预防对于自己的权益的各种侵害，更难以预防性病艾滋病。反之，那些工作在高档场所的“小姐”或者“二奶”这类“准小姐”则拥有更大的活动空间与发展机会，足以更好地保护自己。因此笔者才基本上不调查她们。
不过，会说的不如会听的。早在1998年潘绥铭给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讲“红灯区”的专题课的时候，也讲了之所以侧重研究中下层“小姐”的上述理由。可是课后，一位女学生评论说：“其实，你不去调查那些高档‘小姐’，是因为你斗（斗智）不过她们。”
这就涉及研究者自己的处世能力问题。虽然不能说初出茅庐的人就一定不能调查研究任何“水很深”的社会现象与人群，但是在研究策略上一定要坚持“真傻原则”而不能装傻。同时也不应该制定出“毕其功于一役”的研究计划，而是应该走累进式发展的道路。如此，不断地追踪调查或者反复调查才可以使初学者实现学术上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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