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龄、身份和经验在社会研究中的作用

二、年龄、身份（社会背景）和经验

首先，在“进入”这个环节上，以怎样的身份来自我介绍，会直接影响到研究是否可以进行下去。

无论是学者或学生，还是与政府部门有关的人员，都是处在社会主流的位置上。在有些研究中，我们与被研究者在社会地位上的差异是显著存在的。这种差异有一定的优势，但是更经常的是它会成为深入聊天的障碍。

还是以“红灯区”研究为例，分析研究者与“小姐”之间的社会地位。很明显，研究者是教授博士和研究生，“小姐”们大多数只上过小学或者初中。研究者是从北京的大学来的，可是对于北京、大学这些概念，多数“小姐”们不仅在地理上觉得是天各一方，而且在社会等级上也觉得遥不可及，因为她们基本上很早就知道自己不是“那块料”。研究者的身份被社会认可和尊崇，可是“小姐”们则处在非法和备受歧视的社会地位上。

在这样一种关系中，“小姐”们对于笔者的调查有两种反应：一是觉得受干扰，不明白一群平时高高在上的人怎么会突然到这里来跟她们打交道，因而戒备和抵触。二是漠不关心。即使在互相认识之后，她们虽然也会觉得好奇和羡慕，想了解研究者的大学生活，但是这只不过是她们生活中的一点点调剂，没什么人会认真。一些有个性或者对生活感悟较深的“小姐”，会自觉地抵制研究者，以保护自己最后的尊严。(www.xing528.com)

如果把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关系称为一种距离的话，那么距离就有两种：一种是垂直意义上的距离，即双方的不平等的社会地位；另外一种是水平意义上的距离，即双方作为个人的个体差异。后者对于研究是有利的，因为只有被研究者对研究者感兴趣，才可能具备交换的条件。前者对于研究是不太有利的，因为造就了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倾心交谈。唯一的解决办法，不是信誓旦旦地宣称平等，而是要靠“日久见人心”来慢慢缩小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距离。

如果研究者是任何一种与政府部门有关系的人，那么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权势关系就更加突出，更加具有强迫性。这也是笔者不鼓励在妇女收容教育所里访谈“小姐”的主要原因。试想，她们身处“囹圄”，每一个回忆都可能给自己带来额外的惩罚，不管来者是什么身份，她们怎么可能真实地说出自己以前的故事呢？反之，在“红灯区”这样的情境中，尽管“小姐”们受歧视的社会身份依然存在，但是毕竟是她们的“地盘”，而且人多势众，她们会警惕或者排斥研究者，但是并不害怕我们。这就形成了一种最起码的平等的情境。但是，在艾滋病的相关研究中，经常出现若干个研究者或者评估者一起访谈一个“小姐”的情况。这更像是审问，而不是学术意义上的调查，应当禁止。

与社会性别、身份联系在一起的还有年龄。年龄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有些社会性别、身份上的“缺陷”（不利于研究的地方）可以通过年龄来弥补。年龄不仅是一个生理概念，更是一个社会概念。它通常与社会经验联系在一起，是社会身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年龄大，容易被赋予“社会经验丰富”的形象，因此容易给人以信任感（例如老师访谈老板）；年龄小往往能够引起被研究者好为人师的心理（例如学生访谈“男客”）；同龄人则往往能够激起更多的共鸣和交心（比如学生访谈“小姐”）。因此，在进行定性调查的时候，访谈者和被访者之间的“年龄”关系也是需要被设计和反思的。

研究者的社会经验对于调查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定性研究。这种经验包括人际交往的经验、访谈的技巧，也包括个人的经历以及对于社会的较深刻的认识等因素，这里笔者不再展开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