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别差异对研究的影响不可忽视

一、社会性别差异对于研究的影响不容忽视

（一）概述

不同性别之间的访谈并不是不可能或者不可以，同一性别之间的访谈也并不一定就占优势，但是同性别访谈与异性别访谈的效果显然不一样。在不同的研究主题与研究对象中，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性别因素所带来的影响也不一样。

比如，在针对“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的全国随机抽样定量调查中，笔者要求调查必须在封闭的房间内一对一地进行，调查员与被访者之间是同性别的关系。这主要就是为了化解潜在的性别不适。

如果访谈者是男性，被访者是女性，被访者就很有可能产生不舒服、甚至是被性骚扰的感觉。即使男性访谈者受过严格的脱敏训练，被访的女性多少也会觉得尴尬，即使她们勉为其难地接受调查了，心里也会忐忑不安。反之，如果访谈者是女性，而被访者是男性，如果访谈者和被访者年龄相仿，或者访谈者是年轻女性，也不能完全排除被访者可能因为谈论性话题而性唤起的情况，甚至可能骚扰访谈者。

当然，在“红灯区”考察中，笔者（团队）有过男性访谈“小姐”、女性访谈“小姐”、男性访谈“男客”、女性访谈“男客”这几种情况的经历。访谈的内容不一定是涉性的，也可能是了解其他的一些相关情况。

笔者的总体感觉是，这几种情况各有优势，不见得如一些研究所言，男性在访谈“小姐”和“男客”的时候就一定具有优势（袁岳等，2003），女性就没有办法进行“红灯区”的访谈。笔者认为，我们需要从方法学的角度来分析性别对于研究的可能影响。

男性也有可能研究“红灯区”（潘绥铭，1999，2000）。在“小姐”看来，任何男性首先是一个潜在的客人，或者说“小姐”由于工作的需要，不得不首先与男人搭茬。因此，在进入的阶段，男性研究者可能更容易接触到“小姐”。反之，在“小姐”看来，一个女性到“红灯区”里面来，这本身就比较奇怪，因此很可能一开始不愿意搭理女性研究者。

但是，随着调查内容的深入，情况就会反过来。女性研究者通常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来结识“小姐”，但是一旦取得她们的信任，就会比男性研究者具有优势。笔者最明显的一个感觉是，女性研究者更容易更多地了解这些女孩的情感经历和生活上的琐碎信息，而这些恰恰是深入调查所必不可少的。

反之，男性研究者了解得更多的是社区内的各种关系，包括男老板、整个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结构，以及涉及“小姐”和“妈咪”们的重大事件，但是在深入细致的感情体验和内心想法等方面则不如女研究者，甚至很难了解到这方面的情况。这些日常生活中的琐碎信息往往不是通过一次“性”访谈得到的，而是通过平时逛街、聊天、谈心得到的。在这方面，女性，尤其是年龄相仿的女性研究者的优势就更加明显。

由于鲜有社会学调查的文献记录过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性别”方面的考虑与反思，所以，笔者还是以自己的实践为例展开论述。

（二）女性研究者调查“男客”的经验分析

一般人认为女性研究者不可能调查“男客”，但是经过尝试之后，笔者认为这是可行的。异性间访谈同样具备其优势和劣势，只不过由于侧重点不同而不同。

首先从进入的角度看，在“红灯区”考察的过程中，有些“男客”主动要求跟我们聊。因为他们觉得好奇：居然会有女大学生在“红灯区”里面做研究。

下面是笔者当时的几个记录。

进包厢亮明身份与客人谈

接触：一会儿S姐进来说，有个人点到我，问我跟他聊聊天行不行。我一看那人有点犯怵，而且他要求到里厅谈，我就没答应，但又想能不能借此试一试调查“男客”。4点多进来一辆车，S姐说有人点我，要我陪聊聊，我没答应。一会儿S姐又出来说，那人（张哥）很不错，是有学问的，让我放心。我说，我进去可就是要调查的，她说，你只要不太过分就没问题，就拉着我进去了，做了介绍。小J（一个坐台“小姐”）和另一个男的在后面。我跟张哥在前面。我们坐

在小OK厅里，有6张大沙发，有台VCD机。

访谈体会：我的感觉是那个男的老想黏住我，基本上没什么聊头。话题都是围绕着他如何帮助几个大学生走出这里（性产业）。并且，从始至终这个男的都不相信我是个纯粹的访谈者（即认为我是潜在的“小姐”），中间看了三次我的身份证。即便如此，走的时候，他还试图拉我的手。所以总体而言，效果不好。

发廊门口聊天式

接触：傍晚和另一位女研究生坐在一家歌舞厅的门口，“小姐”大部分都进去做生意了。有辆车来，L哥说有客人想让我们跟他们聊天。我跟那位同学说，在外面可以，在里面不行，没答应。我们就走了，刚走到拐弯的地方，李哥开着车过来，说在外面也可以，说有两个人知道我们是大学生，所以想见见。

门口有两个男的坐着，还有两个是司机。司机进去点素台了，还有几个人可能也进去了。跟我聊天的那个人是个大学生，我一来就告诉他，我是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的研究生。他对于这个专业本身没有多大的评论，只是问我对中国的性现状有什么看法等。就这样聊上了。

还有一次，我跟“小姐”聊天的时候出来一个男的，听我说普通话，就说：“这里还有说普通话的？”慢慢就聊上了。

访谈体会：这种聊天基本上是客人主动跟我们聊，所以相对比较容易。但是，能主动跟我们聊天的男人，大都文化水平比较高，对于性病艾滋病知识知道的也比较多。我们以聊天的方式所访谈的对象中，这样的占多数。(www.xing528.com)

结合以上的笔记以及笔者后来针对“男客”的一次专门调查，对于女研究者接触“男客”，笔者可以这么概括：

●“男客”容易对女研究者产生好奇，而且不少男性有吹牛的习惯，尤其是那些比较老到的“男客”在面对年轻的女研究者的时候，这种情况比较常见。因此才会出现笔记里所描述的男客人主动找女研究者聊天的情况。

●女研究者容易被认为是潜在的“小姐”，尤其是在“红灯区”这种情境中。

●单独的情况下，女研究者最好不要进包厢进行一对一的访问，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进入访谈应有的氛围。

●可以谈论性方面的话题，但是对于细节性和感受性的话题则难以深入。这一点在笔者那次专门针对“男客”的研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当时有两个女研究者和两个男研究者，均受过性社会学方面的培训和脱敏训练，有过很多经验；但是女研究者所得到的性方面的信息就不如男研究者的细致、深入。

●女研究者如果访谈“男客”有关性关系和性实践方面的话题，首先需要脱敏训练；笔者的感觉就是要像说吃饭一样地谈论性的话题。唯有这样，对方才不会觉得尴尬。但是，谈论如果过于开放也有隐患：有一些“男客”会认为你这个女研究者比较随便，有一定的被骚扰的风险。这时候的自我保护意识与技巧是必需的。

同样的道理，男性研究者也可以研究“小姐”，但是并不必然就比女性研究者有优势或者劣势，而是取决于“小姐”的差异性和各自的特点。

总而言之，社会性别对于定性和定量调查的影响是存在的。无论是进入调查的情境和氛围，还是访谈所得信息的深度和真实性，都会受到社会性别因素的影响。只是由于研究主题的不同、调查对象的不同，这种影响的大小会有所差异。这种影响需要被作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权势关系”的一个方面，纳入到社会科学研究中进行分析和反思。

（三）社会学研究中社会性别问题的学术意义

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社会性别关系的考虑不仅适用于性社会学调查，也适用于任何涉及“人”的社会科学研究。

第一个具有学术意义的问题就是：我们在研究中必须坚持什么？究竟是双方的生物性别必须同一，还是研究者必须具有社会性别的视角与方法素养？

笔者显然坚持后一种主张。

按照社会性别分析的基本理论，人的性别归属并不完全是由生物构造决定的，也是由社会文化构建的。一个研究者不光要看研究对象的生理性别是男还是女，还要看该人的价值取向、性别立场与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也就是说，虽然在目前的中国，身为生物的男人却持有女性主义视角的研究者还为数不多，但是反过来的情况却相当普遍。例如，在关于艾滋病传播范围的某项国家级的研究中，虽然参加者有很多女性，但是在报告中却“忘记”列出女性被传染的情况。这就是所谓缺乏“社会性别的视角”、“女人研究出男人的结果”的最简单例子，这种情况在国际上也并不罕见。

因此笔者认为，最重要的问题并不是男人能不能研究女人或者相反。无论研究者是男还是女，也无论研究的对象是男还是女，我们能不能自觉地采用社会性别的视角、立场与方法才最关键的。如果做到了，那么无论是谁研究谁，都是具有社会性别意识的成果，否则就是传统的男权至上主义的产物。那种所谓“女人研究的才是女人的”或者相反的说法，其实都是对社会性别分析基本理论的误解甚至是背弃。

第二个具有学术意义的问题是：社会性别这个因素，在我们所研究的问题中究竟占有多大的比重？

笔者研究最多的是性产业、“红灯区”和“小姐”。这似乎是最“性别化”的社会问题了。可是笔者发现，至少对于“小姐”、“妈咪”与老板的实际生活来说，发挥最大作用的因素其实并不是所谓“男人与女人之间的权势关系”，而是社会阶层的不平等。例如，“妈咪”与“小姐”同为女性，可是她们之间的社会不平等关系对于“小姐”的生活的影响，远远超过“男客”与“小姐”之间的不平等关系的影响，何况老板中也有许多女性，她们对“小姐”的剥削与欺压并没有因为同为女人而有丝毫的减少。同样，警察（包括各种“治安队”）与“男客”也都是男人，可是他们对于“小姐”的威胁程度却不可同日而语。

这并不是说仅仅从社会性别的角度出发所进行的研究就一定缺少意义，更不是说不应该进行这样的研究；而是说，性别不平等及其首要性应该是研究的结果，而不应该成为研究的预设。

对于笔者的访谈操作而言，正是因为具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研究团队中的男性才能不与男老板们“同流合污”，女性研究者才能以平常心去访谈“男客”。

具有学术意义的第三个问题是：在访谈的操作过程中，研究者的社会性别身份其实是动态可变的，问题是关键在于研究者自己是不是充分地意识到并运用这一特点。

性别因素不是单独起作用的，它和年龄、研究者的其他身份、现场表现等是联系在一起的。它们之间既可能互相促进，也可能互相抵消，从而形成一个超出单纯的性别身份的整体形象。这个新形象可能有助于也可能有损于笔者的访谈及其效果，这全靠我们自己来把握。

例如，潘绥铭身为男性，按理说是不利于访谈“小姐”的，但是他的年龄足够老，教授的身份又被社会推到了足够崇高的程度，再加上个人形象“通俗易懂”，接人待物“经济实惠”，结果就在“小姐”心目中形成了“爷爷”这种“性别淡化”的形象，所以调查“小姐”的收获也就更多些。有位听课者这样总结：“光看你的书，我不相信你能调查‘小姐’；看到你的人，我就相信了。”

反之，笔者的研究团队中的年轻女性之所以能够访谈一些“男客”，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由于成功地营造出“小书呆子”的整体形象，从而淡化了性别色彩，客观上也更多地保护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