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笔记的多种技巧和方法

二、做笔记

做笔记是比较经典的做法，不管是田野考察还是一对一的访谈，笔记都是调查者用来记录资料的最主要方法。一般的有关调查方法的文献中都会提到如何做笔记，尤其是观察笔记。比如，纽曼的《社会研究方法——定性和定量的取向》就比较详细地概括了笔记的各种类型，包括速记笔记、直接观察笔记、推论笔记、分析性笔记、访谈笔记等；此外还可用表格、地图等方式来记录（纽曼，2007）。

（一）笔记的形式

从笔者自己的研究经验来看，笔记的形式主要有以下三种。

第一种是现场的完全记录。在没有录音的情况下，最好有一个比较专业的记录员。记录内容要尽可能地事无巨细，无所不包。

第二种是现场记录要点。在没有录音的情况下，要比较详细地速记，而且需要回去及时地整理。

第三种就是事后追记。它就是在现场没有记笔记，而是在用脑子记，这需要回去后及时整理。这在田野考察中经常会碰到。笔者的“红灯区”考察最常用的就是这种方式。因为我们采取的是参与式观察，包括旁听、闲聊和观察等，如果观察者在发廊里坐着的时候拿个笔记本做记录就会显得非常突兀。首先是“小姐”、“妈咪”和客人都不允许；其次是会严重影响当时的情境，突出调查者的位置。此外，在大街上边走边聊的时候，也没有办法记笔记，只能是当天回到自己的住地后马上把记得的情况记录下来，记下多少是多少。有些内容肯定是会忘记的，但是隔天也可能会想起来，可以再补记。

（二）纽曼的操作手册

纽曼总结了一些记笔记时应该注意的事项，虽然在不同研究项目的实际操作过程中情况会有所不同，但是还是可以供我们借鉴的。（纽曼，2007）

●在每个实地研究阶段结束后尽快记下笔记，在观察尚未被记录下来之前不要与他人交谈。

●每一次实地访问的笔记，都从新的一页开始并记录时间和日期。

●大略记录下重点、关键字词或说过的第一件或最后一件事，只作暂时帮助记忆之用。

●两边留下较宽的空白，以便随时添上新的重点。如果事后想起什么，随时回头记下。

●为打印笔记做准备，将不同层次的笔记分开，以便将来找起来方便。

●依序将发生的事件记下，并记下事件持续的时间（例如：等了15分钟，坐了一小时的车）。

●记下的重点要尽可能具体、完整和详尽。

●使用常用分段符号和引号。最好记下用到的语句，用双引号标注，用单引号表示改写后的用语。

●记下当时并不十分重要的、很琐碎的谈话或例行性的谈话；也许之后这些谈话会变得很重要。

●“跟着感觉走”，并且快速将它记下，不要担心拼写问题或“想法过于疯狂”。

●确保没有人会看你的笔记，可以使用假名、代号。

●绝对不要完全用录音来代替田野笔记。

●做出图标或情境地图，并且大略叙述在观察期间，自己与其他人的活动路线。(www.xing528.com)

●笔记中记录下调查者所有的话语和行为，另以单独篇幅记录下自己的情绪反应与想法。

●避免使用评断性的与概括性的词语。例如，尽量避免记下“好恶心的水槽哦”之类的内容，而是记录为“水槽充满铁锈，好像好久都没有人清洗过。食物残渣、脏碗筷好像被搁在这里有好几天了”。

●定期重新阅读笔记，记录下重读时产生的想法。

●要预留多份备份，将之锁好藏好，并将备份分藏于不同地点，

以防火灾。

（三）笔者的补充

作为“主位研究”的提倡者，笔者希望增加以下这些最要紧的注意事项。

●详尽地记录被访者的衣着打扮、举止风度、形体动作、情绪态度、表情神态等。

●记录访谈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干扰、停顿、意外事件等。

●记录下自己（访谈员）究竟是怎么询问的，或者访谈是从什么样的话题上引出来的。

●抓住被访者所说的每一个特殊用词，因为它们可能是这次访谈的最大收获。例如，一位小学三年级文化的“小姐”在她的主动表述中使用了“情有独钟”这个词语。这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恐怕够笔者研究一阵子的。反之，如果在访谈员的笔记中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那么我们就很有理由怀疑他的记录是否准确。

（四）笔者的反思

以下是笔者的笔记的摘录。

反思一下我的记录中出现的问题，现一一列举如下。

第一，在这段记录里，我自己当时的谈话部分都没有记录下来。还好，毕竟是自己的经历，靠回忆还能够记起大致的情况，而且根据对方的聊天内容，大致可以判断我当时的话。但是这毕竟是一个缺陷。

第二，这是事后记录的，所以很难说准确地记录了原话，也很难记录下所有的东西。我做了一个试验：一个小时的谈话，如果靠录音，可以有一万多字的文字材料，而靠事后追记，尽管是当天记录，一般也就记下两三千字。信息的流失和选择性记忆非常突出。

第三，这个记录不是按照当时聊天的顺序进行的。先想起哪个了就先记哪个，再想起来了又补充进去，因此这样的记录很多时候只能是大概看个意思，看看调查者认为精彩的一些片段，很难做严格的文本分析。

需要指出的是，这不光是笔者一个人的问题，也是初学者很容易出现的问题，尤其是在非正式访谈的情况下。否认这些问题是没必要的，我们只能是随着经验的增长，不断地弥补这些缺陷。与录音的记录相比，无论如何记笔记，都缺乏完整性。

进一步追究下去，这又回到“我们究竟要调查什么”的“千古一问”。笔者也只好不厌其烦地再说一次：如果定性调查重在理解对方“这个人”而不仅仅是“那些事”，那么访谈者在促膝谈心中所获得的感悟就是最重要的，即使那些资料是随后追记下来的，即使它是不够完整的，也仍然是重于一切的。再完整的记录，也不是为了给别人提供原材料，而是为了提醒亲自访谈的那个人进行拾遗补阙。如果访谈者看完了自己的现场记录，却得出大相径庭的认知，那就只能说明这位访谈者还不够合格，白白浪费了一次亲密接触的访谈。

说到底，纯学术也仍然存在着利益之争。那些把访谈感悟的追记贬低为“现场笔记”（field note）的学者，把录音记录奉为“最原始的资料”的学者，其实仅仅是因为他们自己无法亲临其境，无法获得现场的访谈感悟，只能靠阅读别人的资料来写文章。说白了，他们充其量只能成为文本分析人员（那根本就不属于社会调查的范畴），所以当然要把录音记录包装成一个学术神话。

反过来说，笔者一点也不想隐瞒自己的利益所在。作为调查实践者，笔者当然要鼓吹“去了就比没去强”。这已经不是理性之争了，其胜负只看哪一方能够争取到更多的认同。区别只在于笔者敢于公然申明自己的价值取向，而反方却不得不躲在“纯学术”的外衣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