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主体构建”视角强调被访者生活情境的三种方法意义

五、三种方法的意义：实践“主体构建”的视角

（一）层层递进：主体呈现与双方互动的扩大

在此前的章节中，笔者已经提出过社会科学研究中“主体构建”视角的重要性，强调被访者的主体表达以及研究者与被访者的互为主体性。本节则进一步从“论方法”的角度，对主体呈现与互动的概念进行扩展，从而分析这三种方法所体现的各有侧重的方法论意义。

聊天的关键是“共述”而不是“问答”。它体现的是研究者与被访者之间的互动，考察的是被访者在这种互动关系中的主体呈现，而研究者自身的主体性则体现为激发谈话与参与交谈。

旁听的对象已经不仅仅是被访者，而是主体的扩展。旁听的关键是实现“共景”，而不是仅仅倾听。在旁听中，研究者互动于被访者的人际关系，旨在考察被访者在自己的人际关系中的主体呈现。

体验所追求的理想境界是“共情”，而不是“客观测量”。它体现出研究者与被访者的生活情境之间的互动，强化了研究者的身临其境的理解与反思。

这三种方法在“主体扩展”与“互动扩大”这两个意义上层层递进。这样，研究者才能够在层层扩大的互动中理解层层扩展的主体呈现，笔者所提倡的社会科学研究“主体构建”的视角也才能够在操作方法的层次上得以实现，从而成为笔者“论方法”的范例。

（二）共同运用：以多元化的渠道贴近研究的“整体性”

首先，三种方法的特点不同，收集到的信息当然是多渠道、多侧面的，因此三种方法必须共同运用才足以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全貌。

其次，各种信息可以相互比较。其意义不在于证实或者证伪，而在于发现更多的差异，尤其是差异背后所蕴涵的深层次的内容与意义。

这三种方法的最大特点就是都以强调被访者的生活情境为前提。所谓共同运用也就是要求研究者务必与被访者在一个共同的时空和情境中相处，务必把调查对象置于其社会网络与日常生活世界之中进行分析。这是单纯的访问调查所无法比拟的。其最大优点是避免以“表面事实”误导我们对于“深度事实”的认识。研究者必须从被访者日常生活的逻辑出发，探究“事实”背后的意义（杨善华，2005），从而以多元化的渠道，不断贴近定性调查的灵魂——整体性原则（求全法的原则）。

（三）重释“真实”：以方法来支撑方法论

在资料收集过程中，不论我们如何理解，“真实”都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根本问题（杨善华，2005；潘绥铭，1996）。

从笔者所提倡的“主体构建”的视角出发，所谓“真实”并不是客观的、可测定的“实体”，而是主体呈现出来的“主述”（潘绥铭，1996）。因此对于任何社会调查来说，所谓“追求真实性”并不是“挖掘宝藏”，而是“创造条件”，也就是研究者应该千方百计地创造出能够让主体更加自由自在地呈现自己、研究者足以更加深入全面地融入被访者的生活世界的那些条件、时机、环境与理由。

因此，在本节所论述的三种方法的运用中，关于真实性的讨论可以在三个方面得到发展。

首先，研究者并不是简单地接受“被访者说什么就是什么”的逻辑，而是把聊到的与听到的、看到的、体验到的信息综合起来进行比较分析，以便获得“主体在互动中呈现出来的真实”。

其次，运用这三种方法，其真实性的讨论目标已经从被访者的“主述”扩大到其呈现，而且扩大到被访者处于其人际关系中的呈现、处于生活情境中的呈现。这就是“主体被扩大后呈现出来的真实”。它既包括被访者无可表述或者无法表述的那些情况，也包括被访者并没有意识到的情况。

最后，由于这三种方法都格外强调融入，因此最终得到的其实是研究者基于对被访者生活与逻辑世界的了解与理解而实现的“双方共同构建出来的真实”^[21]。这应该是定性调查的理想境界。

总之，主体构建视角下这三种方法并用的方法论意义，不在于是否增加了“真实性”，而在于它在一个更为细致的层面上重新解释了“真实”这个像噩梦一样久久缠绕在中国社会调查事业头上的概念。

参考文献

［美］劳伦斯·纽曼．社会研究方法——定性和定量的取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陈庆德等．民族志文本与“真实”叙事．社会学研究，2006（1）

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风笑天．社会学研究方法．2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胡鸿保，陆煜．从林耀华到路易莎——贵州苗民人类学研究视角的变换．http://www.sociologyol.org/yanjiubankuai/fenleisuoyin/fenzhishehuixue/shehuirenleixue/2010-03-18/9796.html

潘绥铭．存在与荒谬——中国地下“性产业”考察．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

潘绥铭．生存与体验——对一个地下“红灯区”的追踪考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潘绥铭．社会调查何为真实：兼谈问卷调查法与个案访谈法的争论．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6（16）

宋蜀华，白振声．民族学理论与方法．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

杨善华等．作为意义探究的深度访谈．社会学研究，2005（5）(www.xing528.com)

黄盈盈．深圳考察日记．见：潘绥铭等．小姐：劳动的权利．香港：香港大道出版社，2005

潘绥铭，黄盈盈，王洁，刘中一．情境与感悟：西南中国三个红灯区探索．高雄：万有出版社，2005

黄盈盈．对A市与B市发廊小姐专业化的情况的考察与分析．见：北大清华人大社会学硕士论文选编．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

潘绥铭，黄盈盈，王洁，刘中一．“男客”的艾滋病风险及干预．高雄：万有出版社，2008

潘绥铭等．呈现与标定——中国“小姐”深研究．高雄：万有出版社，2005

潘绥铭，黄盈盈．“主体建构”：性社会学研究视角的革命及本土发展空间．社会学研究，2007（3）

【注释】

[1]潘绥铭在《存在与荒谬——中国地下“性产业”考察》一书中对社区考察这种方法有过定义和介绍，并以“红灯区”为例阐明为什么采用社区考察这种方法。

[2]整整7年之后，孙姐全家来北京旅游时，还专门到中国人民大学来拜访我们师生。

[3]参见刊于《江淮论坛》，2011（1）的同名文章。

[4]国内的论述已有一些，尤其在人类学界，比如张海洋给《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的代译序《好想的摩洛哥与难说的拉比诺》（2008）；周华山：《女性主义田野研究的方法学反思》，载《社会科学研究》，2001（5）。

[5]参见各教科书。

[6]从1996年开始，笔者与合作者一起累计定性调查过13个“红灯区”中的1 076位“小姐”、相关人与旁人，共出版过专著7部。不再一一列举。

[7]为达到“整体性”的目的，各种方法的综合运用是必要的，而且，这个“各种方法”包括了听、说、看、体验，甚至如笔者的一位人类学朋友所说的还包括嗅觉和味觉等，即便是“说”和“听”本身也包括很多种。但是很少有方法学文章把这“各种方法”加以落实，加以明确地、详细地分析。鉴于“观察”（看）、“访谈”已经比较多地被论及，笔者着重挑出“聊天”、“旁听”和“体验”这三种具体的调查策略加以分析；意不在穷尽定性调查方法，而在于抛砖引玉，引起“论具体方法”方面的讨论。有关整体性的论述，参见［美］马歇尔，罗斯曼：《设计质性研究》，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8；胡中锋、黎雪琼：《质的研究之反思》，载《广州大学学报》2003（11）。主体、互动、整体性以及本书后面所分析的情境等都不是新概念，以往教科书在方法论层次上都有过介绍。但是，从已经发表的定性调查结果来看，这些概念并没有被贯彻到具体的调查方法之中。

[8]有的教科书专门介绍过实地访问（无结构的、深度的、民族志的、开放的等）。这已经比较接近本书所说的聊天，但是其“调查者去挖掘”的特点还是相当显著，比如需要当场记录，带有比较多的提问等。参见［美］劳伦斯·纽曼：《社会研究方法——定性和定量的取向》，496～49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9]这种情况在“求同法”调查中司空见惯。有关定性调查中的求同法、求异法、求全法的论述，参见黄盈盈、潘绥铭、王东：《定性调查：“求同法”、“求异法”与“求全法”的不同性质》，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4）。

[10]全息全程并不是指记录下所有的谈话内容，而且笔者不鼓励使用录音，甚至不鼓励当场记笔记，而是主张事后追记。尤其是对于敏感话题、敏感人群的调查，这点更为重要。这是因为，录音与笔记强化了“被研究”的情境，不利于被访者的自由呈现。我们所强调的是对于重点信息、生动语言的记录，包括调查者的参与谈话以及调查者的感受。当然，如果需要对会话进行严格的语言学分析的研究，聊天调查的方法则不适用。

[11]许多学者已经在方法论上强调了研究者的生活积累的重要性，但是尚未贯彻到具体调查方法中去。

[12]这方面的论述已经很多，不再一一列举。

[13]具体事例可以参见潘绥铭等：《情境与感悟——西南中国三个红灯区探索》，高雄，万有出版社，2005。

[14]在笔者另一个“身体”研究里面，我们专门分析过在不同的语境和情境下女性对于“性”和“性感”的不同表达，这些表达有的时候是冲突的。参见黄盈盈：《身体·性·性感：对中国城市年轻女性的日常生活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15]大多数教科书都介绍过情境的重要性，都要求要把情境记录下来，但是却没有意识到对于情境的体验与感受才是定性调查更为重要的内容。对此，本书不再展开分析。

[16]韦伯很早就提出过“移情的理解”，笔者认为其目标和最佳效果就是达到“共情”。

[17]现有文献大多停留在调查后的反思或者事后写作中的反思，而笔者更加强调在调查过程中的、此时此景中的反思，因为这才是定性调查的最大优越之处。

[18]尽管一个小姐说：“你要是想了解我们的生活，你就得干这行。”但是笔者不能苟同。这里存在一个距离的问题。人类学领域有过较多的论述，这里不展开分析。

[19]对于研究中的伦理问题的探讨，参见黄盈盈、潘绥铭：《中国社会调查中的研究伦理：方法论层次的反思》，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2）。

[20]在调查实践中，“愚蠢的提问”屡见不鲜。参见潘绥铭、黄盈盈：《反思“观念调查”》，载《学术界》，2009（2）。

[21]我国学者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已经很多，此处不再罗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