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共情：体验与感悟
笔者曾经把一本定性研究“小姐”的书取名为《情境与感悟》，意在表达切身体验和感悟是定性调查方法的灵魂，是诠释“为什么”之类的定性研究问题必须采用的方法之一。很遗憾的是，不管是既有的教科书还是论文，都尚未把“体验”作为一种调查方法加以总结、分析与论述。[15]
（一）界定与说明
体验是研究者对于被访者的整个生活情境的理解与感受，是研究者与被访者的生活情境之间的互动。它最终要实现的是“共情”，也就是能够像“其中之人”那样来理解、表述与解释所要调查的目标。[16]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研究者必须把自身作为被研究对象放入整个调查之中，通过反思研究者与被访者的生活世界之间的差距，来领会后者所包含的全部意义，从而实现对于被访者的整体理解，以便更好地分析和解释调查目标。
体验的前提条件是身临其境、自我纳入，操作要领是思索差距、琢磨意义，最终目标是融会贯通、“仿真反映”。只有如此，研究者才能在调查过程中获得感悟，而不是仅仅获得一些文本。
这一过程绝不是出现在调查之后，而是贯穿于调查的整个过程之中。[17]在笔者前述的两种调查方法中都必须加以体验才能更好地实现研究目标。
如果缺乏了这样的体验，不论聊天与旁听做得多么好，不论使用其他多少的定性调查的方法，研究与调查也只能是客位的或者客观测量主义的，只能从研究者的假设与逻辑出发来解释调查中所获得的资料，而这种解释在被访者看来却完全可能是个笑话。
如果缺乏了这样的体验，所获得的资料只能是支离破碎的，只能是空穴来风，甚至可能是海市蜃楼。缺乏体验的调查只能成为似是而非的“求同法”定性调查的依据，却与真正意义上的定性调查（求异法、求全法）风马牛不相及。
（二）举例说明与分析反思
例一：从体验到解释
第一次在“红灯区”调查时，刚开始充满猎奇和冒险的忐忑不安心理，第一次去发廊全程低着头，一看到男的进来就脸红；但是，半个月后笔者就可以跷着二郎腿观察“小姐”、“妈咪”和客人之间的扯皮、挑人和打情骂俏。这期间，笔者经历了从“入侵者”到“圈里人”的逐步融入的过程，融入的程度到了就连笔者自己都觉得非常顺理成章、自然而然的地步。[18](www.xing528.com)
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体验，对于某些为人瞩目却众说纷纭的问题，例如女孩子为什么进入性产业，笔者就足以从自己的体验出发做出解释：在种种因素之中，情境非常重要。“红灯区”里那些初来乍到的女孩子们往往不为所动，但是在夜以继日的耳闻目睹之后，少不更事的她们就难免心旌摇曳，开始入乡随俗，最终成为“小姐”（黄盈盈，2005）。
有了这种体验与思索之后，笔者3年之后再去相距千里的另外一个“红灯区”调查时，虽然当地人守口如瓶，但是研究小组很快就发现了老板们正是因为充分运用了情境的力量，才把当地变成“‘小姐’培训基地”的。他们先把女孩子从劳务市场上招来当“放碟的”（播放音乐），然后逐步说服她做“素台”（无性的三陪），最后再劝她出台（从事性工作）。只要老板能把女孩子置留在“红灯区”的生活之中，那么这一过程最短的只需要一个星期。（潘绥铭等，2005）
例二：由体验而发现
在一些惨淡经营的“红灯区”里面，生活其实非常无聊。有一段时间，笔者需要天天去地摊找盗版小说来打发时间，因为不可能天天遇到新人，也不会天天发生新奇的事情。正是在这种生活中，笔者的这种无聊最终与“小姐”们的无聊实现了相通：你能够感觉到“小姐”们一天到晚没有一个“生意”的那种无聊，有时候真恨不得帮她们去拉一个“生意”；你也就能体会到“做生意”对于“小姐”们的生活的非经济学意义。
只有在“红灯区”中与“小姐”们朝夕相处一段时间并且获得了这样的体验之后，笔者才能够发现当前中国预防艾滋病工作中的一些谬误。
“小姐”们首先是害怕没生意；然后是害怕怀孕，害怕流产（以后不能生小孩）；害怕被警察抓和罚款；害怕客人使用暴力；害怕性病（耽误生意）。在胆战心惊地应对这一系列的临头大祸之后，“小姐”们才可能去害怕艾滋病。
在这样的生活中，如果研究者对“小姐”们前面的所有恐惧都一无所知或者置若罔闻，却想当然地研究“艾滋病高危行为”，往轻里说这是研究的徒劳无功或者说是谬以千里，往重里说就是对“小姐”们的欺压。[19]
例三：体验在于反思与积累
体验，还需要不断反思自己的想法与她们的想法之间的差异性。这里的“不断”不仅指某一次调查，更指连绵不绝的研究过程。
例如，在健康、道德与赚钱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个研究主题上，笔者早年曾经认为，越是能意识到并做到在懂得并敢于保护自己的前提下多赚钱的“小姐”，其专业化程度就越高。可是在后续的多次调查中笔者逐步体验到，在“小姐”自己看来，赚钱、传统性行为道德（刻板的性交方式）、健康这三者之间是需要权衡的。笔者相处过的大部分较低层的“小姐”都认为，传统的性行为道德比赚钱和健康都重要，因此她们宁可拒绝或者放弃一些“生意”，也不肯从事口交尤其是肛交（黄盈盈，2004）。笔者由体验而总结为：钱与健康的多少都只是改变了她们的生活内容，而违背性行为中的古老农村道德却根本改变了她们的生活的性质。
反例也有。在预防艾滋病的调查中，一个矿工曾经笑话笔者：“我们明天都不知道会不会被砸死，你还问我戴不戴安全套？”（潘绥铭等，2008）也就是说，如果缺乏了处于他们的生活之中的体验，就连调查老手也会发出“愚蠢的提问”[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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